身為草莓族，我們被視為是承受不了壓力的一群，而事實是，我們的社會從不能面對時局的改變，只能取巧地怪罪我們留出的血汗，說那是不爭氣的草莓醬。

也許是太為草莓們擔憂，長輩總是耳提面命地要我們勇敢走出自己的路、大膽逐夢、發掘自我潛力……但是，我們所實際面對的，卻是節節攀升的失業率、每況愈下的平均薪資；就業市場的不友善，使得剛畢業的青年畏懼踏入職場，紛紛逃到澳洲當台勞；或立即投身公職考試，在南陽街開始一段不知何時結束的補習生活，就等擠進公職窄門的一天。什麼發掘自我潛力、什麼大膽創新，都比不過厚重的公職參考書來得實際（最好一進大學就將此視為志業，在畢業時方能立即報考）。更為實際的是當前政府要我們拋開成家立業的夢想，因為房地產是政府拼經濟的籌碼，若要當作安身立命之處，那可能顯得太奢侈。

草莓族接收的價值觀是矛盾的，例如我們常被鼓勵要創新、要有創意，但其實當完成學業後，我們卻只被期待能搶一個鐵飯碗，「沒飯吃我看你要創新到哪去」他們如是說。

或是幾年前開始盛行的旅遊打工，我們被鼓勵走出臺灣、拓展視野；臺灣的產業對新鮮人並不友善，雖然在他鄉做著勞力輸出的粗工，時薪卻是臺灣的好幾倍，拼一點，一年就能存一百萬。然而，回到臺灣面試的老闆卻說，「你去那裡殺豬砍柴，對你未來的工作有什麼經驗上的幫助？」

（編註：「南方週末新年獻辭事件」引起中國各界聲援。詩人孟浪說：「錄舊作誌新事」，這兩首詩，分別寫於1991年10月和1989年9月，對於2013年的中國，依舊讓人深思。）

如夢中國初醒時

之一

正午的睡意也影影綽綽，這隻猛虎
吞噬我，直到天空布滿恐怖的晚霞
我不會說不是我的血還會是什麼

街上剛轟隆隆拖走了一個種族的屍首
被吃剩的手臂也在一起努力
猛虎的身影，優雅地撲入懷中的黑暗

失去族姓的人們，一夜間毛髮叢生
無奈何向東方迎來那孤獨的日出
一滴無名的血，在晨妝的女人唇上塗抹

城裡的風景、人物和制度，飽含殺機
一顆囫圇的人心裹起一張斑斕的虎皮
在正午，在世界還將失去我的時候……

之二

榮譽，從血液中被提起來了，被抬上來了

我看到鮮花，就看到野蠻

這是一項傳統，一支山脈
陌生的青年騎士行進在虛與實之間

台灣，一個我嚮往的國家，一個充滿了熱情和愛的國家。從一個外國人的視度來看這個國家，在這裡我看到了它的美，不論外表還是內在，它都充滿了愛。走過許許多多地方，讓我印像最深刻的莫過於台灣人親切的態度，在這裡，我從不擔心迷失方向，因為我知道，即使我找不到回去的路，只要隨便找人問，回去的路就在眼前。

這個以民為本的國家，讓我感受到身為他們人民應有的尊重，大家透過不同的方式踴躍的表達心中的意見，讓人民看見彼此的心。國家舉辦的活動，總是充滿了人潮，不僅是在地人更多的是外國的遊客，那是因為來到這裡，也能感受到他們的熱情，就好像我們也是一份子。活動的每個小環節都非常的注重，包括如何安全的護送老人家和行動不便的人到現場，讓所有的人都可以一起共襄盛舉，顧及每一個年齡層，這就是台灣人的細心。

台灣交通的便利，讓我們無時無刻都可以自在的旅遊，享受美麗的景色，一卡在手就可以走遍台灣，不必煩惱交通。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和行動不便的人自在的走在路上，那是因為所有公共設施都設有博愛座等，一個體貼的國家，讓所有的人的可以享用這裡的一切，教會了這裡的年輕人禮讓精神，也讓我們這些外國人學會了尊重他人。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說，高管薪資比一般員工高20倍，企業經營長期會出問題。專欄作家安德森今年曾在紐約時報專欄寫到：自由未必越多越好(The Downside of Liberty)。他說道，美國總統傑佛遜在獨立宣言第二行標榜的人權，就是個人主義。傑佛遜在獨立宣言簽署38年後宣稱：利己並非道德的一部分，它是美德的唯一大敵。從60年代起，個人主義擴展成為自私利己，到最近金融危機才稍收斂。
 
因此，高管的利己主義造成薪資分配不均，是台灣基層薪資偏低的主因之一。台灣上市公司的高管經常是大股東，他們給自己高薪，並循私安排家人親戚當高管領高薪。裙帶關係算進來，薪資分配更加不均。為了對所有股東交代，壓低基層薪資，讓他們領剩餘價值是最簡便的方法。
 
針對台灣勞工低薪化的現象，筆者提出突破之道：
 
1. 政府不能持鴕鳥心態：馬總統的「薪資不能加，是因為廠商覺得錢賺的不夠」是鴕鳥心態。筆者要問老闆們：姑不論公司強弱，看看2010年的企業利潤，就算42％月薪不到3萬元的台灣勞工每月都加薪1萬元，增加的成本佔企業利潤比例不到10%，你們會陷入天人交戰嗎？薪資與企業利潤不是零和遊戲，水幫魚，魚幫水會發生，屆時你們也與有榮焉。
 

前篇提到｢分鐘人｣，在所有分鐘人之中，最著名是保羅‧李維(Paul Revere)，他最有名的事蹟就是｢黑暗騎士｣──在黑暗的半夜裡騎馬狂奔。

這件事原本並沒有那麼有名，而是直到一百年後的一八六一年，美國知名詩人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寫下一首膾炙人口的詩作：〈李維的夜奔〉(Paul Revere's Ride)，刊載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這首詩在南北戰爭以後的重建期間傳頌一時，保羅‧李維頓時從沒沒無聞，變成了國家傳奇英雄。

歷史豆知識：世界上第一首譯為中文的英語詩正是朗費羅的作品：〈人生頌〉

才揮別令人傷心痛苦的2012年，怎麼又出現美中要簽署第四公報的傳聞？不是在2011年初才傳出過但是沒有成功嗎？為何2012年11月美中各自的政權輪轉確定後，這個說法又出現了呢？

的確，目前並未聽聞美中要進行第四公報協商。但是種種跡象顯示，美中關係朝向這個趨勢發展的可能性，正在加強。

隨著美國重返亞洲的部署逐步升級，日、韓、菲、越、印度等國與美國的合作日趨緊密，十二月日本與韓國又選出了親美保守政權，基本上美國的東北亞同盟關係應會更為穩固，而美國與菲律賓、越南的合作關係也在升溫。總體而言，似乎美國的東亞佈局處於穩健提升階段，這個時候與中國簽第四公報的必要性似乎不大。

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阿拉伯之春導致中東情勢大變。失去埃及這個和平夥伴後，以色列認為自己陷入被伊朗運用週邊組織前後包夾的困境(巴勒斯坦哈瑪斯、黎巴嫩真主黨)，可是當美國阿富汗撤軍的平順與伊拉克秩序的穩定，又都需要什葉派的支持，而伊朗正是什葉派的頭頭，因此美國對於伊朗核武問題始終投鼠忌器，以色列當然會對美國的安全支持承諾高度懷疑。

這對美國形成兩難處境：如果動伊朗，則阿富汗與伊拉克問題可能會快速惡化，歐巴馬自阿富汗撤軍的承諾極可能無法於期限內完成，但不動伊朗，在以色列認為自身受伊朗核子毀滅的處境下，有可能對伊發動先制攻擊而導致中東情勢的惡化。

如果要說一個家與國的故事，我的版本是從零開始。

少時由於家庭因素，我經常感覺自己是一個沒有家的人；再長一點入了中學，稍解一些國際政治情勢，才發覺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普遍不受承認。小學時經常覺得：「哇，生做一個美國人真好。他們國家就有迪士尼、有貌似開明自由的公立教育、世界名校、社會福利，可能滿街跑的都長得像大明星。」高中之後，第一次看描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電影；那時台海危機剛過去不久，人們逐漸習慣在飛彈威脅下生活，我在許多國中同學移民紐澳後，才第一次感到恐懼，原來戰爭是這個樣子。

比對國民教育階段接收的符號與身分認同意識，和長大後逐漸認識的政治現實，作為一個台灣人，情緒糾結夾雜在兩種信念、兩種行動綱領、兩處領土、兩種話語方式與兩種參與態度之間。

不同於我的父母，我出生在經濟起飛後的就業環境；在自己實際開始繳稅前，就有健康保險與低利就學貸款；不像我那直到死前都沒有機會回到故鄉的外祖父，我拿著台胞證就可以進出大陸。我們這世代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流動的自由，卻也擁有不選擇的自由。

我的研究對象總是一群離家或沒有家的人：台灣的新移民配偶、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外出打工的中國農村青年、四川地震後失去一切在原地重建家園的少數民族農民、還有西藏難民。技術上我跟他們也差不多。

近年來，台灣社會批評勞工薪資低薪化不絕於耳。月薪不到3萬元的受僱者，高達 42％。1996年台灣受雇者平均薪資（含非經常性）3.66萬，2011年4.57萬，成長24%，經物價調整，幾乎零成長。對3百多萬受僱者來說，有些人有機會向上流動，但多數人恐怕只能尋求小確幸。

對此，政府鐵口直斷：勞工附加價值不高。政務委員管中閔聲稱，基本工資是否加滷蛋，讓他陷入天人交戰。經濟部長施顏祥答詢新人起薪40K時表示，如果大家都從事比較高值化的工作，才有可能。馬總統在國慶時指出，要突破薪資停滯，產業要走向更高附加價值。最近又說：「薪資不能加，是因為廠商覺得錢賺的不夠。」桃園縣產業總工會顧問盧其宏批評這是「勞動渣滓學說」。筆者也參一腳，這是「剩餘價值學說」，勞工只配揀拾剩餘。

勞工低薪的原因是什麼？是勞工附加價值不高？或是被資方剝削，未合理分享利潤？或是勞方之間的薪資分配不均？筆者提出個人的見解。

1. 勞工低薪在於政治，跟附加價值不一定相關：

台灣智庫吳啟禎指出，10年前南韓製造業工人實質月薪與台灣相當，10年後南韓為台灣的2倍。同期間，台灣、南韓的實質經濟成長率與製造業附加價值率的差距微不足道。因此，就韓國的例子，薪資跟附加價值無關。當然，韓國大集團薪資高，其它公司還是低薪。韓國物價水準比台灣高40%。

如何看待新聞工作者當打手的問題，在去年夏天旺中集團修理黃國昌教授而大犯眾怒時，曾有相當的爭論。我想再談一談，是因為這個問題，我們還會隨時遇到，在這個不幸的媒體環境裡。

記者不配合上面指令，難道要丟掉飯碗？有人主張，為捍衛原則，不得不然；有人則認為，不該苛求作為勞方的記者，追究的重點在於整個結構、體制。這是之前爭論的主要命題，不僅在「走路工」事件，在置入行銷問題熱議時亦然。

首先我覺得，兩方往往都太快接受「為新聞倫理而抗命就會丟掉飯碗」這個假設。它有時成立，但常常不會。不服從不一定只有走人，更不是所有抵制行動都會讓人失業，新聞工作者依然太少嘗試團結抗爭的途徑。

自美國總統大選過後，經濟議題逐漸成為美國輿論界爭論的場域。其中最大的問題有兩個，分別是如何刺激經濟成長，以及如何改善美國的經濟體質。在刺激經濟成長方面，需要政府釋出利多，藉由政府在公共建設與減稅優惠上的支出，刺激景氣循環。但缺點就是刺激的效果有限，徒增債務造成債券評等降低，降低外國投資意願，惡化經濟體質。兩大問題的相互對立，形成美國財政上的困境。

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認為，2013年的美國財政，由於小布希時代的減稅政策無法繼續、國會預算控制法案的通過，與政府減赤節支機制的上路，使美國經濟將面臨財政懸崖（fiscal cliff），也就是政府支出大幅縮水將會引發經濟危機。這些即將取消的政府支出，包括美國減免全民所得稅2%、健保給付、國防支出、失業與弱勢補助等，共約六千億美元。

另一方面，美國國債即將達到國會在2011年所設定的門檻，一旦超過門檻，美國政府將失去舉債能力，政府運作面臨停擺。因此財政懸崖其實是政治與經濟間的拉扯。

面臨財政懸崖，美國國內產生兩派主張。其中，以總統歐巴馬與民主黨員為主的「墜崖派」認為，政府過度支出，將會使國債飆高，影響經濟體質與外國投資意願。因此，政府在預算分配上，應該大幅減少赤字，並藉此調整稅賦制度，取消對企業與金融業的無謂優惠，由富人負擔較多的稅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