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清大社會所碩士生
如果要說一個家與國的故事，我的版本是從零開始。
少時由於家庭因素，我經常感覺自己是一個沒有家的人；再長一點入了中學，稍解一些國際政治情勢，才發覺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普遍不受承認。小學時經常覺得：「哇，生做一個美國人真好。他們國家就有迪士尼、有貌似開明自由的公立教育、世界名校、社會福利，可能滿街跑的都長得像大明星。」高中之後，第一次看描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電影；那時台海危機剛過去不久，人們逐漸習慣在飛彈威脅下生活，我在許多國中同學移民紐澳後，才第一次感到恐懼，原來戰爭是這個樣子。
比對國民教育階段接收的符號與身分認同意識，和長大後逐漸認識的政治現實，作為一個台灣人，情緒糾結夾雜在兩種信念、兩種行動綱領、兩處領土、兩種話語方式與兩種參與態度之間。
不同於我的父母，我出生在經濟起飛後的就業環境；在自己實際開始繳稅前，就有健康保險與低利就學貸款；不像我那直到死前都沒有機會回到故鄉的外祖父，我拿著台胞證就可以進出大陸。我們這世代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流動的自由，卻也擁有不選擇的自由。
我的研究對象總是一群離家或沒有家的人：台灣的新移民配偶、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外出打工的中國農村青年、四川地震後失去一切在原地重建家園的少數民族農民、還有西藏難民。技術上我跟他們也差不多。
每次當我回台灣，朋友們總是問：「這次待多久？」當生活是以月來計算在不同的地方度過，我變得強悍，容易適應，盡量不去理會寂寞，我總是說這是一種台灣人的硬頸精神。
獨自一人穿梭在多方言的異文化社會，一天當中大約有70%的時間我聽不很懂周圍的人在說什麼，也習慣了用半調子的英文來跟人溝通。陌生人第一眼往往把我當成韓國或日本人，或者以為我來自中國。當我開口回答台灣的時候，他們又常常以為是泰國。
我經常在喜瑪拉雅山腳下的村莊裡漫步，想念我的島嶼，儘管如此，我很少看新聞（畢竟當網路接通了，打開版面不過是少爺酒駕或淫照事件），在熱水跟供電都不穩定之處，我讓自己思鄉的需求降到最低，卻戒不掉對排骨便當的思念。
研究流亡西藏，面對一個失去國家的社會，以及出生在異地、與家鄉只能靠想像連結的難民孩子們，全球化把我帶到與此端相異卻相通的彼端，因此讓人更加重視自我的價值與定位。當我的中國朋友接受了二十年的黨國教育，堅信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那樣激昂的民族主義信念讓我反身思考：「為什麼我的好些朋友只一心想著要離開台灣？」
當我的西藏難民朋友想跟外國人結婚，以取得其他國家的護照才能夠回家，棲身重獲自由的居處在他的意義結構中竟也成為監禁的場所，在我看來，就是當一個人沒有國家時，每日必須付出的代價。在印度做研究，教會我在混亂中尋求另類秩序，並且願意以貧窮與發展緩慢為代價，尋求差異之間的平等，在不同種族與宗教背景之間尋求共識的過程可以如此複雜，民族國家的概念從未退流行。
我在他鄉異己中間，找尋一個可以回應內心追索的說法，在哆嗦中複習相互攻擊的歷史。沒有「國」，原來在意的是別人的眼光，沒有「家」，原來是不敢堅持自己所認同的地方。因為總是信著有一個更大的力量，是經濟發展的老路？或是另一個政治強權？或者這樣的追索不過反映的是一個渙然無所終亦無處覓的自我？
當國家反過來成為控制人民言論自由的牢獄，當它規定了教科書的意識形態，當它為了保護國民而對移民採取某些不合理的政策立場，當它決定了納稅人的錢會被花在哪裡，當你走出國後你所穿戴的標籤只有它，當它實際拆掉你的家屋、開發了你的祖墳、決定了資源分配的不公平，你又如何能漠視它的存在？
台灣是個移民社會，大家的祖先來自不同地域，融合之下成為一體。五十年前逃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跟翻過雪山定居印度的西藏人，兩者「流亡」有何差異？當我的祖父最初來到台灣討生活，難道他不算是來「打工」的嗎？這是一個能否苦人之苦、痛人之痛的問題。
儘管有了難民法，我們國家對於移工人權的保障，以及對開發中國家配偶以婚姻移民方式入籍的議題，仍採取歧視態度；在中國的威脅下我們不但不曾發揮硬頸精神，反而不斷在國格原則上讓步，這樣的顢頇作風更是叫人不齒。
或許是因為生活在島上，我們的目光總是圍繞著他者，但我們何時開始對島嶼本身冷感了呢？台灣作為一個國家是一項事實，但它到底應該如何定位？我們不像其他國家有漫長的戰爭歷史與立國宣言，讓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定義成為一種開放提問，因此能夠表現、能夠倡議我們的信念、質疑對方所批判的、能夠隨時推翻僵固的屈服與陳舊習慣。
我總是這樣對學生自我介紹：「我從海上來，在太平洋上有一個小島叫台灣，距離中國很近，跟日本、菲律賓等國家是鄰居。島上的人們在不同時期來到島上定居，有原住民、有漢人、也有來自其他國家的新移民。我們說中文，寫傳統字體，也使用家鄉方言，但我們不是中國人。台灣島非常美麗，實行民主，有時有點混亂。它四面環海，島中央有座山脈，它的名字叫做『玉』。人們普遍熱情溫暖。」當一次次從筆記本裡拿出相片講述台灣的一切，我察覺到我知道我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