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內外】兩位原住民少女之死：《莎韻之鐘》與《花蓮港》

如同何義麟在〈戰後台灣抗日運動史的構築：以羅福星的事蹟為中心〉（戦後台湾抗日運動史の構築─羅福星の革命を事績を中心に）一文當中所指出的，戰前的日本殖民政府與戰後的國民黨政權，不約而同運用國家之力，推動其所欲的愛國教化內容。

就電影來說，日治末期的《莎韻之鐘》（1943）與戰後初期的《花蓮港》（1948）恰好是一組對比，代表了殖民政府與國民黨的原住民想像。兩部電影的故事都以原住民少女為中心，然而，兩人最終都香消玉殞。她們的生命悲劇，殺手正是這兩個政權的意識形態。

莎韻神話

《莎韻之鐘》的故事原型，是以1938年少女莎韻協助老師搬運行李下山，不慎為溪流所沖走的真實故事改編。根據周婉窈的〈「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所述，這個事件的背景是，1937年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之後，開始徵召各地日本青年。1938年9月，任職於台北州蘇澳郡利有亨社番童教育所的田北正記警手，收到徵兵令。警手，是山地警察階級中的最低一級，經常兼職擔任教育所的工作。

十七歲的莎韻與其他同社少女幫忙老師搬送行李下山，不料，路途中因暴風雨，莎韻被沖走。這樣一個事件，事後地方人士與官員都表達了哀悼。不過，1940年上任台灣總督的長谷川清將之上升為愛國少女的層次。他贈送表彰莎韻愛國之心的莎韻之鐘給利有亨社，更重要的是，隨之而來的各種文化動員。例如旅台畫家鹽月桃甫前去利有亨社作畫，他以莎韻拿著鐘的畫面所創作的「莎韻之鐘」，大獲好評。

除了畫作之外，莎韻的故事也成為戲劇、小說，甚至在1944年也成為《初等國語》（卷五第十七課）的內容。在這些文化動員下的作品當中，吳漫沙1941年出版的漢文小說《莎秧的鐘》（1943年另有日文版）值得關注。吳漫沙小說的設定，田北正記是帶著太太到部落任職，小說裡，暗示他們是東京出身，莎韻則嚮往著帝都東京的現代生活。

大銀幕裡的莎韻

1943年的電影《莎韻之鐘》是由滿映、松竹與台灣總督府三方合作，然而，在實際的運作中，應該是滿映與松竹主導。1942年來台灣環島考察的電影人小林勝，在《電影旬報》發表感想〈台灣電影界的印象〉。其中，提到《莎韻之鐘》即將要拍攝拍攝，不過，總督府情報部的人卻對電影公司以原住民而非本島人為對象忿忿不平。主要原因在於，日本內地想到台灣就想到生番與瘧疾的負面形象。然而，這也無可奈何，負責宣傳台灣形象的情報課1942年1月才有正式編制。   

在松竹與滿映主導下的《莎韻之鐘》又是如何呢？松竹派出的導演是名導清水宏，1930年代他拍攝了多部表述現代都會生活的作品而富盛名。至於演出莎韻的李香蘭，她在1939年開始的「大陸三部曲」─《白蘭之歌》、《支那之夜》與《熱砂之誓》，聲名大噪，成為東亞知名的紅星。

不過，李香蘭在大陸三部曲當中，都是以大都市之女的形象出現，《莎韻之鐘》卻是以原住民部落為背景。電影的開場，在「長年夏日的華麗島台灣，也是大東亞戰爭的南進基地。在這座島上，曾被稱為『化外之民』、『生番』的高砂族，如今沐浴在皇民化榮耀下，成為天皇子民，在戰線後方持續戰鬥」字幕說明後，開始了約十分鐘猶如人類學紀錄片的視角，呈現原住民部落日常生活，從架橋、工藝製作、撫育小孩乃至飼養動物等。此外，也包括殖民政府在部落的教育、醫療等象徵文明的舉措。

李香蘭所飾演的莎韻，其角色性格兼具傳統與現代。她傳統的一面展現在部落當中，承擔教育小孩乃至餵養動物等傳統女性角色的工作。不過，電影中的莎韻，也有追求文明開放的一面。有一部落青年愛上莎韻，但她卻鍾情於從日本內地回來的部落青年石川三郎。接受過文明洗禮的石川三郎，主張引部落的禁忌之湖的湖水灌溉，增加耕種面積。莎韻更隨他進入禁忌之湖，因此受到部落處罰。莎韻接受文明的角色型塑，跟前面吳漫沙小說筆下想望文明的莎韻有相似之處。

莎韻身上的文明元素，有其結構因素。1940年前後實業時代社與財界日本社來台灣拍攝、台灣總督府後援的紀錄片《南進台灣》當中，對南進基地台灣各地的風俗與物產進行了介紹，電影的最後，特別以原住民收尾。原住民舞蹈出現的旁白，強調原住民已從過去的蕃人改稱為高砂族，高砂族人也已在文明之途中，改善陋習，成為教師與警察者也所在多有。事實上，1920年代開始，蕃人改稱為高砂族的說法已陸續出現。關鍵的是，因戰爭動員之需，不但稱高砂族，也賦予皇國民的地位。總督府後援的《南進台灣》，或許因此強調原住民的文明元素，同樣是總督府參與的《莎韻之鐘》，同樣也強調了這樣的元素。

《莎韻之鐘》當中，也強調了原住民青年志願參加軍隊的愛國赤誠，石川三郎等部落青年便因此前去從軍。送行之夜，人們舉著火把唱起《台灣軍之歌》（台湾軍の歌），在「閃耀在遙遠太平洋天空的南十字星」歌聲中與青年別離。上戰場是男性的事，但莎韻也沒閒著，她熱切地參加送別，最後還為老師武田正樹送行，一如莎韻事蹟所述，在磅礡大雨之夜被急流所沖走。傳統與文明性格兼具的愛國少女莎韻，就這樣離開人世。

原漢愛情悲劇《花蓮港》

1948年的《花蓮港》，是台灣出身的導演何非光所拍攝。根據何非光之女何琳所寫的《銀海浮沈：何非光畫傳》一書所述，何非光在1930年前後就到中國發展，並曾到重慶為國民黨所屬的中國電影製片公司拍攝電影。戰後，他舉家搬回上海，當時新疆省西北文化協會在上海創辦「西北公司」，聘請何非光擔任製片主任兼編導。《花蓮港》正是由何非光執導，西北電影公司製作的電影。

1948年5月28日西北公司團隊一行約二十人，乘船來到台灣拍攝。值得一提的是，來台的時間點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強調和諧也成為電影的核心。此外，何非光這次返台拍片，也與張深切等昔日友人有所交流。或許因為這些交流，幫何非光掌握了台灣文化的脈動，電影中的配樂正是由許石創作的《南都之夜》旋律。

《花蓮港》的主題是平地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平地人醫師林懷漢在山地行醫多年，深受愛戴。頭目哈卡拉理活潑的女兒明娜，便因常找林醫師幫忙，兩人熟稔。二戰結束之後，明娜被日本政府徵召上戰場的哥哥那摩回到家鄉，林醫師在上海醫學院畢業的兒子志清也回到家鄉。前去車站接哥哥的明娜，因為坐牛車速度慢，到了車站哥哥已先走一步，與朋友喝酒去。倒是在車站結識林醫師之子志清。志清在部落從事公共衛生研究，志清與明娜互有好感。明娜與戰場歸來的哥哥衝突不斷，一日，激烈衝突之後，哈卡拉理告知兩人真相：兩人並非親生兄妹。那摩是親生兒子，明娜則是收養的童養媳。兩人將依部落規矩成婚，所謂的部落規矩就是婚姻經族人同意。得知真相的明娜，如晴天霹靂，無法接受，在夜裡私會志清。明娜不解為何平地人與山地人不能結婚？志清認為日本人禁止平地人與山地人結婚，是因為擔心雙方合力反抗日本政府，現今中國法律並無禁止。只要山地改良部落的生活習慣，也會有平地女人嫁到部落。至於明娜的婚姻，志清站在情理法的角度，認為明娜應該接受父親的安排。

兩人夜裡的私會，被族人所見。隔日婚禮上，族人告知頭目與那摩，兩人怒不可抑，追殺志清。此時，被懷疑不貞又無法與所愛之人成婚的明娜，跳花蓮港自殺。眾人救起時，已無生命跡象。電影的最後，林懷漢以意見領袖之姿，告誡大家明娜死於平地與山地的隔閡，雙方應該打破成見攜手合作，才能和平建設新台灣。電影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摩與志清的對照，原住民那摩受日本教育，性格暴烈，相較之下，到上海讀書的志清，溫文有理又富熱忱。兩相對照，不難看到戰後初期電影中，原∕漢、中國∕日本疊加的對照。

《莎韻之鐘》與《花蓮港》裡，都試圖以原住民少女的悲劇訴說政權所欲強調的意識形態。日本殖民政府想透過愛國少女莎韻訴說人人都可獻身愛國，明娜之死則又傳達國民黨政權二二八事件之後強調的和諧共存。然而，電影裡的莎韻說著日語，明娜則說著國語，她們終究不是說著自己的母語，無法真實演繹自身的命運，只是意識型態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