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內外】《梁山伯與祝英台》外一章

今年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底下稱梁祝）上映60週年紀念。1963年香港邵氏李翰祥導演所執導的《梁祝》在台灣上映，首輪上映62天，引燃黃梅調電影的熱潮。

《梁祝》在台灣電影史當中的定位，一是冷戰結構下的產物。以「自由中國」自居的台灣，為顯示海外中國人心向台灣，對香港「自由影人」（支持台灣的電影人）給予拍片的政策優惠，製造誘因讓香港電影以台灣為市場。當然，既有誘因也有交換條件，那就是香港影星來台灣參加國慶晚會、勞軍之類的活動。

二是電影中的黃梅調，以流行文化傳遞了文化中國的意象，無形中也強化了官方所強調的中華文化正統。1960年代，既是國民黨國語政策持續的年代，也是台語電影興盛的年代。黃梅調的人氣，無形中也強化了國語電影的優越性。

《梁祝》上映60週年紀念之際，陳煒智的《我們的電影神話：梁山泊與祝英台》一書出版，作者研究《梁祝》多年，作品從香港邵氏與國際電懋的競爭乃至電影的拍攝過程如場景、音樂等都有相當細緻的梳理，可見作者電影研究的功力。筆者在閱讀之餘，也在思考，除了既有的視角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討論的空間？既有研究當中的冷戰結構，以及書中所述《梁祝》在東南亞也極為轟動等線索，讓筆者想到一個問題：冷戰結構下，電影自然是宣傳戰的一環。李翰祥版的《梁祝》代表自由陣營的一種宣傳。事實上，在此之外，中國1953年也有桑弧版的《梁祝》，中國版是不是也進行了海外宣傳？有沒有台灣人有觀看過的？留下觀看心得的是日本的林獻堂。1949年9月之後，他可能帶著受挫與抑鬱的心情，遠離台灣旅居日本直到病逝。此外，弔詭的是，李翰祥因《梁祝》成為人氣導演，但他在台灣卻因被指控《梁祝》等作品與中國神似，有通匪之嫌，在警備總部被關了兩天。

《梁祝》外一章，就是林獻堂的寂寥與李翰祥所遭遇的時代荒謬。

人民電影中國版《梁祝》

中國版的《梁祝》是兩條脈絡的交織，一是戲曲改革，二是人民電影。共產黨1921年成立之後，其文藝政策相當重視群眾文化與革命文化，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問題談會上的講話〉更強化了這樣的特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戲劇方面，嘗試透過改革使之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部份。1952年的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當中，越劇《梁祝》登場，因其民間性得到很高的評價。其民間性的理由在於相較於以諸侯將相為主的京劇來說，比較容易貼近。此外，越劇的發音不難聽懂，容易普及。至於人民電影，在中國電影史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949年至文革開始的1966年之間，有以時間為單位稱之為「十七年電影」者，亦有強調意識形態主導的「人民電影」者。人民電影之意，指的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權直接領導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電影事業」。

1950年的《白毛女》就是典型的人民電影。《梁祝》這樣的古典愛情悲劇跟《白毛女》之類強調受地主剝削的革命題材南轅北轍，何以《梁祝》能成為人民電影？中國建國之初，雖然大力推動社會主義革命題材電影，但部份電影卻受到意識型態的批判，1950年的《武訓傳》就被認為宣傳封建思想被大力批判。其結果是劇本因此減少，《梁祝》因戲劇演出受到重視，在官方支持下，由上海製片廠的桑弧導演拍成電影版。

林獻堂觀看中國版《梁祝》

電影版《梁祝》，是中國第一部彩色電影。問世之後，在中國國內有9000多萬次的觀影紀錄之外，也成為中國政府在海外的重要宣傳，包括在香港與東南亞都有上映紀錄。此外，根據晏妮的〈關於戰後日本對中國電影的接受：以戰後初期的「人民映畫」為中心〉（戦後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映画の受容について：初期の「人民映画」を中心に）1954年日本的華僑總會、日中友好協會等團體，得到中國贈送的影片之後，也不斷開始自主舉辦放映會，半年間，就有13萬人次的觀看。

在日本觀看中國版《梁祝》的觀眾當中，林獻堂就是其中一人。1881年出生的林獻堂，1920年代開始，是台灣文化協會乃至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重要推手。不過，隨著政治運動路線在激進與保守分裂後，林獻堂雖然聲望仍高，但逐漸失去領袖共主地位。戰後，新政權對林獻堂缺乏信任，舉例來說，1946年他參選臺灣省參議會議長，不過，陳儀屬意「半山」黃朝琴，林獻堂只有以年老為由，退出選舉。而後的二二八事件，更讓他對新政權失望。1949年9月，他以治療頭眩為由赴日，而後一直在日本生活直到1956年病逝。

在1955年2月1日的日記當中，林獻堂提到：「呂漱石近四時來，請於6日往八重洲口ビル，看中共之映畫《陳三五娘》、《梁山泊與祝英台》，余許之出席。瑞池極力反對，謂國府及警視廳定必派多數特務，以觀華僑親中共之多少，先生若往，亦必被視為親共者也。余笑其眼光之小若是也」。日記中的瑞池，是林獻堂的秘書林瑞池。至於邀請者呂漱石則是台中出身的華僑，台中一中畢業之後，赴日經商，1954年與旅日親共華僑創辦《大地報》。正因為親共立場，前去邀請林獻堂看中國版《梁祝》。在這裡，也可以看到東京與台灣的政治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可說是台灣各種政治光譜齊聚的都市。1950年代的東京，有王育德、邱永漢、廖文毅等台獨主張者，也有對台灣新政權失望，與各方力量保持關係但不介入的林獻堂。也因為這樣的姿態，林獻堂答應了呂漱石的邀請。不過，秘書林瑞池提醒國府特務，也說明國民黨在海外仍有特務打探僑界人物政治立場與及其動態。

林獻堂雖然答應，但是真正看《梁祝》卻不是原本答應的6日，而是3月1日。當日日記：「又受呂漱石之好意，請余往東橫百貨店看梁山伯、祝英台之映畫。…。此回映畫不是公開，因未經政府許可，故名曰試寫，不賣入場券，來客皆是受邀之人。…。此映畫是中國之傑作，歌舞、音樂、佈景皆甚妙…」。可以看到，林獻堂對《梁祝》頗有好感。事實上，林獻堂非常喜愛看電影，即是在1927年環遊世界期間，也曾有觀影紀錄。林獻堂在日記當中會記下觀看電影名稱，不過，可惜的是，多數是記下片名，但未加評論。少數例外是戰前觀賞山口淑子（李香蘭）演出的電影。很有可能是林獻堂喜愛歌舞類型的電影，因此，對《梁祝》也大加讚賞。

被指通匪的李翰祥

李翰祥因為《梁祝》聲名大噪，但是他與邵氏卻因人紅是非多，蜚短流長，關係生變。根據李翰祥在《三十年細說從頭》一書當中的說法，邵氏的對手國際電懋原來也想拍《梁祝》，但未料邵氏集中資源，半個月就殺青。眼見李翰祥與邵氏的嫌隙，國際電懋見縫插針，1963年在台灣成立國聯影業，讓李翰祥來主持。

國聯成立之初，便買下鄒郎所寫的暢銷諜戰小說《死橋》與《長江二號》。鄒郎的小說帶有強調民族主義色彩，雖非經典之作，但深受大眾歡迎，詩人瘂弦便曾將《死橋》改編為廣播劇。原本軍方的中國電影製片廠與國聯合作，準備將之拍成兩部作品，不過，最終李翰祥將之合而為1969年的《揚子江風雲》。

1967年鄒郎創辦《文化旗》雜誌。這份雜誌當中，除了對《揚子江風雲》的籌備乃至拍攝過程有詳細的介紹之外，這份雜誌也是帶著戰狼色彩的民族主義雜誌。仇日恨匪是基本的政治立場。舉例來說，高雄自來水廠長提供資料給日本記者，被該雜誌上升為「皇民幽靈陰魂不散」大加批判。再例如時任中研院近代史所長的郭廷以，接受福特基金會五萬美元並提供研究資料給費正清。在《文化旗》看來，費正清主張兩個中國，郭廷以簡直是賣國求榮！該雜誌以仇日恨匪立場修理名人之例，不在少數。

鄒郎與李翰祥原本合作愉快，不過，按《文化旗》所述，李翰祥答應給鄒郎的原著版權費八萬，卻只給了兩萬。《文化旗》開始出現系列批判李翰祥的文章，例如指其國聯帳目不清、逃稅等，最有趣的，是指其附匪行為：李翰祥最具人氣的電影《梁祝》，無論內容、形式與黃梅調，都與共匪的《梁祝》神似。

此外，共匪有《碧玉簪》，李翰祥則有《狀元及第》、共匪有《董永賣身》，李翰祥則有《七仙女》、共匪有《花為媒》，李翰祥則有《四季花開》。前述還都是傳統戲曲電影，李翰祥以現代為背景的《冬暖》，內涵、精神與《林家鋪子》也極為相似。  這種附匪的指控，在威權時代還是有用的。根據焦雄屏的《李翰祥：台灣電影的開拓先鋒》一書，李翰祥接受焦雄屏訪談時，便提到因鄒郎等人的附匪指控，被警備總部被關了兩天。推估可能是與李翰祥有合作關係的中國電影製片廠梅長齡力保脫身。

《梁祝》外一章，是林獻堂遠離台灣的抑鬱之情，他在各種政治光譜齊聚的東京，受親共同鄉之邀看了中國版《梁祝》。此外，《梁祝》外一章則是時代的荒謬，李翰祥被指附匪關押兩天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