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法學士、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現為文化評論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二000年,帶著觀察者的好奇進入中國現場,在北京生活十二年,中國觀察作品包括《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二0一一,獲第三十六屆金鼎獎)、《中國課》(二0一二,獲選《亞洲週刊》該年度十大好書)、《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入選二0一八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選書)。
今年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底下稱梁祝)上映60週年紀念。1963年香港邵氏李翰祥導演所執導的《梁祝》在台灣上映,首輪上映62天,引燃黃梅調電影的熱潮。
《梁祝》在台灣電影史當中的定位,一是冷戰結構下的產物。以「自由中國」自居的台灣,為顯示海外中國人心向台灣,對香港「自由影人」(支持台灣的電影人)給予拍片的政策優惠,製造誘因讓香港電影以台灣為市場。當然,既有誘因也有交換條件,那就是香港影星來台灣參加國慶晚會、勞軍之類的活動。
二是電影中的黃梅調,以流行文化傳遞了文化中國的意象,無形中也強化了官方所強調的中華文化正統。1960年代,既是國民黨國語政策持續的年代,也是台語電影興盛的年代。黃梅調的人氣,無形中也強化了國語電影的優越性。
《梁祝》上映60週年紀念之際,陳煒智的《我們的電影神話:梁山泊與祝英台》一書出版,作者研究《梁祝》多年,作品從香港邵氏與國際電懋的競爭乃至電影的拍攝過程如場景、音樂等都有相當細緻的梳理,可見作者電影研究的功力。筆者在閱讀之餘,也在思考,除了既有的視角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討論的空間?既有研究當中的冷戰結構,以及書中所述《梁祝》在東南亞也極為轟動等線索,讓筆者想到一個問題:冷戰結構下,電影自然是宣傳戰的一環。李翰祥版的《梁祝》代表自由陣營的一種宣傳。事實上,在此之外,中國1953年也有桑弧版的《梁祝》,中國版是不是也進行了海外宣傳?有沒有台灣人有觀看過的?留下觀看心得的是日本的林獻堂。1949年9月之後,他可能帶著受挫與抑鬱的心情,遠離台灣旅居日本直到病逝。此外,弔詭的是,李翰祥因《梁祝》成為人氣導演,但他在台灣卻因被指控《梁祝》等作品與中國神似,有通匪之嫌,在警備總部被關了兩天。
《梁祝》外一章,就是林獻堂的寂寥與李翰祥所遭遇的時代荒謬。
人民電影中國版《梁祝》
中國版的《梁祝》是兩條脈絡的交織,一是戲曲改革,二是人民電影。共產黨1921年成立之後,其文藝政策相當重視群眾文化與革命文化,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問題談會上的講話〉更強化了這樣的特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戲劇方面,嘗試透過改革使之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部份。1952年的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當中,越劇《梁祝》登場,因其民間性得到很高的評價。其民間性的理由在於相較於以諸侯將相為主的京劇來說,比較容易貼近。此外,越劇的發音不難聽懂,容易普及。至於人民電影,在中國電影史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949年至文革開始的1966年之間,有以時間為單位稱之為「十七年電影」者,亦有強調意識形態主導的「人民電影」者。人民電影之意,指的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權直接領導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電影事業」。
1950年的《白毛女》就是典型的人民電影。《梁祝》這樣的古典愛情悲劇跟《白毛女》之類強調受地主剝削的革命題材南轅北轍,何以《梁祝》能成為人民電影?中國建國之初,雖然大力推動社會主義革命題材電影,但部份電影卻受到意識型態的批判,1950年的《武訓傳》就被認為宣傳封建思想被大力批判。其結果是劇本因此減少,《梁祝》因戲劇演出受到重視,在官方支持下,由上海製片廠的桑弧導演拍成電影版。
林獻堂觀看中國版《梁祝》
電影版《梁祝》,是中國第一部彩色電影。問世之後,在中國國內有9000多萬次的觀影紀錄之外,也成為中國政府在海外的重要宣傳,包括在香港與東南亞都有上映紀錄。此外,根據晏妮的〈關於戰後日本對中國電影的接受:以戰後初期的「人民映畫」為中心〉(戦後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映画の受容について:初期の「人民映画」を中心に)1954年日本的華僑總會、日中友好協會等團體,得到中國贈送的影片之後,也不斷開始自主舉辦放映會,半年間,就有13萬人次的觀看。
在日本觀看中國版《梁祝》的觀眾當中,林獻堂就是其中一人。1881年出生的林獻堂,1920年代開始,是台灣文化協會乃至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重要推手。不過,隨著政治運動路線在激進與保守分裂後,林獻堂雖然聲望仍高,但逐漸失去領袖共主地位。戰後,新政權對林獻堂缺乏信任,舉例來說,1946年他參選臺灣省參議會議長,不過,陳儀屬意「半山」黃朝琴,林獻堂只有以年老為由,退出選舉。而後的二二八事件,更讓他對新政權失望。1949年9月,他以治療頭眩為由赴日,而後一直在日本生活直到1956年病逝。
在1955年2月1日的日記當中,林獻堂提到:「呂漱石近四時來,請於6日往八重洲口ビル,看中共之映畫《陳三五娘》、《梁山泊與祝英台》,余許之出席。瑞池極力反對,謂國府及警視廳定必派多數特務,以觀華僑親中共之多少,先生若往,亦必被視為親共者也。余笑其眼光之小若是也」。日記中的瑞池,是林獻堂的秘書林瑞池。至於邀請者呂漱石則是台中出身的華僑,台中一中畢業之後,赴日經商,1954年與旅日親共華僑創辦《大地報》。正因為親共立場,前去邀請林獻堂看中國版《梁祝》。在這裡,也可以看到東京與台灣的政治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可說是台灣各種政治光譜齊聚的都市。1950年代的東京,有王育德、邱永漢、廖文毅等台獨主張者,也有對台灣新政權失望,與各方力量保持關係但不介入的林獻堂。也因為這樣的姿態,林獻堂答應了呂漱石的邀請。不過,秘書林瑞池提醒國府特務,也說明國民黨在海外仍有特務打探僑界人物政治立場與及其動態。
林獻堂雖然答應,但是真正看《梁祝》卻不是原本答應的6日,而是3月1日。當日日記:「又受呂漱石之好意,請余往東橫百貨店看梁山伯、祝英台之映畫。…。此回映畫不是公開,因未經政府許可,故名曰試寫,不賣入場券,來客皆是受邀之人。…。此映畫是中國之傑作,歌舞、音樂、佈景皆甚妙…」。可以看到,林獻堂對《梁祝》頗有好感。事實上,林獻堂非常喜愛看電影,即是在1927年環遊世界期間,也曾有觀影紀錄。林獻堂在日記當中會記下觀看電影名稱,不過,可惜的是,多數是記下片名,但未加評論。少數例外是戰前觀賞山口淑子(李香蘭)演出的電影。很有可能是林獻堂喜愛歌舞類型的電影,因此,對《梁祝》也大加讚賞。
被指通匪的李翰祥
李翰祥因為《梁祝》聲名大噪,但是他與邵氏卻因人紅是非多,蜚短流長,關係生變。根據李翰祥在《三十年細說從頭》一書當中的說法,邵氏的對手國際電懋原來也想拍《梁祝》,但未料邵氏集中資源,半個月就殺青。眼見李翰祥與邵氏的嫌隙,國際電懋見縫插針,1963年在台灣成立國聯影業,讓李翰祥來主持。
國聯成立之初,便買下鄒郎所寫的暢銷諜戰小說《死橋》與《長江二號》。鄒郎的小說帶有強調民族主義色彩,雖非經典之作,但深受大眾歡迎,詩人瘂弦便曾將《死橋》改編為廣播劇。原本軍方的中國電影製片廠與國聯合作,準備將之拍成兩部作品,不過,最終李翰祥將之合而為1969年的《揚子江風雲》。
1967年鄒郎創辦《文化旗》雜誌。這份雜誌當中,除了對《揚子江風雲》的籌備乃至拍攝過程有詳細的介紹之外,這份雜誌也是帶著戰狼色彩的民族主義雜誌。仇日恨匪是基本的政治立場。舉例來說,高雄自來水廠長提供資料給日本記者,被該雜誌上升為「皇民幽靈陰魂不散」大加批判。再例如時任中研院近代史所長的郭廷以,接受福特基金會五萬美元並提供研究資料給費正清。在《文化旗》看來,費正清主張兩個中國,郭廷以簡直是賣國求榮!該雜誌以仇日恨匪立場修理名人之例,不在少數。
鄒郎與李翰祥原本合作愉快,不過,按《文化旗》所述,李翰祥答應給鄒郎的原著版權費八萬,卻只給了兩萬。《文化旗》開始出現系列批判李翰祥的文章,例如指其國聯帳目不清、逃稅等,最有趣的,是指其附匪行為:李翰祥最具人氣的電影《梁祝》,無論內容、形式與黃梅調,都與共匪的《梁祝》神似。
此外,共匪有《碧玉簪》,李翰祥則有《狀元及第》、共匪有《董永賣身》,李翰祥則有《七仙女》、共匪有《花為媒》,李翰祥則有《四季花開》。前述還都是傳統戲曲電影,李翰祥以現代為背景的《冬暖》,內涵、精神與《林家鋪子》也極為相似。 這種附匪的指控,在威權時代還是有用的。根據焦雄屏的《李翰祥:台灣電影的開拓先鋒》一書,李翰祥接受焦雄屏訪談時,便提到因鄒郎等人的附匪指控,被警備總部被關了兩天。推估可能是與李翰祥有合作關係的中國電影製片廠梅長齡力保脫身。
《梁祝》外一章,是林獻堂遠離台灣的抑鬱之情,他在各種政治光譜齊聚的東京,受親共同鄉之邀看了中國版《梁祝》。此外,《梁祝》外一章則是時代的荒謬,李翰祥被指附匪關押兩天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