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前言:眾所周知,作家這個行當向來為眾人所羨慕,他們掌握精采的文字技藝輕易地能夠化腐朽為神奇,有此才情自然備受讀者們的愛戴,難怪有那麼多文學青年急欲奔向這個新世界。然而,回到現實面上,普通作家自不待言,尤其專職作家還必須是清醒而堅定的實力主義者,因為沒有稿費收入家計立刻會亮起紅燈,絕不是以精神勝利法能夠解決。所以,作家在靈感湧現振筆疾書之時,就得做出準確的預估,其產出的篇幅能換得多少稿酬。就此而言,考察明治大正時期日本作家的稿費收入似乎可以滿足我們對寫作經濟學的想像。
職業作家及其點字成金術
1932年《新潮》6月號推出一個別具心裁的專輯——「漫談明治時期的文豪與生活」座談會,與談來賓皆為著名作家:久米正雄、馬場孤蝶、久保田万太郎、徳田秋声、森田草平、中村武羅夫、長田秀雄等作家,他們深知文壇的行規和寫作市場,發言內容可信度較高,可以為對此行業好奇和過度浪漫幻想的讀者提供價值參考。首先,久米正雄對於樋口一葉踏上作家之路的生活狀況感到好奇,馬場孤蝶說,經由樋口一葉的妹妹轉述,其實一葉的生計捉襟見肘,其發表小說所得稿費不多,明治24年至29年五年之間,她僅有200圓稿酬收入,這樣計算下來,每年平均收入40圓。當初,她在《文學界》發表短篇小說〈青梅竹馬〉,一張稿紙大約10錢稿費。
因此,久保田万太郎心生疑問,《文學界》是否據實支付稿費?依照馬場孤蝶的經驗,若向《文學界》索要稿費,通常都會支付的。他一度手頭很緊,曾向《文學界》求助,對方的確給予通融,所以,據他推估,那時一葉已有名氣又是女性作家,《文學界》應該不致於對她苛扣稿費的。
師事夏目漱石的森田草平說,夏目先生能過上舒適的生活多半靠任職「朝日新聞社」的月薪以及其書的版稅所得。當時,《一葉全集》封面標價一冊35錢,尾崎紅葉的作品售價大概也是那個價錢。在德田秋声的印象中,暢銷小說《金色夜叉》一冊30錢至35錢。中村武羅夫說,德富蘆花的長篇小說《不如歸》名聲響亮,一冊35錢左右,森田草平補充說,夏目先生的《虞美人草》裝幀精美,從一冊1圓50錢調至2圓,而且版稅高出其他作家:初版版稅15%,增刷調升到25%。
久米正雄也是夏目漱石的門生,有一次,他們造訪《中央公論》總編輯滝田樗陰,滝田表示確有此事,還說「夏目先生給敝刊賜稿,每張稿紙稿費大約10圓左右」。當時,夏目漱石每張稿費有10圓之多,可謂羨煞其他作家了,因為那時久米正雄和長田秀雄每張稿費才所得1圓。的確,彼時每張稿費1圓是相當優厚的。中村武羅夫指出,島崎藤村發表小說《家》時,每張稿費1圓45錢至2圓左右。後來,他的聲名漸盛可拿到2圓50錢。小栗風葉(與泉鏡花皆為尾崎紅葉的門生),每張稿費1圓50錢,一直沒能碰及2圓這個稿費天花板。
久保田万太郎說,明治45年至大正2年,劇作家小山內薰遊歷歐洲歸來時,對外宣稱他撰稿每張稿費1圓,結果向他邀稿寥寥無幾,這個有趣的插曲反映出當時作家與文壇的稿費現況。從時代環境來看,彼時專職寫作這種概念尚不明確(尚未建立),通常必須做出抉擇:其一、在學校當領取月薪的老師?其二、依靠一支健筆來維持生計?其三、採取折衷方案,一邊當老師一邊寫小說。總而言之,你必須從這三個選項中做出決定。有高文憑的久米正雄和菊池寬二人似乎天生具有叛逆精神,他們決定不當學校老師而是投入大眾小說的寫作。久米正雄自我打趣地說,在當時這個決定沒有前例可尋,算是艱難的抉擇。為此,他調侃森田草平已經擁有小說家的頭銜,不過,他總覺得森田好像並非純粹的作家身分,私下弄點翻譯開闢財源。面對這番揶揄,森田草平只好坦承以告,他自己的確沒有決心勇氣成為專職作家。
朝日新聞社與夏目漱石
在此,我們有必要將目光聚焦在夏目漱石身上。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夏目漱石對於寫作態度和高標準的自我期許。他去關西旅行前後,將他在大學的講義《論文學》送交大倉書店出版,由於他自己無暇顧及全書狀況,便委託中川芳太郎代為校對。不過,他旅行結束後,一看出版的書籍居然有許多處錯誤,氣急敗壞地說這麼糟糕的書絕不能以他的名字出版!有良心的學者不許這樣!當下,他喚來女傭把新書搬到院子裡燒了。無奈當時書已經上市無法挽回了。後來,他依然放心不下自製勘誤表分發給大家。
正如上述,在明治大正時期的作家中,夏目漱石在寫作上取得的成就最令人稱羡了,被同行視為專職作家的楷模。根據夏目鏡子口述 松岡讓筆錄的《回憶漱石》一書〈入職朝日新聞社〉指出,當時夏目當大學教授所得每年800圓,明治大學教師薪資每月30圓左右,大學專職教師月薪150圓。不過,夏目家裡每月開銷至少需要200圓,幸好有稿費和小說版稅收入,家裡過日子不成問題。
但是校方規定專職教授不能兼差,而夏目本人也不想一輩子在大學教書,正陷入進退兩難之際,恰好他在大學教過的學生白仁三郎來訪,他在朝日新聞社負責撰寫能樂評論,於是詢問老師有沒有進入報社寫小說的打算?夏目認為這可是絕佳的機會,而且彼此又有師生關係,因此請他居中協調,轉告該報主筆池邊三山居士。他們交談了兩三次之後,夏目下定決心到報社工作(撰稿)。報社開出的條件:月薪200圓,另外有些額外獎金。此外,他每年必須寫出一部長篇小說,在自家報紙發表若干文章,但不得給其他報社寫稿。後來,鏡子夫人讀到鳥居素川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原來鳥居先生讀過夏目的《草枕》非常喜歡,就有意邀請他來(朝日新聞)報社坐陣撰稿。
四月份,夏目進入朝日新聞的事情確定,學校的事也都處理完畢,五月末開始寫作《虞美人草》,於六月在報紙上連載,一直持續到十月初。這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亦是肩負重任進入報社所寫的第一部小說。必須一提的是,這部小說還是在酷暑中勤奮寫成的,可謂辛苦備至。但新的問題來了。寫作這部作品期間,他一直處在亢奮狀況中,宿疾慢性胃功能虛弱越來越嚴重,讓他很難受,但他仍然拚命寫作,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千辛萬苦寫成以後,他執意還要推敲,覺得不夠洗練,匠心太重,甚至懷疑這部小說的價值來。有一則有趣的軼聞,曾有一位居住在美國的人士前來表示想把這部作品翻譯成英文,他卻當場拒絕了,有人說想把這部作品改編成戲劇,他同樣一概謝絕了。
如果有人誇讚這部作品,他總是一副難為情和厭煩的表情。儘管如此,這部作品在當時得到很高的評價,也有讀者捎來書信,其中有一張明信片這樣寫道:「……我興致盎然拜讀了您的《虞美人草》,如今它已連載完畢,我卻猶有惆悵之感。想必小夜子和系子的一生都過得在稱心如意吧,小野先生最終有了一個好結局,最令人遺憾的唯有藤尾小姐。她並有玩弄宗近君,而且一開始就愛著小野先生,但卻被這這兩個人拋棄了,太可憐了。」
還有一則趣聞。夏目執筆《虞美人草》期間,時任總理大臣的西園寺公望舉辦晚宴,特地發函邀請著名的文學作家參加,這就是後來被稱為「雨聲會」的宴會。當時夏目也收到邀請函,但他覺得這種場合太麻煩,旋即寫了一張明信片,用一首俳句表示謝絕:「子規啼聲囀,如廁不能尋。」其後,這件事傳得沸沸揚揚,有人說他做得痛快淋漓,也有人說他意氣用事,對很多人來說,當時能受到宰相的邀請應是名譽和榮幸的,夏目本人卻並不這樣想,由此看出他怕麻煩的性格不擅於社交應酬。
引起軒然大波的愛情媒煙
夏目漱石任職朝日新聞社期間勤奮拚寫,不過也有休假的時候,這時出現的空缺由其他作家的作品填補。自稱漱石永遠的弟子的森田草平說,他在寫作長篇小說《煤煙》(內容為明治41年3月21日森田與平塚雷鳥殉情未遂事件)之前,夏目先生心儀的情人大塚楠緒子發表〈空薰〉,刊登一次稿酬4圓50錢,老師答應給森田的稿費比照大塚楠緖子,結果,他的《煤煙》連載結束發現,每篇連載少給了1圓稿費。
然而在夏目看來,他並未偏袒任何一方,完全是公事公辦,聽到弟子這樣抱怨,他覺得心裡委屈,只好向其他弟子吐苦水了。例如,他在《漱石書簡集》中寫道,「報酬(稿費)問題,沒有商量餘地」,而且,他自始至終妥善處理,「關於小說稿費之事,(我)已懇切告知森田」,「今後,我不向森田約稿了。這是我與森田斬斷孽緣的大好時機」。從這細節來看,明治時期的作家在稿費上是直接對決型的,不需任何遮掩和偽善的託詞。那麼,大文豪夏目漱石的版稅收入應該很可觀?
其實不然。在明治時期像夏目漱石這樣的頂級作家,不但沒有在東京都內建造房屋,留下的財產相當有限,讓晚生後輩羨慕的朝日新聞社的月薪都沒調升過。森田草平證實確有此事,夏目先生的月薪直到逝世仍然維持200圓。月薪的事情夏目先生本人沒說什麼,只說用版稅來填補家計。他曾經聽聞夏目先生說,家裡每月開銷500圓,有時候花費達700圓之多,這讓他傷透腦筋。這樣說來,夏目漱石留下有形財產的確少得可憐,只有著作權和版稅這些實質性的財產。根據森田草平自述,夏目先生辭世的時候,他原本很想擔心其家屬今後怎麼生活,這時,朝日新聞社送來1萬圓奠禮(類似退休金)慰問,他才鬆了一口氣。
在那以後,夏目家的經濟開始好轉起來,因為夏目先生的作品銷量高升起來。關於這件事情夏目漱石的長女婿松岡讓在《漱石的版稅》(朝日新聞社)一書有所提及,夏目漱石的《三四郎》初版印量2000本(《漱石文學全集五》集英社、荒正人校勘)。
正如前述,夏目漱石向出版社要求首刷版稅15%,二版增刷25%,這些條件都獲得了滿足。《三四郎》初版同年度銷量達3400本,翌年開始,每年從300本、100本、500本、300本等冊數持續增刷,直到大正5年夏目漱石辭世的8年之間,該書總共累計4600本。森田草平進而指出,夏目漱石的作品是在其死後暢銷起來的,除了《三四郎》之外,夏目漱石其他作品總量,在其死後7年內增印了3萬8780本。雖說夏目漱石未能在生前完全見證自身作品的廣為暢銷,但他憑其眾多作品登上國民作家寶座本身就是非凡的成就。
田山花袋及其東京三十年
以長篇小說《棉被》、《鄉下教師》蜚聲文壇的作家田山花袋(1871-1930),在寫作的道路上有著不為人知的心酸。他在隨筆集《我在東京三十年》中提及的人情世故,可以說是這段奮鬥史的縮影。譬如,他11歲離開了故鄉栃木県邑樂郡館林町來到東京打拚,後來到足利的藥材批發商到專售農業書籍的有鄰堂當學徒。
他們全家是他16歲那年搬來東京的,自此開啟了在東京的新生活。此外,關於他的寫作出版與文壇作家交友等細節幾乎全收錄其中。在該書中,〈第一筆稿費〉一文頗有勵志作用,提及初次獲得稿費以及如何運用的心情。他說,某日為了參加O家的葬禮,他搭乘山手線電車來到了日暮里站,在擁擠的乘客中認出了久違的老朋友TF。不過他發現,這位朋友變老了,臉面布滿縐紋,頭髮全白了,而且有點彎腰駝背了。他原本想向TF打聲招呼,但是人群混雜對方又沒發現,他就這樣與之擦身而過了。
田山花袋說,奇妙的是,在那以後幾乎沒再遇過TF了。事實上,TF這號人物大有來頭,他是明治時期文藝雜誌《都之花》(1888-1893)主編,寫過幾篇與年齡不相符合的豔情短篇小說,不僅如此,他還是當年幸田露伴和尾崎紅葉等文學作家以老師尊稱的名人。這樣的優勢地位讓許多貧窮的文學青年趨之若騖,無不想借助TF的提拔盡早在文壇上出人頭地。換句話說,當年若有文章在權威性十足的《都之花》上刊登出來,如同作家地位的奠定和強大認證。
彼時,表面上山田美妙是該雜誌主筆,但實權握在TF手裡。他那篇技法拙劣的短篇小說〈新櫻川〉,正是透過小說家翻譯家江見水蔭的引薦才得以呈遞在TF面前的。名編TF看過他的稿子,開始要求他做這做那的修改,他遵照指示,好不容易才通過了難關。〈新櫻川〉刊載於是年11月號《都之花》上,巧合的是,樋口一葉的處女作〈埋沒〉剛好刊登在那一期。在那時候,他聽見TF在批評樋口一葉的作品,說她是女流之輩卻像男人寫的文章。
根據田山花袋回憶,他和幾個文學青年造訪過TF的寓所二三次,每次TF對著他們吹捧自己的文章有多好,殊不知在他們眼裡是索然無味的。當年,TF四十五六歲左右,正值編輯事業的巔峰,好為人師和倚老賣老兩者兼具。田山向TF表示,他本名叫田山錄彌號花袋,短篇小說刊登時,希望冠上「花袋」這一別號。
結果,TF立刻擺起學問廣博的面孔說,「袋」字很奇怪,又是俗字,它必須有「囊」的意涵才行,而比起「袋」字,他更喜歡「岱」,因為岱才是山,有花的山,這樣才言之成理。田山原以為TF只是自我炫耀,豈料他的短篇小說刊登出來,並非別號「花袋」卻變成了「花岱」。當下他很是憤怒,但仰人鼻息也無可奈何。
其後,有一天,他拜訪江見水蔭說起了這件事,但依照當時的文壇生態和文化氛圍,江見不好直接批評TF,只能含笑打趣地說,「這真是無可理喻呀,修改你的文章還好,竟然要你換掉別號?」田山花袋向江見吐完了苦水,最終也無濟於事。
儘管如此,一部短篇小說刊出,到底可拿到多少稿費,都是田山花袋及其同時代作家所關切的大事。有趣的是,田山花袋領取稿費的地點很特別,竟然選在某書店的接待室裡。他依照時間前往,TF卻遲遲未現身,他等了好長時間才見到本尊出來,TF把裝入稿費的信封交給他。當時稿費是這樣計算的,每張稿費大約30錢左右,TF付給他7圓50錢。這就是田山花袋收到的第一筆稿酬!
根據田山花袋透露,在此之前,他可憐的錢包裡裝的頂多1圓或2圓,但一篇小說的稿費將近8圓之多!難怪他興奮得不能自已得意洋洋起來,突然有了那種大文豪上身的感覺。然而,田山花袋充分運用了這筆稿費,他酌量金額分給弟弟和母親,不分給兄嫂但招待他們吃饅魚飯,也給住在鄉下的姐姐寄錢送東西。
不久,他的姐姐回信說,「這是你用小說賺得的第一筆稿費,姐姐由衷為你高興。你的夙願已實現,我拿這錢買了臉盆……。」由此可知,稿費收入(尤其是第一筆稿費)對作家具有重大的意義,它不僅可以有效改善家計,給家人帶來幸福感和光榮感,並且以此激勵自己必須不知疲勞地筆耕下去,你付出多少努力得出多少成果。
作家諸眾的戰鬥姿態
眾所周知,佐藤春夫(1892-1964)於中學起即展露過人的文學才華,數次投稿詩歌給《明星》雜誌,多次受到刊用,從慶應預科中輟之後,以其油畫入選二科會美術展,大正6年,出版小說《西班牙犬之家》以及評論和詩集,作家名氣更為廣傳。隔年,他與谷崎潤一郎簽訂互換妻子的「夫人讓渡事件」,整個社會為之嘩然。
儘管如此,傳言中他寫稿拿到的稿費特別高,足讓同時代作家羨慕不已。但是實際情況如何?根據時任《新潮》雜誌編輯的中村武羅夫說,當時每本新書售價1圓,在婦女雜誌寫稿的當紅作家每張稿費20圓至30圓,佐藤春夫的稿酬就是這種級別,這樣說來的確相當優厚。然而,佐藤本人自我辯解說,正因為少數當紅作家所得稿費太高,連帶地把其他作家的稿費都壓低了,所以問題在於雜誌社的稿費機制。
佐藤春夫做這番自我辯白時,正值34歲壯年,但隨即招來時年37歲菊池寬的調侃。菊池寬說,他為婦女雜誌和娛樂雜誌寫稿,所得的稿費的確不差,但是《中央公論》每張稿費8圓,《新潮》每張稿費只給7圓,佐藤春夫拿到20-30圓的高酬卻故作無辜未免有矯情之嫌。有一次在《新潮》的座談會(大正15年7月號),上,出席的名作家賀川豐彥就當面挖苦佐藤春夫說:「這樣看來,佐藤先生早就是手握三五百萬圓的有錢人了。」只見佐藤苦笑以對:「謝謝賀川兄的好意,但是我萬萬承擔不起,我若接受這個稱讚,只會對自己不利呢。」
事實上,與佐藤春夫高出其他作家的稿費相比,賀川豐彥(1888-1960)才是不折不扣的暢銷書作家。這位活躍於大正至昭和時期的作家有多重身分,他是基督教牧師、社會運動家、工農領袖、和平主義者,亦是戰前日本勞動黨、農民運動、無產階級政黨運動的重要人物。此外,他還創辦「耶穌團」及茅崎和平學園,積極實踐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因而有「救貧聖者」的稱號。
他的長篇小說《死線を超えて=死裡逃生》(改造社,大正9年10月)出版,半年內銷量逾100萬本,堪稱百萬暢銷書級的「富豪」作家,這一暢銷讓出版方「改造社」的經營滿血活絡起來,同時推動綜合雜誌全盛時代的來臨。總括而言,在作家以寫稿為生的年代,不管他們的知名度高低與否,都想往高收得的雜誌投稿,谷崎潤一郎長期為《中央公論》寫稿,很大原因得助於該雜誌社的優厚稿費(引自谷崎潤一郎《青春物語》昭和8年出版),當年《中央公論》的編輯木佐木勝證實,大正8年稿費行情每張稿費1圓至1圓50錢,大正13年每張稿費6圓至8圓,昭和4年每張稿費5圓至10圓(引自《木佐木日記》)。
再舉一例。小說家谷崎精二(1890-1971,谷崎潤一郎的胞弟)在以文為業方面,甚為積極向上。1909年,他就讀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英文科,同期有作家廣津和郎,他們二人接受坪內逍遙、相馬御風、島村抱月的指導。1912年(大正元年),他與廣津和郎、葛西善藏等同好創辦《奇蹟》同仁雜誌,並開始發表文章。
翌年,他自早稻田大學英文科畢業,進入《萬朝報》編輯局當記者,後來全力投入創作,陸續發表許多以戀愛為題材的小說,可惜並未獲得很大評價。此外,他又想在英國文學多所建樹,從英譯本重譯俄羅斯文學,幸好,他這個積極作為得到文藝評論家.俄羅斯文學專家片上伸的賞識,推薦他回母校擔任講師。1921年之後,谷崎精二從副教授升任教授,成為《早稻田文學》的核心人物。
簡言之,他在昭和初期努力創作(曾經懷抱職業作家的夢想),但最後終究未能像胞兄谷崎潤一郎那樣名利雙收。由此看來,每個愛好文藝的青年幾乎都有自己的作家大夢,憧憬並追求賣文為生的高尚生活。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雖然人生有夢最美,但是才華不足、不精進深耕的人,美夢不但不相隨,甚至還可能被現實的強風吹得灰飛煙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