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想想】哪來那麼多結構

如何看待新聞工作者當打手的問題，在去年夏天旺中集團修理黃國昌教授而大犯眾怒時，曾有相當的爭論。我想再談一談，是因為這個問題，我們還會隨時遇到，在這個不幸的媒體環境裡。

記者不配合上面指令，難道要丟掉飯碗？有人主張，為捍衛原則，不得不然；有人則認為，不該苛求作為勞方的記者，追究的重點在於整個結構、體制。這是之前爭論的主要命題，不僅在「走路工」事件，在置入行銷問題熱議時亦然。

首先我覺得，兩方往往都太快接受「為新聞倫理而抗命就會丟掉飯碗」這個假設。它有時成立，但常常不會。不服從不一定只有走人，更不是所有抵制行動都會讓人失業，新聞工作者依然太少嘗試團結抗爭的途徑。

這一行裡面，也不是人人每當接到違反新聞倫理的指令或暗示，就會陷入天人交戰，思及失業陷入貧窮的恐怖下場後，才悲憤地做出抉擇。有些人頂多唸兩聲，再被長官唸兩聲，就配合了。有些人擔心的，不過就是升官慢一些，被競爭對手先卡位。還有些人上述困擾皆無，服從天經地義，最好再多揣摩一些，表現得更積極亮眼一些。

這種種情況，實在不能以「人人必須工作餬口，要怪就怪整個結構」的體諒說詞概括。

按照這種說詞，將沒有人需要為媒體之惡負責，因為沒有人覺得自己是結構。我曾因自己和同事所寫的不利當局稿件被社內變相封殺，向總編輯抗議，他在自稱多麼開明之餘，無奈地加了一句：「但是遇到○○○議題，我就沒辦法了。」顯然，總編輯也自認被結構所限，他沒責任。

大老闆呢？據報導，去年11月，當時聯手洽購壹傳媒的三大股東會見壹傳媒高層主管的場合，蔡衍明還對王文淵跟辜仲諒說，關於以後中國新聞的處理，「你們二位大股東要考慮一下，因為你們在大陸還要發展，以後會遇到什麼事還不知道，到時不要怪我沒有提醒你們。」可見他們也不是結構，他們很身不由己。

這麼說來，我們體諒的對象，是不是要從記者、中層主管、總編輯，一直拉高到大老闆的層級？

張娟芬在《罵幹的方式》文中說得好，如果一名記者為保住工作，而違背良心作抹黑報導，那麼他應當不能拒絕被這樣描述：「只要以飯碗相脅，你就會在良心上讓步。」而「打手」的定義大致如此。

我換個方式講，如果這名記者為了收入而作假作惡，那麼這收入，他得到了，職位也安穩了，還要什麼？難道他得到的評價，還應該跟那些為維護原則而抵抗或離開的人一樣？他不是做了選擇了嗎？

針對個人的譴責，到什麼程度才算公允，也許很難衡量，但我們不能輕易地以結構之名，根本否認了譴責的正當與必要。對惡的譴責，是對善的鼓舞，媒體內部尚存的良心需要這樣的力量注入。善惡不分、什麼都好，只會瓦解一切行動的可能。

週日深夜爬稿至此，恰好傳來中國《南方周末》編輯部罷工了。新聞自由的台灣，看看人家是怎樣面對「結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