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他們認得這場政治修辭


預言與虛妄的較量

日本作家織田作之助（1903-1947），在1945年11月《新生日本》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為〈終戰前後〉的隨筆，在這篇隨筆中，他列舉了幾件重大的社會事件，強烈批判日本政府當局毫無作為，導致社會失序和混亂的狀態。

首先，他尖銳的筆鋒指向了宗教性的預言。因為這種帶有神祕色彩、極易造成民心動盪的先見之明，竟然比主政者早於預知歷史的必然結果。而且諷刺的是，這預言出自新興宗教——大本教創始人出口王仁三郎之口，其預言之準確，如同在摧毀執法機關的權威地位。其造成的心理震盪，與發生於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叫魂」式的流言，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發出這預言的教主，也為日後遭到逮捕和下獄預留了證據。織田作之助運用小說的筆觸，還引述了檢察官的審問紀錄。據說，王仁三郎告訴檢察官：「昭和二十（1945）年八月二十日，世界將發生大巨大的變動，而且這次變動，在日本史上，將會發生史無前例的大事件。」話畢，檢察官旋即嚴厲訓斥他，說這簡直是無稽之談，毫無根據的謠言！依織田作之助的性格，他向來不相信某大師或通靈者的預言，但他當年六月聽到這段傳言時，卻有一種奇妙的心理，暗自期待「八月二十日」那一天，到底會有什麼驚天動地的變化。事實上，該年六月，大阪已遭到兩次大規模的空襲，死亡恐懼的陰影仍未散去，那時竟然還有日本國民相信日本將在這場戰役中打敗美國。這件事情反映出一個諷喻：日本政府和新聞媒體聯手遮蔽嚴峻的現況。以日本國民的立場來看，他們多半已厭倦戰爭未止的災難，尤其對大阪市民而言，6月至8月這三個月，他們彷彿置身在現世的煉獄中，多麼渴望能夠透過外交途徑盡早結束這場戰爭。

在這種精神與不安交織的時空下，織田作之助告訴朋友，他不相信日本政府的說法和新聞報導，而寧可相信囚禁在牢獄的大師出口王仁三郎的預言，雖然乍聽下大師的預告有點危言聳聽。以美軍轟炸機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為例，當時，與政府同調的報紙指稱，這種新型炸彈根本不足為懼，而人們便聲口相傳，許多長崎市民信以為真，沒能等到八月二十日那天，就無辜遭逢災難的掠劫了。就結果來說，或許成為炮灰的廣島和長崎市民，應該相信大師的預言，拒絕在戰爭時期總是迴避真相的新聞報導。織田作之助回憶道，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戰爭結束那天早晨，鄰組（注：二戰期間，為了動員居民建立的基層組織，二戰後廢止）的義勇隊長上門通知，每個家庭必須全部出來，參加義勇隊的訓練。他詢問隊長，要做什麼訓練？隊長說，因為是第一次，先訓練整隊和敬禮的方式，結束後聆聽演講。他覺得匪夷所思，拒絕地說：「我不參加訓練。我不可想為了訓練整隊和學習敬禮，接著還要聆聽演講而浪費寶貴的時間呢。再說那些事情學得再好，也擋不住原子彈爆炸，而且我聽演講會打瞌睡，我可不要腦袋發呆地死去呢。」那名隊長聽到他的回答，一時錯愕不已，指責他是「背叛祖國的人」，帶著盛怒離去了。沒多久，鄰組又來通知，當日中午要收聽新聞廣播。他認為收音機的錄音技術不佳，雜音甚多不易聽清楚，後來排除各種雜音，聽著之際，他直覺到這場戰爭結束了！此時，他很感佩大師出口王仁三郎的預言之準確，儘管它與日本宣布戰敗遲了五天。

性格叛逆的織田作之助指出，宣布戰敗兩三天後，擅於標語宣傳的日本政府，又公布了「全民懺悔」的政治語言，意思是這場戰爭的失敗，全體國民都有責任，要扛起所有罪責深加懺悔。不過在他看來，這種說辭充滿強制和暴力，真正需要懺悔反省的是，發動戰爭的軍部、重臣、官僚、財閥和教育者們，因為他們沒有發揮道德勇氣及時阻止這場殘酷的戰爭。另外，他發現二戰以後，新聞媒體上的措詞有所變化，譬如「賣國賊」或「國恥」等令人不愉快的字眼，從此不再出現了，終於把清淨的語言空間還給了日本國民。只不過，最令他不恥的是，那些在戰前發表言論支持戰爭的文化媒體人，於二戰後，卻立刻轉向變身為自由主義的旗手，在報社發表社論高談闊論自由和平的可貴等等，他認為這就是變節者的行為。這種偽善和逃避現實的做法，他完全看在眼裡，由不得他們巧飾矇混過關。

最後，他在文章中提及，二戰後日本把「文化」一詞，喊得震天響亮，大阪地區陸續組織起嶄新的文化團體，有的團體以縣長掛名會長來推動，但是它們似乎徒具虛名沒有真正落實這個理想，只能說，這是一種苦澀的遺憾。

童話作家的戰後責任

著名童話作家小川未明（1882-1961）在《日本兒童文學》（1946年9月）刊物上，發表了〈對孩子們的責任〉一文，對於日本兒童於二戰後失去純真的感嘆。在這篇文章中，小川未明從教育環境和語言學習的視角，試圖找出這個原因。首先是，戰爭期間大人們給小孩灌輸什麼樣的語言和思想，卻不對此深入思考意義。例如：老師們在學校裡不斷進行宣傳，全體國民必須擁戴領導者，竭力為國家犧牲奉獻並強制性的勞動。老師們藉由政治性的文宣，向學童們強調，日本是行使正義的國家，敵人是如何邪惡和醜陋等等，純真的孩童自然信以為真，毫無抵抗地成為自己的價值判斷。然而，最具諷刺的是，日本戰敗以後，那些大人們的態度為之丕變，竟然開始稱讚敵人（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佔領軍）的作為，正義與邪惡之說剛好倒反，這樣一來，受到軍國教育的兒童們的價值觀豈能不產生錯亂呢？對兒童們而言，他們無力對此怪現象強烈質疑或抗議，更遑論提出批判了。

小川未明認為，兒童們的心靈如一面鏡子，反映著大人們給予的態度，同時映照出政府領導者的狡詐和厚顏無恥。或者反過來說，孩子們的想法反映著大人們的行為，與此同時，其實他們比大人們更真誠地看待這個社會的變化。他們知道，大人們向他們公然說謊是因為日本戰敗了，大人們不得不說出更多的謊言，就此意義而言，孩子們在同情大人們的偽善行為。

小川未明進而指出，任何人都有過童年的經驗，知道身為父母的人，有時候會說出矛盾的話語，迫於無奈做出反常之舉，或者以此欺騙孩子們的眼目，但其實孩子們都看在眼裡，只是以另種方式憐憫大人們的無能而已。更確切地說，大人們（政府的領導者）若能真誠面對事實，勇於承認自己的過錯，自然會得到孩子們的信任。在文章最後，他提出自己的見解，在當今價值混亂的世局中，要把喪失天真情感的孩子們拯救出來，唯獨依仗政府領導者的誠實和熱情了。他認為比起口號式迎接新時代的來臨，不如面對嚴峻的事實，較容易發現嶄新的自我，只有秉持誠摯的態度，才能共同為日本找到新的出路。有這樣的環境和基礎，就能體會到新時代的意義和與之相應的藝術活動，就會蓬勃發展起來，不管是付出者抑或受益者，他們都能享受到這份成果。

就此文章來看，小川未明不愧是兒童文學作家，文章的立意始於良善，也終於良善的結論。與其說，他代替二戰後成千上萬的孩子們發聲，莫如說，他在這篇類似批評的短文中，已率先做出深切反省，而不是像日本領導者（東久邇宮稔彦王內閣）那樣，把戰爭的罪責問題全推向日本國民的肩膀上，硬要全民共同懺悔，這兩種自省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前者出自真誠之心，後者則更為高段的政治修辭，只是有多少日本國民從這場敗局中明確地走向屬於他們全新的未來。

來自坂口安吾的批評

以小說《白痴》、《風博士》和隨筆〈墮落論〉聞名文壇的坂口安吾（1906-1955），在二戰後的文學戰場上，依舊沒有缺席。他在《讀賣新聞》（1950年2月20日）上，發表了〈伺機而動的暴力〉文章，談論賭博性的自行車競賽潛藏的弊端，同時對於作家之間因政治立場不同相互攻訐，卻提不出具體證據的現象。在這篇隨筆中，坂口安吾語調詼諧地指出，時下賭博性的自行車競賽，如同應時的食品和助興的東西一樣，在二戰後突然蔚為流行起來，由於缺乏相關配套措施，因而衍生出許多糾紛，有人為此辯解，這就是自行車競賽賭局的本質。坂口安吾卻不苟同認為只要相關措施完善，作弊情況就會減少，像賽馬賭注一樣。接著，他說，凡是賭注必有紛爭，看出門道的觀眾自然要抗議，但是與早期賭徒在賭場被坑陷最後只能含淚吞下相比，自行車競賽賭注還是較具民主國家的形式。當然，有人趁機利用這賭局作弊，一旦被賭客看破手腳，很可能演變成滋事打架搶奪營業額的情事，加上從眾效應，問題可能鬧得不可收拾。進一步地說，原始社會就存在過這種伺機而動的暴力，要解決這樣的問題，絕不可虛應故事。換言之，如果主辦機構不建立良好的博奕制度，反而在場外部署警察大軍，像大力掃蕩職業賭場那樣，不但無法見到成效，更難以彰顯現代性的精神。他再次強調，藉機使用暴力或各種暴力對抗，不只存在於自行車競賽場，其風潮已襲擊了整個日本。

以左翼和右翼的對峙為例，意識型態理論之爭僅只是表象，根本上仍然是暴力的本質。下山事件（注：指1949年7月5日早上，日本國有鐵道首任總裁下山定則神秘失蹤，翌日於常磐線鐵軌上被發現離奇死亡的案件）發生之際，即有流言指出，這是遭到裁員的左翼份子報復所為，但左翼人士認為，這自始至終是右翼人士的陰謀。針對這起離奇的命案，警方一直沒有對外公布調查結果，導致陰謀論甚囂塵上。三鷹事件（注：指1949年7月15日晚間，在日本東京都北多摩中央本線三鷹站，一輛無人駕駛的空列車從車站停車庫突然竄出來，以時速60公里衝向車站，連帶衝擊到鐵路旁的商店街，造成6人死亡，20人受傷的慘劇）同樣是典型的伺機而動的暴力事件。細究起來，之所以造成流言四起，很大原因在於，主辦機關沒有提出有力的物證來緝拿凶手，因而引來雙方陣營的猜疑，各自編造攻擊對方的言詞。最後，坂口安吾終於把矛頭指向政府的施政無能了。在他認為，政府官員加諸在國民身上的傲慢態度和威懾，即是不折不扣的暴力。政府要日本國民必須遵守《波茨坦宣言》，這自然不成問題，但他們不可藉此暗渡陳倉，更不可強行推動不合理的政策，因為這種做法簡直與自行車競賽作弊沒有兩樣。依他來看，一個國家的文化建設能否蓬勃發展起來，端看它對於精神主體性的建立以及謙虛接受任何批判的精神姿態了。

佐藤春夫與短篇小說

與上述作家的批判觀點不同，小說家佐藤春夫（1892-1964）的目光則聚焦在日本短篇小說的發展上。他在《西日本新聞》（1953年9月25日）發表了〈為何短篇小說走下坡？〉一文指出，最近各雜誌出現許多中間小說（注：指介於晦澀的純文學和淺直的通俗文學之間的文學形態），但短篇小說的篇數相形變少，也不見新型態的短篇小說。這未必是因於讀者不青睞短篇小說所致。他說，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至今仍然受到廣泛閱讀，一定有其奧妙之處。然而，他坦承道，這一年來他因為隱居寫作，不大關注文壇的動向以及現代文學的創作成果，最多僅只閱讀芥川獎的入圍作品。他（身為芥川文學獎評審）自嘲道，那些入圍作品每篇動輒4萬字左右，篇數亦比往年多了兩三倍，這給老眼昏花的他造成很大的負擔。較厚重的短篇小說篇幅，大概在1萬2千字至2萬字左右，但它們的踨影確實銳減了。他說，自明治中期以來，日本的雜誌上，大量刊載外國的短篇小說，諸如法國莫伯桑、俄國契訶夫、美國埃德加．愛倫．坡等等，都引起讀者的閱讀而流行起來，二戰結束以後，不知什麼原因，中間小說的大潮逐漸淹沒了短篇小說。彼時，各雜誌流行推出小說特輯，以招攬讀者閱讀，日後結集成冊出版，其中也有連載小說，中間小說多半刊載於《小說新潮》雜誌。

佐藤春夫說，他不大清楚「中間小說」的定義由來，僅知道它介於大眾小說和純文學，篇幅在短篇和長篇小說之間，或許不以內容屬性計之，亦可稱它為中篇小說。撇開這些文學類別不談，他認為中間小說若著眼於通俗的內容，最後就會流於閒話家常的故事。因此在他看來，愛讀這類小說的讀者，絕不是熱愛文學的人，他們想享受的是輕鬆與閒散。從寫作觀點來看，短篇小說的篇幅有其限制，行文必須簡潔扼要，不可能寫些無關緊要的閒話。同樣在描寫風俗人情，短篇小說也是深諳旨趣的，它既要表現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世故，更是一種詩情和散文藝術的再現，這才是短篇小說本色。

看得出來，佐藤春夫對於現代（戰後）的讀者不識短篇小說的奧妙頗有微詞，甚至露骨地批評：這些讀者沒有文學素養，不懂得欣賞文藝的詩情，只追求膚淺的樂趣。他進而推想，或許正因為讀者閱讀趣味的改變，造成短篇小說的式微衰落，抑或是短篇小說家的問題呢？在文章最後，佐藤春夫回到作家的本行，一個文壇老前輩的憂心，他擔憂不僅短篇小說就此沒落，現代文學也將走向滅亡之途。綜上所述，這幾位大作家對於他們的時代所提出的見解，不論是尖銳的、質疑的或良善的批評，他們都在辭世之前充分認得這場政治修辭的原理，為自身完成了清醒的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