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星期三，之所以我還記得，是因為小學星期三都上半天課。所以我記得媽媽在睡午覺，我在檯燈下閱讀《西遊記》或者《說唐演義》之類，東方出版社那種字很多的兒童讀物，一切一如那些年前前後後平凡至極的任何一個下午，波瀾不興卻暗潮洶湧，就在我閱讀的當下，蔣經國嚥下了最後一口氣，渡過了他人生的最後一天。

強人逝世，政壇驚天動地，當時的副總統，法定繼位者李登輝在記事簿中這樣寫：

「（1988年1月13日）下午三時半，七海來電要求迅速到總統寓所。因為正在接外賓關係，離開總統府較遲，到的時候已經四時多。俞院長、沈秘書長、郝總長均已到達。孝勇兄告知總統已經逝世消息，晴天壁歷（霹靂），心情特別沉重。」

蔣經國死了，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沒有人知道。遲到的李登輝即將繼任總統，沒有人看好毫無班底的他，甚至總統死去，身為法定接班人的他還是重要人物中最後被通知到的。

一場政治鬥爭大戲即將開始，我媽卻在睡覺、我在看《西遊記》，證明我們的確是大時代中的小馬鈴薯無誤。

鍾肇政先生出生於一九二五年元月二十日，今年欣逢他八十八歲生日，人稱米壽，是肇政先生家人、親人的喜事，也是臺灣文學界的喜事。
 
 

1925年，台灣新文學初發之際，誕生了鍾肇政，有如某種歷史徵候。

在台灣文壇，鍾肇政是一種母性的存在，他以柔韌的生命能量，安靜、沉默、蟄伏、堅定前行，在最荒寒最荒謬的時代，為台灣匍匐出一張豐美的文學地圖。

初識鍾老師，他剛入壯年，我以童少的眼睛，尾隨至今，最愛看他燦爛的笑容，溫暖，而且散發童真，歷久不老。總覺得鍾肇政的生命姿態，一如他的小說，魯冰花，路邊花，性喜陽光，匍匐茶山，安靜低調，以肉身豐饒茶樹。身為一個跨世代、跨語言的台灣作家，鍾肇政的苦悶、壓抑、謙誠、理想、堅持，他的光與影，在我看來，都是一種美學的實踐。

被迫禁錮，又面臨斷裂，必須不斷穿透夾縫，跨渡邊界，這是他們這個世代的宿命。鍾肇政生於日治中後期，殖民統治工事已經穩固，台灣新文化運動熾烈燃燒。希望看似綻放，卻迅然寂滅，他剛跨入少年，皇民化運動開始，戰火漫延，台灣青年鍾肇政，躲進書本，埋身文字迷宮，藉以療癒無論是青春的憂鬱或者是「次等人」的辱痛。

她是誰？「南周事件」讓一句話成為流行語：「伊能靜，但伊不肯」。南方周末抗議宣傳部門強化審查，演化成一場呼籲言論自由與政治改革的社會運動，台灣藝人伊能靜在網路發出聲援，隨即被「喝茶」，被禁言。她微博解禁之後，立即亮出自己的護照，講述她曾有機會加入日本籍但決意放棄，「我想回到我的根」，做一個台灣人。

她的支持者放心了，她自己也感覺名正言順了。但是，支持中國言論自由跟個人身分有什麼關係？為什麼一個台灣人可以，一個日本人就可疑？

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同一事件還促成了台灣學者、媒體人及社會公眾參與多份聲援連署，其中一份由若干港台學者發起的連署信，簽名人數達到歷史之最。然而，當中共高層對「境外敵對勢力參與」的定調流傳出來，這些學者更願意低調處理這個輝煌的成績，生怕自己的身份連累了聲援的對象。

又見BOT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剝奪與不當開發，這次受害者是美麗的水沙連。

水沙連位處集集大山以東，丹大山以西，大甲溪以南，濁水溪以北，清領時期被歸為「化外生番之地」，為治外封閉地區。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設台灣府，隸屬福建省，水沙連劃歸諸羅縣轄。有關水沙連的地理名詞和位置文獻，首見諸羅知縣季麒光在《台灣雜記》所載。廣義的水沙行政區域涵蓋南投縣埔里鎮、竹山鎮、集集鎮、仁愛鄉、信義鄉、魚池鄉、國姓鄉、名間鄉、鹿谷鄉、水里鄉等十鄉鎮。狹義的水沙連指清領時期之五城堡（魚池）、埔里社堡等區域，相當今日之魚池鄉和埔里鎮。

上禮拜去了瑞典當地診所看病，此次看病給我耳目一新的體驗，對照我之前在台灣看病的經驗，有很多想與大家分享的觀點。

瑞典這邊的醫療系統跟台灣不太一樣，在台灣每人加入全民健保，不管是否看病與否每月固定繳健保費；在瑞典，國家保障人人享有全民健康保險（包含那些拿居留證的人），每月不必繳健保費，只在看病時才付掛號費，唯藥費也須自行負擔。

但為了保障那些需常回診的病患，只要在一年內看診掛號費超過1100kr（約4840台幣）或藥費超過2100kr（約9240台幣）其他超出的費用就由國家負擔。

這邊的看病程序也跟台灣不同，在這邊無法指定醫生，每個人依所住地區分配到一個診所，但若不滿意分配到的診所可以要求更換。通常若感到身體不適需要看醫生，須打電話到地區診所預約醫生，護士會根據你的描述指派一個家庭醫生給你，民眾依約定的時間看診，若看診時間未到且無先行取消則必須付該次看診費用。

龍應台以《野火集》在解嚴前夕躍上了知名作家的舞台，龍文對只看中央日報的讀者或 許是不小的震撼，但同時期的《人間雜誌》、《當代》、《台灣新文化》、復刊的《文星》，乃至於各黨外雜誌的寫手，都展現出比龍應台更具深 度與廣度的人文關懷與反省，只是難見容於當局與主流媒體。

所以與其說龍應台是因文崛起，不如說是她精準掌握政治轉型時所容許的最大空間， 以批判者的姿態與執政者相互為用，而取得比真正造反者、改革者更大的發言權。

自古文人相輕，但文人相輕未必全然負面，即使動機來自忌妒，它其實提供了文人透過批判深化思想的過程。但龍應台彷彿沒受文人相輕之苦，當然不是她超凡入聖，作品無懈可擊，而是因為龍應台從沒發展出一套可以辯證的思想， 也就無從輕起。她的作品在犬儒之餘，總帶著精心設計過的濫情，參雜異國情趣，也帶點鄉愁，其實就是殖民地都市文藝沙龍裡抽離現實的小小牢騷，小小願望。

在週末，繁華的台北午後，有二十萬人上街表達對馬政府的火大；雖然這二十萬人火大，但我想，必定有更多的人也很火大，因為，這二十萬人打擾了他們悠閒的週末生活。這，就是台灣！

記得小時候，某次，長輩來家裡聊天時，突然轉頭對我講：「如果你要唸書，將來若不是去當醫師，就要去當法官，絕對不能當律師。」我還無法意會過來時，他又補了一句話：「當醫師和法官都可以收紅包，當律師只能幫窮人或政治犯辯護，沒有出路。」後面這段話，更是一頭霧水。

直到念了大學，我才知道這些話語的寓意。

記得小時候，經常想教我日語的鄰居吳姓老阿公曾說，日本人統治時，雖然日本警察很凶，但東西掉在路上不必擔心遺失，洽公更沒有紅包與揩油問題。因此，我爺爺少年時的日本年代是這樣，那麼，到底是誰造就長輩的這種想法？

整個東部地區在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發展，相較於其他地區是比較保守的。我們都說台灣的發展是重北輕南，其實這句話需要檢討與反思，因為在這個命題中，「東部」不見了。

臺灣的「北」也好、「南」也好，至少在公領域中都被賦予了較多的關注，都是在論述中大量被討論的對象，但是「東部」，顯然並沒有得到這樣的注目。在「東部」這裡，生活的確比較困苦，居民必須面對嚴苛的生存挑戰，面對未來更缺乏安全感，也因此格外渴望穩定的收入或財源。在這種情形下，東部的建設到底要以經濟發展還是環境保護作為優先考量，東部居民當然不難做出選擇。

南周事件對台灣人的重要性

相信很多台灣人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都會說「沒在關注」。中國發生什麼稀奇古怪的事，與台灣何干？但是，筆者認為，這件事情台灣人該關心。為什麼？因為台灣有個在中國經商，買台灣媒體還會向國台辦報告的蔡衍明（註39）。

今天發生在南方周末的事——有良知的記者被剔除、被噤聲、被冒名，相信也曾發生在中國時報（註40）。未來，也有可能發生在蘋果日報。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會向聯合報和中國時報購買版面以發佈業配新聞（註41）；我們也知道，蔡衍明會以個人喜好，任意要求編輯刪減文章。但是我們不知道中宣部的指令，會不會有一天突然發到台灣來，只因為蔡衍明默許，以便換取他個人的經商便利。

當中國的媒體還在爭取那得來不易的一點新聞自由，台灣的媒體商人卻荒謬地將新聞自由拱手賣給中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