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想想】劇變年代中的快樂小學生

那天是星期三，之所以我還記得，是因為小學星期三都上半天課。所以我記得媽媽在睡午覺，我在檯燈下閱讀《西遊記》或者《說唐演義》之類，東方出版社那種字很多的兒童讀物，一切一如那些年前前後後平凡至極的任何一個下午，波瀾不興卻暗潮洶湧，就在我閱讀的當下，蔣經國嚥下了最後一口氣，渡過了他人生的最後一天。

強人逝世，政壇驚天動地，當時的副總統，法定繼位者李登輝在記事簿中這樣寫：

「（1988年1月13日）下午三時半，七海來電要求迅速到總統寓所。因為正在接外賓關係，離開總統府較遲，到的時候已經四時多。俞院長、沈秘書長、郝總長均已到達。孝勇兄告知總統已經逝世消息，晴天壁歷（霹靂），心情特別沉重。」

蔣經國死了，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沒有人知道。遲到的李登輝即將繼任總統，沒有人看好毫無班底的他，甚至總統死去，身為法定接班人的他還是重要人物中最後被通知到的。

一場政治鬥爭大戲即將開始，我媽卻在睡覺、我在看《西遊記》，證明我們的確是大時代中的小馬鈴薯無誤。

知道蔣經國過世，是吃過晚飯之後的事情；原因是我爸又叫又跳的跑進書房說：「豬頭死了！豬頭死了！」我爸是本土典型的日本風多桑，不茍顏笑慣了，很少看見他這麼興奮。被感染興奮情緒的我放下功課，走出去看那台只有五個按鍵、三台之外其他台都要共用一個鍵的電視，發現電視竟然變成黑白的！黑白的！黑白的！

主播哭喪著臉說明天全國都要降半旗，但那時威權主義已到強弩之末，是故記者的情緒應該沒有前幾年的李春姬那麼激動。

蔣經國貴為總統，和小學生我的人生畢竟沒什麼交集，當時我腦袋想的事情，竟然是「降半旗」要怎麼降？應該是國旗歌演奏慢一點，所以快快升上再降下來？還是演奏快一點，讓旗子只升到一半？第二天早上我充滿看熱鬧般的期待，答案揭曉，是正常演奏正常升旗，但最後一段多演奏一次，讓旗子可以跟著旋律降下一半。

但看熱鬧的心情一直很收斂，因為那天早上早自習時，我就發現學校氣氛不對。我讀的小學鄰近被兩個眷村包圍，班上許多小朋友在胸前都別上了黑紗。那種哀傷的氣氛，和我家那種興奮或者事不關己的情緒有很大的不同，我收斂情緒，裝出一臉嚴肅貌，這應該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認同政治所帶來的差異吧。

不久之後學校開始鼓勵「瞻仰儀容」，當時從來沒有看過遺體的我嚇壞了。所幸，再強調一次，威權政體已到強弩之末，當時政府的控制能力已經不若1975年，沒有辦法強迫大家跪在路邊哭泣，當然「瞻仰儀容」這回事也只能用鼓勵而非強制。

我打死不去，不僅是因為政治立場的因素，還因為我膽小害怕，不敢看與我無關的人的遺體。很多年之後，阿公過世，我伸手觸摸他冰冷的額頭，才知道當躺在那邊的人是你的摯親時，人是不會害怕的。

第二年，天安門發生六四事件，這是我第二次感受到認同政治的差異。不知道是哪個單位發起捐款活動，我爸輕描淡寫的說不用捐，捐了也不知道錢要送去哪裡。但同學捐款踴躍，我作為班長不能身先士卒，還得做出事不關己狀，心裡有點過意不去。

還記得有位同學，他父親是高階軍官，面對暴政，也許真有瞋怒之心，於是拿出一千元投入捐款箱，當時一千元很大，這一舉算是驚動萬教。不過很多年以後，我才在閱讀中發現這筆捐款因為中國紅十字會拒絕接受，因此去向不明，想想我爸也算真知灼見，只是不知道那位同學若發現此事，情何以堪。

儘管認同如此紛歧，那段時間我感受到的，就只有差異而沒有政治（或者說當時也不懂），在紛亂的世界中，而與世無爭的小學生還是快樂的活著，星期三下午到同學家打電動、去學校打棒球，或者去眷村偷採人家的桑葉來餵養蠶寶寶、順便偷吃營養不良的桑椹，然後被業主拿著竹竿追打逃竄。

在我們被追打的同時，李登輝在驚天動地的劇變中逐漸穩固地位，八大老、十三大、宋美齡返美，台灣成為政治學經典中民主化的模範生；柏林圍牆倒塌、蘇聯垮台、冷戰結束。這些我在十數年後在講台上講給學生聽的事情，其實都是從各式各樣的一、二手資料中閱讀得悉。而那些差異於今回憶起來，也逐漸開始有政治的痕跡。

想想很荒謬，我明明經歷那個時代，卻毫無印象，到底是當時年紀太小？還是資訊太不透明之故？這件事情我至今仍無法參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