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歷史】橫遭蔣經國驚慌扼殺的一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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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蔣家王朝父傳子剛登上總統大位不久的蔣經國,在十二月十六日半夜被通知美國確定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消息後,立即下令展開他早就預謀好的非常行動,發佈緊急處分令,將如火如荼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暫停」,這是台灣選舉史上僅有一次將選舉扼殺的例子。

蔣經國的理由是為避免美、中建交消息造成社會動盪。對長期抱著美國大腿、依賴美國撐腰的蔣家王朝政權而言,失去美國的扶持當然有如晴天霹靂,不過,檢視當年諸多情勢發展,這根本不是唯一的主要原因,而是蔣經國精心設計的政治謀略——藉機展開對黨內、黨外的政治整肅。

首先來看看美國與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變化。

美國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態勢,始自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蔣經國對此發展其實早就心知肚明了,而非一般評論所謂他是在毫無心理準備下被通報後才知道——即使通知的緩衝時間太短。因為他從一九六○年代起就曾多次公開或秘密代表蔣介石訪問美國,所以,對於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之間的美、中及美、台關係演變,他都親自參贊其中而充分掌握。

尼克森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的就職演說中,就公開表示將與北京修好;在那一整年中,美國公開而明顯的動作至少包括:宣布希望恢復華沙會談、首度開放六類美國人可以觀光身分訪問中國、開放美國公司可與中國進行非戰略性商品的交易,以及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巡邏由定期改為不定期、反對提供一中隊F4D飛機給台灣。

這些動向都非常清楚表明了美國態度,美、中準備建交正在積極進行中,跟中華民國斷交已經擺明是遲早的事了;當時,有關聯合國席位問題也越來越不樂觀。蔣經國是在這種國際局勢雙重岌岌可危的情況下,被他父親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負責因應的任務。

蔣介石要求他立即籌畫訪美行程,蔣經國於隔年(一九七○)四月取得美國邀請前往訪問十天,雖然訪美第三天就遭到槍擊刺殺未遂【註一】,但仍獲尼克森總統、季辛吉國務卿單獨接見進行深入會談,尼、季兩人都跟蔣經國明白透露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

蔣經國以行政院副院長身分卻能受到美方高規格外交禮遇,根據江南(本名劉宜良)所著《蔣經國傳》一書引述時任駐美大使沈劍虹的話指出,這可能是「尼克森向他中華民國友人一種道別的方式」。果然,一九七一年四月季辛吉即密訪北京,次年二月尼克森正式訪問中國,並發表〈上海公報〉;到了五月,美、中便互設聯絡辦事處。因此,對於整個情勢的無法逆轉,蔣經國毫無疑問是了然於胸的。

在美、中鋪排建交的過程中,有關聯合國席位問題也面臨最後決定時刻,由於蔣介石堅持「漢賊不兩立」原則,聯合國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通過決議將「蔣介石政權驅逐出聯合國」,隨即跟著而來的是:蔣介石政權的外交出現雪崩式斷交潮,邦交國由七十個劇減至三十五個。跟隨蔣介石政權逃難台灣的外省中國人也出現瘋狂逃亡潮,當年在他們族群中盛行逃難心態、牙刷主義;這對蔣介石政權的威信是極重大打擊。

面對這種風雨飄搖局勢,獨裁者蔣介石有沒有停掉那段期間的選舉呢?沒有!逃難心態牙刷主義者的盛行,其實從一九六九年蔣介石政權在聯合國席位出現敗象時就已經出現,當時中國國民黨政權的「萬年殭屍國會」有不少代表不敢來台灣,而留台者也有多位凋零,為了維持「法統」及蔣家王朝極權統治的正當性,蔣介石經過縝密規劃首度有限度舉辦萬年中央民代「增補選」(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選出「補選」國代十五人、「增選」立委十一人及監委二人)【註二】。

一九七一年情勢的危殆程度不遜於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在那種情況下,蔣介石雖然緊急任命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院長(一九七二年五月),希望他銜命因應這種不利情勢,不過,四個月後,台灣非常重要的邦交國——日本——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當時,雪崩式的斷交潮持續,與全球主要國家幾乎全部斷交,中華民國陷入幾近於苟延殘喘的境地,可是,蔣介石仍授命蔣經國舉辦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八日開始競選活動,十二月二十三日選出國大代表五十三名、立法委員五十一名)。

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去世時,內外局勢更加嚴峻;因為長期的造神運動,蔣介石去世被炒作成影響中華民國存亡的封建帝王「崩殂」,全台瞬間失去彩色,報紙只能黑白印刷,電視「清淨」到僅剩祭悼新聞,電影院等娛樂場所全部休業,全民戴孝。但是,蔣經國辦完動員全民跪拜的喪禮後,照樣在當年年底舉行第二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選出52名增額立委。

這三次選舉都是處於人心極度浮動的狀況,蔣介石父子都能照辦選舉不誤,何以同樣的蔣經國要藉美、中建交而停辦選舉,真正的原因有三:

一、蔣經國剛掌控大權,中國國民黨內仍有擺不平的權力紛爭,開明派挑戰建制派的分歧聲音也越來越多;

二、當時知識圈的自主意識已經普遍抬頭,繼《自由中國》雜誌之後崛起的《大學雜誌》集團,響應要求民主的聲浪此起彼落;

三、黨外民主陣營勢力匯聚,氣勢如虹,在地方選舉中獲得不錯的成績,逐漸形成挑戰極權體制的趨勢。

以上因素已經嚴重威脅黨國統治正當性,所以,黨國極權展開整肅台灣人民要求民主呼聲,才是蔣經國真正的目的所在。

事實上,蔣經國以行政院長身分越過「繼任總統」嚴家淦而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他原本以黑手實質掌控黨政軍特的權力結構,如今基於中國國民黨「以黨領政」的體制而正式檯面化,遂進行因應即將發生大變局的綿密部署,蔣經國模式的整肅行動也跟著登場。

蔣經國的作法,是一方面壓制黨內質疑他掌控領導權的蠢動勢力,指揮警備總部及政戰系統對知識圈展開撲殺行動,逮捕「保釣」以來的激烈分子,以及對「台大哲學系事件」進行秋後清算。另方面則對黨外採取羅織逮捕黨外領袖余登發等一連串反動措施,企圖撲滅當時已經非常蓬勃的黨外民主運動,乃至設局爆發震動國際民主社會的〈美麗島事件〉。

蔣經國任命心腹王昇出任總政治作戰部主任,主掌政治思想言論的整肅重任,對黨外人士在一九七五年選舉期間的言行實施鐵腕清算。白雅燦因為散發傳單強烈要求蔣經國公布財產,遭控「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判處無期徒刑;接著再逮捕黨外人士顏明聖、楊金海,控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分別判處十二年及無期徒刑,針對顏、楊案,《蔣經國傳》作者江南指出:「真正的原因,是他們和另一黨外知名人物郭雨新計畫召開『國是會議』」。

接著,一九七六年六月,美國從金、馬撤回六名軍事顧問。七月十六日,國際奧委會要求我國以「台灣」名義參加第二十二屆奧特蒙奧運會,蔣經國不接受而宣布退出;全台陰霾罩頂,蔣經國的處境益加困難;中國國民黨政權文宣單位推出反共電視影片《寒流》【註三】進行洗腦內宣,其作法跟一九七二年拿《小市民的心聲》【註四】搞大內宣如出一轍,美、中建交後則等而下之編造了《南海血書》【註五】。

但是,台灣人民族意識大幅提升已經無法阻遏,大內宣洗腦無效,反而引起更大反彈。一九七六年十月就發生王幸男不耐極權統治,遂效法前以色列總理梅納罕‧比金的「爆炸復國」行動,投寄郵包炸彈炸傷時任省主席謝東閔手部的事件(王幸男隔年在家人被蔣家王朝拘禁為「人質」的要脅下返台就逮)。另外,在風雨隱誨中創刊針貶時政的黨外雜誌《台灣政論》文章犯忌被撤銷登記,警總還逮捕副總編輯黃華,控以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意圖顛覆政府,判處十年有期徒刑;而撰文惹禍的邱垂亮教授被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

蔣經國延續了蔣介石時代的極權餘威,讓台灣陷入後極權及威權的深淵。此時,接續尼克森、福特之後當選美國總統的卡特,宣布他上任後的外交將以「人權保障」為重點;蔣經國為了迎合卡特,也喊出台灣以次年為「人權年」的欺妄口號,還公開宣稱,台灣監獄受刑人犯中只有二百五十四人被控叛亂罪,而其中只有一人被處死刑。

然而,根據胡慧玲、林世煜、侯坤宏等文史學者的調查,從一九五○年初期到一九八七年,約略有二萬九千件政治案,造成十四萬人受逮捕,其中至少有三千到四千人被處死。也就是說,當蔣經國高喊「人權年」欺瞞世人時,正羅織政治案件整肅民主人士,即使此後的十餘年仍繼續以極權手段嚴査所謂的「叛亂案」,並進而執行宗教迫害,一貫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等等都相繼遭到迫害。

比起美、中建交,真正讓蔣經國心驚膽跳的關鍵是:一九七七年的中央及地方五項公職人員選舉。那次選舉可以說是黨外運動的重要里程碑,時任立法委員的黃信介與康寧祥進行全島串聯、助選,從北到南,黨外民主人士參選的情況也比過去更為積極,儼然出現黨外集團的雛形。當時到處都發生賄選、作票的情形,開票時中壢發生群眾暴動、包圍襲擊警局事件,世稱《中壢事件》。

那次選舉總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八個席次,在黨外人士首度展開全島性大串連的攻勢下,中國國民黨遭遇空前挫敗,得票率從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九十七,逐次劇減到只剩百分之七十六;縣市長方面丟掉四席(兩席無黨籍,兩席黨外——桃園縣許信良、高雄縣黃友仁),省議員方面喪失二十一席,台北市議員方面也丟失六席。【註六】選後,蔣經國立即撤換救國團主任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工作會主任李煥。而黨外人士則受到很大的鼓舞,開始醞釀在一九七八年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擴展政治版圖。

除了選舉的挫敗之外,那年稍早(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日),卡特派國務院東亞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訪台告訴蔣經國,美國繼續推動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蔣經國立即下令發動「一人一信」運動,號召發出二十五萬封信給卡特總統;可是,這項運動無效,蔣經國隔年由「萬年殭屍國代」選為總統(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五月二十日就職時,卡特只派來一個低階特使團祝賀,還指派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同一天抵達北京訪問。

蔣經國模式後極權統治的兩面手法擴大展開,一方面公布收買人心的措施:如決定准許人民出國觀光、將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正式開放;如首度通過將調整勞工基本工資(調整為二千四百元)。另一方面繼續嚴査叛亂案,加強緊縮政治活動的許可尺度,下令警方對涉及中壢事件的八人送辦,沒收上萬冊以一九七七年選舉和中壢事件為主要內容的書刊,由王昇主持的總政戰部強制收買當年敢言的民營報紙《台灣日報》....等等。

但是,士氣高昂的黨外人士不理會政治恫嚇,一九七八年六月,黨外增額立委及國代候選人就由黃信介領銜成立〈黨外助選團〉。區域性候選人的助選員不能越區助選,參選工人團體立委的楊青矗由於選區涵蓋全國,他就跟黃信介商妥將重量級演講者登記為他的助選員,以他的名義展開全國串聯助選。候選人競選登記時,所有黨外候選人的政見欄所登記的政見都遭到嚴格審查,諸如「總統、副總統直接民選」、「解除戒嚴令」、「解除黨禁」....等等均被認定「違法」不能登記,〈黨外助選團〉集體向高等法院提起控訴,結果卻被判定敗訴,〈黨外助選團〉發表共同聲明抗議也無效。

黨外活動自此仍照常開始熱烈展開,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黨外人士在全台各地舉辦的聚會多達十九場,每一場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群眾。根據蔣家王朝的戒嚴法規定,三人以上聚會都要申請,但這些聚會都沒有申請,黨外人士衝撞軍事集權戒嚴體制的意圖至為明顯。因此,蔣經國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決定對這類公開聚會採取「嚇阻行動」,於是,出現顯然是被動員的不明人士進行騷擾。

十一月二十四日,黨外以黨外省議員為主的〈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正式成立,在台北設置總部,正式名稱為:〈全國黨外中央民意代表助選團總部〉,黃信介任總聯絡人,總幹事由前一年才剛出獄的政治犯施明德擔任,陳菊任祕書,北、中、南部都設有聯絡人。還設計了助選團的標誌,其中特別突顯「人權」,標誌是一隻緊握的人拳,表示為人權奮鬥;下方環繞橄欖葉,強調和平手段。

十二月五日,「黨外人士候選人座談會暨記者會」在台北中山堂舉行。黨外人士首次以組織的形式向國人推薦四十幾名候選人,擔任司儀的是蕭裕珍(解嚴後曾代表民主進步黨當選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及第三屆立法委員),她依黃信介的指示,宣布稍後唱國歌時,將「吾黨所宗」改成「吾民所宗」,詎料,所謂的「反共義士」勞政武、沈光秀等人混入會場,大吵大鬧,演出全武行,最後,鬧場的人被拖出去,交給隔壁的警察局。這群人後來在《美麗島》雜誌創刊酒會時,也曾糾集烏合之眾前往暴力大鬧。

記者會上,〈黨外助選團〉公布了台灣黨外人士共同政見——「十二大政治建設」,為了防止中國國民黨劣跡斑斑的選舉奧步,還訂定「黨外候選人共同對付選舉舞弊辦法」、「黨外候選人監票互助辦法」。其中,「十二大政治建設」直指敏感的政治訴求,以及蔣家王朝長期敗政下所缺乏的民生政策,包括:

一、徹底遵守憲法規定: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化,各級法院改隸司法院;廢除違警罰法;思想學術超然化,禁止黨派黨工控制學校,言論出版自由化,修改出版法,開放報紙雜誌;參政自由化,開放黨禁;旅行自由化,開放國外觀光旅行(蔣經國是在這項政見提出後才宣布開放)。二、解除戒嚴令。三、尊重人格尊嚴,禁止刑求、非法逮捕和囚禁,禁止侵犯民宅和破壞隱私權。四、實施全民醫療及失業保險。五、廢除保護資本家的假保護企業政策。六、興建長期低利貸款的國民住宅。七、廢止田賦,以保證價格無限制收購稻谷,實施農業保險。八、制定勞動基準法,勵行勞工法,承認勞工對資方的集體談判權。九、補助漁民改善漁村環境,建立合理經銷制度,保障漁民的安全和生活。十、制定防止環境汚染法和國家賠償法。十一、反對省籍和語言岐視,反對限制電視方言節目時間。十二、大赦政治犯;反對對出獄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經濟和社會岐視。

除了共同政見,個別候選人的政見也都非常直白尖銳犀利,比如,陳鼓應、陳婉真的《吿中國國民黨宣言》,就抨擊中國國民黨政權三十年來「反攻迄無進展,與國喪失殆盡,自辱國格陷孤島」、「動員戡亂又戒嚴,憲政橫遭擱置,民主徒託空言」、「政權與財閥相結合,富商位尊、農工卑賤、貧富懸殊」、「民族不立、民權不彰、民生不均」。工人作家楊青矗喊出「工有、工治、工享」的主張。在在搖撼中國國民黨蔣家政權統治的根基。

該次選舉原定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投票,但是,不僅這些政見及黨外巡迴全台深獲台灣人民支持的造勢活動,連中國國民黨內從基層冒出來的開明派也互爭頭角,讓蔣經國煩心不已甚至無法忍受,十二月十六日凌晨美國宣布將與中國建交的消息,無異給了蔣經國著手遂行極權整肅的良機,他緊急召集核心官員密商後,上午一上班就宣布將這次選舉投票「延期」。真正的社會動盪因而發生。

十六日下午,顯然受到動員的數以千計民眾包圍美國大使館洩憤,呼口號、貼標語,扔石頭及玻璃瓶,到了太陽下山,這些群眾便有秩序地散去。〈黨外助選團〉當天則發表共同聲明要求從速恢復選舉活動,不能藉機實施軍事統治;但是,蔣經國卻以「國家面臨之非常情況仍在繼續狀態」為由,表示「尙需體察情勢發展,再行定期選舉」,然後依照慣例派出特務全面監控黨外候選人,還透過媒體散布黨外人士將藉機製造暴亂的謠言,多位黨外候選人競選事務處的「民主牆」,都被不明人士破壞或張貼「匪諜、賣國賊」等海報,更有人接到恐嚇電話,其目的在營造政治不穩氛圍的意圖至為明顯。

黨外人士發現政治整肅的意圖蠢蠢欲動,便力邀高雄縣前縣長擔任名義上的「黨外領導人」,並決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國賓大飯店,召開「國是會議」,發表〈國是聲明〉。結果,蔣經國的特務機構先對黨外人士施壓取消這場集會卻未被接受,繼而直接對飯店施壓,開會當天臨時不借場地,黨外人士被迫改到〈黨外助選團〉總部舉行。會後,發表一份由余登發領銜、七十三人聯署的〈黨外人士國是聲明〉。並且決定隔年一月二十三日自由日舉行一次全國性的盛大餐會,由余登發擔任召集人,地點選在余家創辦的高苑工商。一月二十九日從臺北啟程進行環島拜年,二月一日則要在高雄橋頭舉行千人餐會,進行全臺串連。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中正式建交,余登發成了蔣經國下令整肅的對象,特務機構以「匪諜」吳春發(吳泰安)進行羅織,在一月二十一日趁黨外人士即將展開一連串大型活動之前,逮捕余登發及其子余瑞言,以叛亂罪名送軍法偵辦;黨外人士研判這是蔣經國全面鎮壓的開始,因此,立即決定南下橋頭遊行抗議,此即「橋頭示威」事件,這是蔣家王朝極權戒嚴令下,黨外人士第一次示威遊行。

由於一月二十七日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率代表團即將抵臺,為了要把余登發父子入罪,三天後,軍事法庭就開庭審理吳春發涉嫌叛亂案進行鋪陳。一場精心規劃的「反美」及「懲治」黨外人士的戲碼於焉展開。

克里斯多福來台灣是要就美國與中國國民黨政權斷交後與台灣的新關係進行談判,他的車隊竟在機場遭遇顯然經過安排的上萬羣眾團團包圍,代表團面臨狂暴的襲擊,眾多雞蛋、番茄、石頭、油漆從四面八方擲向車隊,群眾狂喊「卡特是騙子!」,克里斯多福的座車遭襲擊最嚴重,不僅整輛車狼狽不堪,連車窗都遭棍棒擊碎,克里斯多福受了傷。

克里斯多福還沒離開台灣,蔣經國就命令他的心腹王昇(當時仍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上將主任)秘密成立〈劉少康辦公室〉,其權力超越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國家安全局、法務部調查局,橫跨了黨、政、軍、特,表面上是要「研議反制中國共產黨政治攻勢的戰略與戰術」,實際卻是規劃對付黨外民主人士的秘密行動,因此,與極右派團體、外省人幫派建立聯繫關係。不過,有評論認為「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在此刻上場,意味著威權末期統治集團的最後一搏」。

余登發被羅織的叛亂案在一九七九年三月登場審理;四月,曾經南下橋頭參加示威遊行的桃園縣長許信良,遭監察院彈劾,並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在此同時,吳春發、余登發兩案也先後迅速宣判,余登發當庭要求跟吳春發對質,遭軍法官嚴詞拒絕;最後,吳春發被判處死刑,隨即槍決,而余登發被處有期徒刑八年,余瑞言被處二年有期徒刑。

黨外人士為了抗議蔣經國的集權整肅,五月二十六日藉替許信良慶生祝壽的名義在中壢辦活動。這次蔣經國的特務機構不再口頭警告,而是由警備總部發函給每一個參與籌辦的政治人物,警告說:「倘若發生影響到社會秩序的任何不幸事件,一切後果都由閣下及其他主辦人負責。」然而,黨外人士不予理會而照辦不誤;另外,被蠻橫停止選舉活動的黨外候選人,隨後更在六月二日成立〈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

〈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的宗旨,是「團結黨外候選人,促進台灣民主政治的實現」,具體的工作目標有三項:一、促進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民選;二、督促政府從速辦理選舉;三、硏擬選舉法規。聯誼會強調,只要中國國民黨政權一日不恢復選舉,候選人聯誼會便一日有存續的必要。有人還自己戲稱是「萬年候選人」來嘲諷中國國民黨的「萬年國會」。

蔣經國決定升高鎮壓力道,把氣氛搞得風聲鶴唳。六月間,十三名黨外省議員聯合總質詢,集中炮口犀利批判中國國民黨執政下的黨政不分、獨裁政治,要求中國國民黨政權施政應確守黨限與國法。結果,蔣經國竟然派武裝部隊進駐省議會,創下台灣政治史上「大軍壓境」民意機構的惡例;同時還指示媒體全面圍剿黨外人士,「賣國賊」、「民族的敗類」之類的謾罵充斥媒體版面;可是,那時陳婉真和吳哲朗創辦的地下刊物《潮流》【註七】,則翔實報導「大軍壓境」的真相予以反擊。

聯誼會六月二十四日要在高雄大貝湖(澄清湖)舉辦第一次聯誼活動,詎料,蔣經國仍然動用大量軍憲警戒備取締,高雄市區與大貝湖內外警衛森嚴,逼使原先安排就緖的《民眾日報》遷高週年紀念活動——萬人摸彩健行——臨時取銷【註八】,聯誼會的活動也被迫異地舉行。這個月二十九日,許信良縣長遭公懲會裁決休職兩年,黨外人士遂於兩天後,臨時決定以慶祝高雄市升格院轄市的名義(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選在高雄大統百貨公司(位於高雄市中山路與五福路三角窗)對面的扶輪公園舉辦晚會,同樣遭到大量軍憲警環伺戒備,只是這次活動吸引的群眾實在太多,中國國民黨政權不敢下手取締,讓該次活動順利進行到晚上十一點才結束。

陳婉真當天也在高雄現場大量散發《潮流》,因為那一期的標題很聳動震撼,造成現場民眾的搶閱;標題是這樣寫的:「假借民主、欺騙友邦!假借反攻大陸、壓榨台灣人民!民選縣長一紙公文就被休職!國民黨成叛亂團體在台造反!」最後那句話是林義雄在許信良遭停職時的記者會說的,那是中國國民黨政權首度被台灣人說成「叛亂團體」。

蔣經國對警、特處理高雄場的方式非常不滿意,於是,聯誼會七月二十八日在台中公園舉辦的第二次活動,不但黨外人士從各地出發時即被全面跟監,軍憲警更在台中市區各街頭站崗,公園周邊則重兵部署,還動用好幾部消防車在公園外圍備戰,形同戒嚴。黨外人士的車輛一進入台中市都遭到臨檢,被以各種理由阻攔,並有流氓裝扮的人不斷對著黨外人士尋釁咒罵。

公園內已有數百民眾在等待,黨外人士分散趁隙先後溜進公園,站在人群中,邱垂貞彈吉他、蘇治芬引吭高歌,結果,公園外圍的消防車開始向場內人群噴射水柱,上百名鎮暴部隊隨後拿著盾牌、電棍衝向人群,電棍左掃右打,大家只好抱頭鼠竄,台中場的集會被迫結束。

但是,事情並未結束,黨外人士各自上車準備前往員林黃順興的農場過夜,特務及黑道人物也一路跟監。隔天,聯誼會要在台中敬華飯店開記者會,但飯店一樓的咖啡室早已被便衣特務佔滿,記者也被特務包圍隔開,聯誼會散發抗議聲明時更糟特務強制搶走。飯店外則衝突不斷,流氓包圍台北黨外人士搭乘的遊覽車,破壞車輛、毆打落單黨外人士,直到遊覽車離去要返回台北時還不罷休。

事後(八月四日),警備總部發言人奉命開記者會,指責黨外人士是陰謀分子,「利用各種名義作陰謀活動,並製造不實而誇大的歪曲報導,誣蔑治安人員,顯有計畫的製造謠言,欺騙群眾,蓄意破壞社會安寧....。」所謂「歪曲報導」,指的是《潮流》及當年六月創刊的《八十年代》,對於黨外活動的翔實報導。

這是〈劉少康辦公室〉成立以來,警備總部第一次站出來開記者會,顯示蔣經國對黨外的整肅計畫進入新階段將會逐步升高,這是跡象之一。跡象之二是在警備總部記者會之前,所謂「反共義士」、鐵血愛國會等狂熱的民族主義團體召開了一項會議,主張「消滅」「不忠貞愛國」的黨外反對人士,軍方報紙及中國國民黨豢養的民營報紙都對該項主張給予正面報導。

果然,十天後,警備總司令部立即查扣《潮流》,並逮捕該刊負責攝影、發行的陳博文、楊裕榮。《美麗島》雜誌也正好在此期間創刊,全台主要都市都有該雜誌設置的辦事處,竟然先後遭極右派暴力份子的破壞或搗毀,連黃信介的住家也同樣遭殃。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美麗島》雜誌在台北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場外受到警方保護的「疾風」集團極右派分子公然施行暴力抗議,對著進場的黨外人士叫囂,喊打喊殺。由於《潮流》人員被逮捕,當時在美國的陳婉真到台灣駐美代表處靜坐抗議,極右派暴力分子也在飯店外懸掛布條聲討「叛國賊陳婉真」。

整個局勢在相激相盪之下,倏然緊繃、升高,似乎一切都符合蔣經國的陰謀算計,以高壓刺激黨外人士追求民主自由的情緒更為高亢,依照他的「請君入甕」劇本,最後設計製造先鎮後暴的〈美麗島事件〉,一舉收網逮捕所有美麗島集團菁英;隔年二二八,被特務監控下的林義雄家,竟然又發生駭人聽聞、人神共憤的滅門慘案。

至於被蔣經國「暫停」的那次選舉,不只顯得遙遙無期,終究等於被扼殺而消失。一九八〇年三月,蔣經國在美國壓力下不得不將「美麗島案」進行公開審判,另一方面也開始制訂《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嚴格規範選舉活動,直到「美麗島案」全部處理完之後,便宣布正式成立中央選舉委員會,各省市及縣市選舉委員會則於同年七、八月間分別成立,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第二次增額選舉才在十二月六日舉辦,多位美麗島受刑人家屬在這次選舉都以罕見的高票當選,台灣人民用選票向蔣經國示威,更用選票重審〈美麗島事件〉。

這是一段台灣後來開啟民主化非常重要的歷程,黨外民主人士聚集各路不同色彩的反中國國民黨菁英,打破《自由中國》雜誌、《中國民主黨》夭折以來民間力量的沉寂,而且〈黨外人士助選團〉進而成為〈美麗島政團〉,過程中雖然有波折,但是,民主力量的凝聚終而出現政黨雛形,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勇敢加入衝撞軍事獨裁戒嚴體制,逼使中國國民黨政權不得不由極權→後極權→威權,將政治、社會的緊箍咒逐漸鬆綁,乃至蔣家王朝政權崩解,才會有後來的《民主進步黨》的成立及民主化,這段歷程不能不在台灣政治史記上重要的一頁。

 

【註一】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台灣留學生黃文雄、鄭自才在紐約市廣場飯店門口槍擊刺殺未遂的事件。

【註二】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除了台灣代表之外,全數都是在大陸中國選出而隨蔣介石政權逃來台灣的代表,任期到1991年全面改選為止,從未改選致被譏為「萬年國會」,如有死亡缺額,則從逃亡來台中國人中依籍貫的「候補者」遞補,仍屬「終身制」;「萬年國民大會」是蔣家王朝維持「法統」的正副總統選舉機器。
1969年第一次在台灣舉辦「增補選」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原本只有國大代表因「補選」才有「終身制」,立、監委則是任期制,如此差別待遇引起爭議擺不平才全部改為「終身制」。後來,「萬年國會」代表實在凋零得太快,「法統」基礎動搖,蔣家王朝遂於一九七二年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中,增列一條「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得依下列規定,定頒辦法,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不受憲法第二十條、第六十四條、第九十一條之限制」,宣布停辦「補選」,只辦「增選」,才有任期制的「增額代表」。
在全面改選之前,國民大會代表、監察委員總共辦了三次增額選舉,其中,國大代表只全面改選兩次,2005年又選了一次「任務型」代表後,國民大會即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而壽終正寢;監察委員也在全面改選後改為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立法委員因任期三年,則總共辦了六次增額選舉。

【註三】《寒流》是一部開始製作於一九七五年,並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至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四日期間(含重播)在臺灣老三台以聯播方式播出的反共影集。(引自維基百科)

【註四】《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是筆名「孤影」的作者,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的文章,因為引起不小的迴響,蔣家王朝的文宣部門遂將之印成小冊子大量發行、鼓吹,各級學校還將之列為必讀文章,蔣家王朝借此來加強當時政治的安定性。

【註五】美、中建交時,作者朱桂偽稱是「越南難民阮天仇」,寫成《南海血書》的絕筆信,也是發表於《中央日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蔣家王朝將之列為中小學必讀教材,政府機關也大量印送。後來被拆穿原來是王昇配合蔣家王朝極權統治所策劃的虛構故事,經過多年後,作者也出面承認這件事。

【註六】縣市長方面:桃園縣許信良、台中市曾文坡、台南市蘇南成、高雄縣黃友仁;在省議員方面廿一席:基隆市周滄淵、台北縣陳金德、邱益三、桃園縣黃玉嬌、新竹縣陳天錫、苗栗縣傅文正、台中縣洪振宗、林漢周、台中市何春木、彰化縣洪木村、南投縣張俊宏、雲林縣蘇洪月嬌、張賢東、嘉義縣林樂善、 台南縣蔡江琳、台南市蔡介雄、高雄縣余陳月瑛、高雄市趙綉娃、施鐘響、屏東縣邱連輝、宜蘭縣林義雄;在台北市議員方面六席:林文郎、徐明德、康水木、王昆和、陳勝宏、陳怡榮。

【註七】《潮流》是台灣第一份引起注意的地下刊物,由擔任記者期間主跑台灣省議會新聞的陳婉真、吳哲朗兩人創辦,發行八開單張手抄油印報,專門報導省議會的動態及遭主流媒體封鎖的消息,聲稱要「向公然違憲三十年的『報禁』政策和歪曲的輿論報導表示強烈抗議」。該刊出刊後洛陽紙貴,前後總共出版46期、維持了一百零三天。

【註八】該報一九七八年從由基隆遷移高雄經營之後,由於經常報導敏感性的新聞,因此,三不五時就會受到中國國民黨文工會、警備總部等新聞檢查機關的壓力。一九八○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恢復選舉時,中國國民黨政權就曾企圖要該報停刊,經過談判後才以李哲朗離開社長職務為交換條件,李哲朗被中國國民黨弄到亞東關係協會蹲了八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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