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事生非】荷蘭博物館的轉型正義（下）：西印度公司——歸還奴隸的尊嚴

上集回顧：【荷事生非】荷蘭博物館的轉型正義（上）：東印度公司——償還掠奪而來的藝術品

去（2021）年五月，位於阿姆斯特丹的林布蘭故居博物館（Rembrandthuis）上演了一場互動式展覽，主角是一隻曾被林布蘭等畫家臨摹的大象：Hansken。Hansken 是一頭十七世紀，從錫蘭（今斯里蘭卡）應當時奧蘭至親王（Prins van Oranje）弗雷德里克．亨利（Frederik Hendrik）要求，被帶到荷蘭的母象。她抵達歐洲後不久便被轉賣，成為世界上最早隨主人巡迴演出的動物之一，並「工作」了 20 餘年。[1] 作為當時全歐惟一的大象，Hansken 是藝術家眼中爭相摹畫的主角，她的身影和故事也因此廣為流傳。死後，Hansken 的畫像和遺骸被大英博物館、荷蘭國立博物館、都靈皇家圖書館、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等重量級文藝機構收藏，在跨領域的動物福利、博物館研究、藝術史上，都佔有一席之地。

Hansken 從亞洲被進貢到荷蘭的同時，地球上另一端的一群非洲人，也面臨相同被迫離家、終身為荷蘭人工作的命運。他們被銬上鎖鏈、踏上超載又充滿疾病和顛沛的巨船，被交易至歐美，成為荷屬殖民地或他國的奴隸。[2]與 Hansken 不同的是，林布蘭等輩從未對這些人產生興趣，所以沒有人為他們作畫。他們的肉身在沒有尊嚴、沒有希望、沒有慰藉的異鄉腐敗，意志也隨之凋零。他們原生國的文物被掠奪、帶進西方美術館、入囊至「黃金時代」藝品收藏之際，世界對他們生命的認識卻寥寥無幾。

六十萬個醒不過來的夢靨：跨大西洋奴隸貿易

十七世紀大航海時期，荷蘭與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的貿易戰場，從歐陸往外擴移。向東，他們在亞洲透過殖民手段建立並高壓管理熱帶莊園，爭相奪取如荳蔻、胡椒等昂貴辛香料（結果英國和荷蘭的食物還不是那麼難吃！）；以西，惡名昭彰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則逐漸成形。[3]荷屬西印度公司（正式名稱為「專利西印度公司」 Geoctrooieerde Westindische Compagnie ，下簡稱西印度公司）為了到美洲開拓製糖、金屬礦等勞力密集的大規模產業，從非洲西岸陸續買下總計不少於六十萬的非裔奴隸，將他們運往蘇利南、巴西、圭亞那等南美陸地，和古拉索（Curaçao）、安地列斯（Antilles）等加勒比海沿岸島國。[4]如此在歐、美、非沿岸的三角貿易，為當時的西印度公司和殖民者賺進了最高可達 1,000% 的利潤；西印度公司更在 1630 年代，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成為跨大西洋奴隸販賣霸主。

身為「憲章公司」（chartered company），西印度公司被荷蘭政體授予壟斷國際貿易、發動戰爭、治理殖民地、處置囚犯等現代國家才具的權力；也因此，西印度公司和上篇提及的東印度公司在海外不符程序正義、且不受民主體制究責（accountability）限制的作為，被視作荷蘭國意的延伸。十六到十八世紀間，這兩大憲章公司左右逢源，於殖民地累積大量營收、在國內又受政府和民間投資人資助，一度成為人類經濟史上獲利最高的公司。[5]當中的許多利潤，即被用來興建阿姆斯特丹著名的運河網絡。蓊鬱盎然的水道下，原來一直都悄悄流竄著幾百年來從未消化分解的不義之財。

1799 年，西印度公司瓦解，其下的領土由荷蘭政府收管；但南美與加勒比海等地的被奴役者卻要等到 1863 年荷蘭正式頒佈廢除奴隸制度命令後的再十年――因為法律給了奴隸雇主十年緩衝――才尋得自由。（獲得自由的方式是荷蘭政府支付一筆現今計價數萬歐元的賠償金給――不是被奴役的人，而是――雇用奴隸的人，以向他們「贖」回這些非裔人口的自由之身。）諷刺的是，奴隸在海外殖民潮前，於荷蘭本土因宗教和人文脈絡被視為非法制度；三角貿易興起後，貴族與商人反而開始流行輾轉從南美「購入」非裔男孩，作為家中僕人、和客人來訪時觀賞用的稀有物種。 

阿姆斯特丹的國立博物館，就在勘誤後，發現一具 1881 年進入館藏的狗環，原來其實是十七世紀拿騷—拉雷克伯爵（Maurits Lodewijk van Nassau-LaLecq）家族中，非裔男僕被套上的金屬脖環。脖環的主人，可能是其中一位後來即使取得了荷蘭軍階、卻仍無法擺脫種族身分與實體銅環束縛的 Paulus。Paulus 和其他被荷蘭人奴役的來自非洲各國的男女老少的故事，在噤聲了四百年後，終於在國立博物館籌備了四年的《奴隸》一展，娓娓道出。

從牢獄到博物館：勞役的表現（Representation）

《奴隸》以質取量，講述十個圍繞荷蘭殖民與奴隸的故事。包含 Paulus 內的十個主角中，有如 João Mina 和 Wally 在農場工廠裡披星戴月的辛勞、Tula 在體制內尋求自由卻被處死的怒吼；也有 Ma Sapali 偷渡米食乾糧給逃離莊園社群的母性滋養、和 Lokhay 即使逃跑後被荷蘭統治者割除一邊乳房仍傳承堅信生而為自由人的吟唱。如同其他瀰漫在南美和東南亞各地荷屬熱帶莊園被遺忘的數十萬個生命，這些故事主人不被允許擁有自己原來的名字和認同。他們大多被冠上方便殖民者辨別的西日耳曼或拉丁名稱或甚至編號，然後在溼褥的昏幕中萎縮消翳。

國立博物館的策展團隊靠著史料研究和質化訪談，拼湊建構出淪落異地的悲悼和勇傲，並讓奴隸後裔和家族中曾經擁有奴隸的當代荷蘭人，輪番以口述搭配展品，用十則故事譜出六十萬個心碎。[6]

除了藉受奴役者的後代重新表現數世紀前支離破碎的哀歌，國立博物館館長塔劶．底比茲（Taco Dibbits）也重申博物館作為文化敘事者和資訊交流場域、而非單純典藏機構的重要性。例如榮譽展廳（gallery of honour）內離〈夜巡〉不遠的〈蘇爾門和卡彼特〉（Huwelijksportretten van Marten Soolmans en Oopjen Coppit）對畫即是其中一例。這副婚禮紀念肖像是林布蘭唯一的全身幅畫作，曾由富可敵國的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家族收藏；2016 年由國立博物館和羅浮宮聯袂以一億六千萬歐元購入並輪流展出，蔚為當年國際美術館間的佳謠。畫中的兩位主角皆來自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的洪門：新娘卡彼特是貴族世家的閨女、新郎蘇爾門的父親則以製糖業致富，兩人的連理象徵該年代新舊財富的結合徹底脫離教會和皇室，畫中衣著和裝飾更是藝術史學家津津樂道的細節。

但若將華貴的畫像抽絲剝繭、屏除名門風尚和林布蘭的鬼斧神工後，便會發現這對夫妻的財富存在著與奴隸和人口販賣無從辯駁的關係：蘇爾門家族的練糖收益粒粒都是受奴役的非裔人口的勞動心血；蘇爾門過世後，卡彼特的再婚對象戴伊（Maerten Daey）更有一段殘暴的過往：戴伊駐紮巴西時，曾長期強姦、囚牢一名叫 Francisca 的非裔女奴，直到 Francisca 懷孕並產下女兒 Elunam 後，母女雙雙被戴伊拋棄。[7]

為了掀開更多黃金時代輝煌下的腐敗，國立博物館重新發行了舊有介紹與添有無法抹滅的奴隸色彩的藝術品詮釋對照。此外，館方也嘗試在展間加上有關奴隸背景研究的展覽品敘述。此決定雖存在爭議，卻並非創舉。事實上，早在 2019 年，阿姆斯特丹博物館（Amsterdam Museum）就在《重訪荷蘭大師畫作》（Hollandse Meesters Her-Zien，下簡稱《重訪》）一展開幕時，宣布停止使用「黃金時代」一詞。

脫離「黃金時代」：弱勢群像的再現（Re-presentation）

《重訪》上檔前，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在隱士廬博物館（Hermitage Amsterdam）的「黃金時代荷蘭人像」（Hollanders van de Gouden Eeuw）展廳，常設有滿佈白人男性群像的館藏展。[8]畫中的人物或來自民兵團、或是富商、或為貴族；他們的形象透過林布蘭、維梅爾、哈爾斯（Frans Hals）等人的筆刷，向世界宣告荷蘭黃金時代商業的榮華和美學的璀璨。這般光景之繁複，厚重地覆蓋了十七、八世紀更為真實的市井生活：因為殖民與奴隸交易，荷蘭的社會組成早已不再由單一種族組成；而即使是世代久居低地國的民眾，大多數也並未享受到海外搜刮回的利潤。「黃金時代」一詞過於強調該時期菁英間爭艷的碩果，幾乎成為抹滅多元庶民生活的判讀、也持續借重學術典範（canonization）為荷蘭在海內外殖民與人口販賣的諸多罪孽粉飾太平。

有鑑於此，該展邀請了具有非裔或南美背景的荷蘭住民，扮演 13 位被歷史忽略的十七、八世紀人物――例如成功經營咖啡豆生意的蘇利南女商人 Elisabeth Samon、或奧蘭至親王威廉四式（Willem IV, Prins van Oranje，當初受贈 Hansken 的省督的表孫）的男僕 Jean Rabo――讓攝影師藉由當代的繽紛，重新呈現更貼近當個世代的吉光片羽。這 13 幅攝影肖像完成後，被放進改名為「十七世紀群像」（Groepsportretten van de 17e Eeuw）的阿姆斯特丹隱士廬博物館展廳中央，直視牆上原有的權貴階級。

以中性的「十七世紀」取代「黃金時代」一舉，招惹出荷蘭朝野政界的一致批評。包括總理呂特在內，許多政治人物認為無須因過往祖先犯下的錯剝奪現代荷蘭人的國家認同（之中當然也有政客絕口不提征戰、暴力、人口販賣，持續擁護荷蘭海外殖民作為為這個彈丸之國帶來的影響力和榮耀）。[9]前任初、中等教育與媒體部長史洛柏（Arie Slob）更在受訪時指出「我對這個詞的討論有點厭煩了」；也有歷史學家認為「黃金時代」如「文藝復興」，在突顯與區別歷史世代上有特殊功用，不宜改變。[10]

暫且撇開此決定造成的風波，靠著如阿姆斯特丹博物館的文化機構，原先不復存在卻又千真萬確地活過、愛過、痛過、歡笑過、懊悔過的生命故事，藉由四個世紀後的基因和想像，再現了被奴役者不曾被賦予的樣貌和論述。他們之中有的像 Samson 一樣成功、受後人景仰；[11]有的帶著 Rabo 謎樣身世的吸引力；更多的，則傾流著與被奴役的那六十萬個肉體和靈魂相繫的記憶。兩年後的炙夏，《重訪》以紀念奴隸解放日 Keti Koti 之姿，再度登上阿姆斯特丹另一藝術機構：OSCAM 空間。如今，這些稗事野史終得叩響荷蘭歷史的大門；荷蘭的多家博物館和文化藝術機構，也一肩挑起成為轉型正義先驅的重擔。

博物館外，荷蘭的轉型正義仍窒礙難行

暨荷蘭政府 2021 年宣布無條件全數歸還從前殖民地掠奪而來的藝術品政策、並正式譴責十七世紀以來東印度公司狂掃前殖民地藝術和文化遺產的惡行後，阿姆斯特丹市長郝西瑪（Femke Halsema）也在當年七月一日的 Keti Koti 上，代表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對過去西印度公司參與甚深的跨大西洋奴隸交易致歉。這番言論引來了不亞於停用「黃金時代」一詞導致的反彈聲浪。雖然一份來自內政與王國關係部（Ministerie van Binnenlandse Zaken en Koninkrijksrelaties）諮議委員會的《奴隸對談小組——昔日枷鎖》（Advies Dialooggroep Slavernijverleden “Ketenen van het Verleden”）諫書中，明確指出荷蘭政府應對過往的不堪行為道歉；但近幾年的民調裡，贊成此舉的荷蘭人卻始終只在三成左右徘徊。[12]此時，包括美術、博物館在內的文化機構的角色，就更顯珍貴。

如同阿姆斯特丹博物館策展人湯姆．范德莫勒（Tom van der Molen）呼應國立博物館館長所言，公立博物館有呈現歷史錯綜複雜樣貌的責任，以提供民眾在獲取豐富資訊後組織出自己看法的思考環境。雖然幾年的努力下，慢慢開始有其他產業開始溯往自身組織過往與殖民和奴隸暴力的關聯，例如荷蘭第三大銀行 ABN AMRO 就在內部調查中，發現該行曾參與西印度公司在南美的奴隸交易，並於今（2022）年四月發表道歉聲明；但總體而言，荷蘭博物館如何繼續有效地運用自身影響力和民眾對文化機構的信任，推動、促進藝術以外的轉型正義，仍是項充滿荊棘的挑戰。

而就當大家以為四百年前滿載奴隸的船隻，如今終於能寄望靠著領舵民主討論的文化組織航向正義時，當年東印度公司大本營城市霍倫（Hoorn）以「黃金時代美術館」自居的西弗林斯蘭博物館（Westfries Museum）正喜孜孜地推出「東印度公司下午茶」（VOC Koffie）菜單，咖啡／茶配上擠了一大坨爍潤誘人鮮奶油的印尼千層糕（spekkoek），只要 3.5 歐！

跋：我非歷史專業，若上、下兩篇章中提出了不精確的敘述、或冒犯到人的論點，尚祈不吝指教。另，償還掠奪而來的物品、和適不適合用「黃金時代」稱呼荷蘭繪畫史上的輝煌年代，就像廢除黑彼得（Zwarte Piet）一樣，對不少荷蘭人是個敏感、不愉悅的話題。若您或身邊朋友持與本文不同的想法，亦歡迎來信討論。

最後，臺灣該如何看待北、嘉兩間故宮的展品和這個國家首屈一指文藝機構的定位，恐是未來國人無可逃避的議題。

附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