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裡似乎卡了什麼，輕輕地頂住喉嚨，每一個字眼，都要在腦海裡先重複播放兩三次，才小心地溢出嘴唇。語言若逃離聲帶便自有生命，不受控制，也不知會將我帶往何處──驕傲的或危險的？理性的或失敗的敘事。

自三年前在補習班授課以來，已經許久沒這麼緊張了，更是從來沒有遇過，這麼一場慘烈的、言說的自我鬥爭，每一個字，都說得這麼辛苦！

「今天要上的是中華民國在台灣時期，一樣，進入課程前，我要先給各位一個簡單的觀念，中華民國在台灣時期這段歷史，不是什麼很光榮的歷史，國共內戰被打爆，外交也幾乎成為孤兒嘛！

「那今天的台灣，你有什麼好拿出來說嘴的？只有台灣的民主和經濟。所以中華民國在台灣時期就要抓住這兩個重點，台灣的民主化和經濟奇蹟。」

縱觀世界歷史，適得其反的例子可說不可勝數，美國獨立的過程更是一連串事與願為的結果，一開始，英國與法國在北美洲殖民地競相擴張而發生衝突，由華盛頓在荒野中的戰鬥為引信，引爆法印戰爭與七年戰爭，然而戰後英國卻限制殖民地的擴張。

當英國因為七年戰爭的財政負擔而想對殖民地加稅，卻引發殖民地抵制英國貨物，得不償失而不得不取消大部分加稅。

英國東印度公司因殖民地人抵制英國茶改買走私茶大受打擊，英國為了挽救它的生意，通過《茶葉法案》，卻反而引起茶黨運動。

英軍為了避免民兵起事，前往康科德沒收軍火，卻正是這個行動擦槍走火，引發康科德─列星頓戰役，讓北美洲局勢已經走向獨立戰爭的不歸路。

喬治三世事後檢討，或許會喟嘆｢千金難買早知道｣，然而這種矛盾性，也正是歷史之所以有趣，以及歷史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千金難買早知道，但可以古為鑒。

緊接者發生的邦克丘戰役，也充滿了如此的歷史矛盾性，它是一場英軍的勝利，但是卻奠定了殖民地大陸軍收復波士頓，以及美國獨立的基礎，因而成為｢雖勝猶敗｣──所謂的｢皮洛士式勝利｣──的代表性戰役之一。

大學教授涉及以假發票核銷研究計畫案，日前因部分教授被檢方以貪污罪起訴，引起社會兩極評論。有主張司法宜從寬審理，或比照首長特別費案，既往不究。但也有主張不宜從寬，不能因職業身分而有差別待遇。
 
由於涉案教授頗多，他們處理經費核銷的方式並非一致，其中難免有犯行誇張者。故主張不宜從寬處理，甚至對涉案大學教授多所抨擊的言論，並非全無道理。
 
但這麼多教授涉及同樣犯行，如果說沒有制度殺人，恐怕昧於事實。若是制度殺人，則涉案大學教授中不免有因制度而犧牲者。只要未來制度不變，恐怕還會有大學教授繼續犧牲。這是社會損失，也是社會不仁。
 
但自從假發票案發生以來，此案的制度問題，很少受到社會關注。如果有，也是片段的防弊主張。其實，大學教授以假發票報銷經費，和過去的首長特別費、總統國務機要費、甚至民間企業普遍以假發票逃漏稅捐等，都有共同的制度因素。它們都與現行僵化的憑證核銷制度有關。
 

民眾在公開場所對於警察執勤，可否自行錄影搜證，法務部最新函釋持否定態度。法務部解釋函認為，根據個資法維護個人隱私的原則，如果執法警察不同意，得以制止民眾錄影拍攝。

法務部認為，民眾向司法警察人員陳情、檢舉或接受行政事件調查時，得否自行錄音，因牽涉承辦人員或其他在場人員之個人隱私權益，除有當事人允諾或法律明文規定外，其隱私權之保護與一般人並無二致。因此，若民眾未獲同意而擅自進行錄音、錄影，司法警察人員本得視情節加以制止，如民眾因而涉有《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礙公務罪嫌者，並得依法究辦。

其實，大一《憲法》課程就已介紹，基本權保障的規範目的，是為了避免國家不當限制人權，學理上稱為「基本權對抗國家性」。簡單的說，像是「言論自由」或「隱私權」等《憲法》基本人權保障，目的就是用來對抗國家，如果國家對人權有不當限制時，人民即可依據《憲法》主張基本權保護。

我喜歡以運動的角度來看政治，兩者之間那種高度比對性和相似性，總讓人驚訝或莞爾。最近的罷免馬英九之說和總統府的回應，讓我想起了NBA風行一時而且引發爭議的「駭客戰術」(Hack-a-Shaq)（註一）。

駭客戰術其實就是「駭俠客戰術」，針對的對象是前洛杉磯湖人中鋒「俠客」歐尼爾(Shaquille O’Neal)。歐尼爾身高216公分，體重300磅以上，卻擁有相當不錯的機動性，和一般的笨長人有很大差別，簡直就是一輛人肉坦克車，只要一進籃下，得分是十拿九穩。

前達拉斯小牛的鬼才教練尼爾森(Don Nelson)萌生一個簡單的想法：與其讓歐尼爾簡單地拿兩分，不如和他奇爛的罰球賭運氣。因為歐尼爾NBA生涯出賽1208場，平均投籃命中率5成82，罰球卻只有5成27。精算之後，尼爾森下令球員，只要歐尼爾一拿球就犯規，讓他上罰球線。

國家公務人員對「中國體制」的了解和認識，個人認為是應該的。公務人員，不止應對「中國體制」認識，且對於日本、美國、韓國、越南、泰國、寮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亞太國家等與台灣「接鄰的國家」，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認識。

本質上，若台灣所有公務員能全面地對主要國家之體制運作，全球各地處國際局勢變動，隨時保持有一定程度認知，那應該是較為理想的。而我們換個角度來看，這不就是一個國家之國民，最好應該具備的國際觀嗎？

此回公務人員考試出了「中共體制」試題，這樣的題目是否恰當，就要看有關單位的「初衷」是什麼？如果出題的目的，是從理解「世界局勢」和認識「週邊國家」的角度衡量，那其實是OK的。

但若對應的是如批評者所說的，是「從公務人員下手最快」、「為統一舖路」等，那幾乎就是可以「叛國行為」視之了。若是，那當然每個人都有責任，而且不該客氣地「出拳出腳」，不必禮貌地「口誅踏伐」這種賣國暗招了。

進入近代後的台灣，國際視野經常是被侷限在某一範圍之內的。最近些年來，台灣內部由於媒體傳播內容，國家發展受國際現實所限，領導者視野或是國家格局下，國際觀一向都是很「狹窄的」。悲哀地說，過去領導人的國際觀或許「只有美國」，但現在領導人認為的國際觀，卻可能只「鎖定中國」！

外國友人的秘密救援行動
 
1970年代開始，不少外籍學生、報社特派員與外籍友人等等，以個人為單位，透過秘密管道救援台灣政治犯，或向外傳遞台灣人權與民主運動訊息。日本的三宅清子與美國的梅心怡（Lynn Miles）是最著名的兩位秘密聯絡網成員。他們與在台灣的人權工作者如田朝明、謝秀美（謝聰敏之妹）、陳菊，以及一些在台的外籍人權志工聯繫，建立和海外台灣人社團、人權組織的聯繫管道。其中，梅心怡更與國際特赦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關係。
 
 

 
 

一般來說，台灣將外國人對台灣政治犯的救援行動起源界定在1960年代，但實際上更早。1949年，逃離中共游擊隊回到台灣的史明，在1951年武力推翻蔣介石政權行動曝光後，於1952年潛入日本天山丸貨輪由基隆偷渡到神戶，但遭到日本政府逮捕。日方原本要將他遣返台灣，未料國民黨要求引渡史明，反而促使日本認定史明為政治犯，因此給予政治庇護。
 
 

至少我比經濟部長誠實：這標題就是恐嚇，絕對不是精算結果。

不知各位有沒有發現，最近諸如「此生必遊的100個景點」、「此生必吃的500道菜」、「此生必學400道料理」、「一生一定要去的50家餐廳」、「非去不可的50家民宿」之類的書超多。而且景點有分台灣篇、中國篇或世界篇，料理有分海鮮、肉類、蔬菜或各地美食等，所以這些數字還可乘以數倍。

站在書店的架前，我不禁讚嘆，天啊，一人一生必玩之事，有沒有這麼多啊？按照此類書名繼續增加的趨勢，該不會哪天，把這些被列為必找的樂子加總起來，扣除交集，也能達到好幾萬個。但人要過到這樣，未免太忙太操了吧。

對了，還有更強的：「此生一定要帶孩子去的50個……」，呼，我腦中浮現一個累到眼睜不開、腿走不動的孩子，被盯著旅遊書趕路的大人拖行的畫面。

鍾肇政老師的典範深深印烙在我內心，給我一股感動，一股溫暖，也給我一股力量。

2008年擔任黨主席時，我才有機會接觸他這一號「大老」，但幾次的親近，才發覺他真是一位可愛的、充滿赤子之心的「老阿哥仔」。

雖然早已看過電影「魯冰花」，也聽過他的貫耳大名，但過去一直無緣親炙。我們都知道，鍾老的《台灣人三部曲》是台灣大河小說的開山之作，鑿穿了統治者為人民設下的銅牆鐵壁，啟發了好幾個世代的心靈與心向。

他活過兩個政權、三個時代，從日本殖民到國府統治，語言與認同的曲折糾葛、政權的摧擠磨難，經歷228以及其後的白色恐怖，在高壓專制的日子裏，鍾老從未改其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