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為台灣民主努力過的「境外勢力」（下）

外國友人的秘密救援行動
 
1970年代開始，不少外籍學生、報社特派員與外籍友人等等，以個人為單位，透過秘密管道救援台灣政治犯，或向外傳遞台灣人權與民主運動訊息。日本的三宅清子與美國的梅心怡（Lynn Miles）是最著名的兩位秘密聯絡網成員。他們與在台灣的人權工作者如田朝明、謝秀美（謝聰敏之妹）、陳菊，以及一些在台的外籍人權志工聯繫，建立和海外台灣人社團、人權組織的聯繫管道。其中，梅心怡更與國際特赦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關係。
 
 

 
 
此外，1970年末期，Rosemary Haddon、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也經常幫協助陳菊夾帶台灣人權資料到海外。其中，艾琳達不僅和施明德結婚，也擔任台灣黨外助選團英文祕書、美麗島雜誌國際公關秘書支援民主與人權運動，一直到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被驅除出境。
 
至於外國媒體記者，更是將台灣訊息忠實傳播出去的主要窗口。例如，1981年陳文成教授命案發生後，因為陳文成任教的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以及人權組織不相信國民黨政府的驗屍報告，因此，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Richard Cyert 堅持特派Morris DeGroot 教授陪同美國著名退休法醫Cyril Wecht來台驗屍。國民黨政府雖然允許 Wecht來台「檢視」屍體，但不允許稱為「驗屍」。美聯社駐台記者周清月則因堅持用「驗屍」一詞，因而被取消採訪資格，被迫離台。
 
西方議會與學界直接施壓
 
197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國會議員經常舉辦台灣人權的聽證會向國民黨施壓。明尼蘇達州眾議員Donald Fraser是首位關心台灣人權、民主的國會議員。另外，美國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J. Solarz）、李奇（Jim Leach），與參議員裴爾（Claiborne Pell）和甘迺迪（Teddy Kennedy）則是長期聲援台灣黨外運動及政治犯。以索拉茲為例，除了聲援台灣民主運動外，他所任用的國會助理，例如在後來擔任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主席的卜睿哲（Richard Bush），以及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政治學教授佛裡曼（Edward Friedman）都是亞洲問題專家，又與台灣有深遠淵源，因此，他們都通過美國國會給予國民黨相當的改革壓力。
 
其他長期關心台灣民主與人權的學者與專家也很多，例如柯義耕(Richard C. Kagan)、家博（Bruce Jacobs）、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林霨（Arthur Waldron）等等。前哈佛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孔傑榮（Jerome Alan Cohen）在1970與1980年代，在美國校園內長期與台灣留學生共同關心台灣民主與人權，是他促成了美麗島受刑人呂秀蓮的獲釋。
 
此外，目前旅居香港的哥倫比亞大學學者司馬晉（James Seymour）曾經擔任國際特赦組織紐約分會召集人。司馬晉曾經兩次代表國際特赦到台灣，關心政治犯問題；很多台灣政治犯的情況，都是透過他向國際特赦倫敦總部報告。再者，司馬晉也經常在美國國會作證，闡述國民黨的暴行。而且，這些學者很多都被國民黨政府列為黑名單，例如家博在1980-1992列名黑名單，柯義耕在1981-1994被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海外台灣人的自救
 
其實，在國外友人大量投入救援台灣人權工作之前，海外台灣人就已經先組織團體、舉辦活動聲援台灣人權。同時，他們也籌措經費發行刊物在海外宣傳台灣人權與民主運動等等，例如《台灣青年》。1982年在美國成立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則開始積極遊說美國國會支持台灣民主與人權運動。
 
台灣人向來認為美國國會議員和海外台灣人涉入台灣人權與民主運動甚深，但不知道教會、國際友人、西方學者與國際特赦才是最大的長期助力；再者，除了國際特赦之外，日本的台灣政治犯救援會應該是另一個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的重要國際組織。日本台灣政治犯救援會於1977年在東京成立，該組織在收集台灣政治犯資訊後，隨即以演講、集會遊行、投稿等方式散發至國際社會，藉此向國民黨施壓釋放政治犯。就在李登輝執政後的1992年，刑法一百條的思想叛亂罪修正後，台灣走向民主化，該救援會也就在1994年正式解散。
 
綜觀自1950年代到1988年蔣經國辭世這段歷史，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白色恐怖時期，前僕後繼的台灣政治良心犯帶領著台灣人權與民主向前邁進；而來自海外的援手，則是在這政治恐懼氣氛中以大愛來協助台灣人。
 
在台灣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的過程中，來自島內的民主運動力量固然是最重要的，然而在專制統治的兩蔣時代，如果沒有這些台灣人口中的「老外」協助救援政治犯、關注台灣人權與民主運動，台灣的民主進程不會如此的迅速。
 
雖然有研究認為，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0年林宅血案、1981年陳文成命案、1984年江南案陸續引發國際的關注與壓力，是促使蔣經國在最後兩年推動自由化甚至默許民進黨成立的主因。但，這些國際力量能夠發揮，都是源自於這些海外友人長期累積的援台能量。最後，台灣就在繼任的李登輝積極推動改革等民主化工程下，順利完成民主化，成為亞洲民主的典範。
 
（原文刊載於陽光時務週刊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