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法學士、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現為文化評論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二000年,帶著觀察者的好奇進入中國現場,在北京生活十二年,中國觀察作品包括《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二0一一,獲第三十六屆金鼎獎)、《中國課》(二0一二,獲選《亞洲週刊》該年度十大好書)、《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入選二0一八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選書)。
今年是台灣新電影40週年。台灣新電影不是神主牌,供人膜拜。相反地,如果我們對歷史多一點探問,挖掘人們未曾注意的歷史片斷,或許能更豐富台灣電影的風貌與社會變化的軌跡。
舉例來說,台灣新電影的「新」該如何解釋?台灣新電影非常有趣的地方,是起爆點─《光陰的故事》是來自於國民黨的黨營事業─中影。1970年代的中影,梅長齡1972年上任後不久台日斷交,中影於是啟動抗日題材的政治宣傳電影的拍攝,諸如《梅花》、《八百壯士》、《筧橋英列傳》等。這些電影在台日斷交的仇日教育外加明星演出的雙重效果下,造成不小的轟動。
不過,台灣的國際與內在環境也變動當中。1977年台灣鄉土文學論戰、1978年年底美國與台灣斷交,也在此時,中國確立改革開放路線、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1978年明驥接手中影,面對新的局勢,中影確實有所回應,例如尾隨1970年代中期開始的反共電視劇《寒流》,拍攝《假如我是真的》、《皇天后土》等反共電影。此外,也試圖連結台灣與中國的歷史淵源,例如《源》、《香火》等電影。然而,對於台灣現實社會有無電影進行表述?
李行1981年的《龍的傳人》就是在新電影前夜試圖捕捉現實台灣的作品。名導演李行的名作當中,不少是以鏡頭對準台灣社會,例如《王哥柳哥遊台灣》、《街頭巷尾》、《兩相好》、《養鴨人家》等。其中,也不乏政治宣傳的色彩。不過,《龍的傳人》卻是有趣的失敗作品。失敗,是指這部作品在當時並未激起太大的漣漪,甚至很多人都不知名導李行有這部作品。有趣,則是指這部電影當中,李行放入當時流行的校園民歌,帶出救國團式的社會參與,這與此前的政治宣傳電影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包括《龍的傳人》在內的政宣電影都接續失敗之際,中影不得不進行新的嘗試,《光陰的故事》就此登場,台灣新電影就此拉開序幕。台灣新電影的出現看似偶然,不過,其實也可說是積蓄已久,《光陰的故事》就帶出不同於《龍的傳人》的青春成長故事。
台美斷交後的青年怒火
電影《龍的傳人》的命名,侯德健的同名歌曲。侯德健1970年代中期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就已寫出〈抓泥鰍〉、〈歸去來兮〉等歌曲,1978年台美斷交後,情緒激憤的他,寫出中國民族主義洋溢的歌曲〈龍的傳人〉。
1970年代,是民歌與校園歌曲興起的年代,有趣的是,如同張釗維在《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台灣現代民歌運動史》一書當中所指出的,民歌運動的根源不同,一者是楊弦與余光中的中國現代民歌、一者是李雙澤與楊祖珺的淡江/夏潮路線,一者是唱片工業興起之後的校園民歌。然而,無論根源如何不同,為數眾多的民歌與校園歌曲為救國團所收編,成為救國團的活動當中各種儀式乃至團康活動所演唱的歌曲。
反應台美斷交後民族情緒的歌曲「龍的傳人」,更是在政府授意下傳唱一時。至於電影《龍的傳人》,導演李行的作品經常以衝突∕圓滿結局的劇情收場,這部作品也不例外。《龍的傳人》以台美斷交為背景,電影開頭便以新聞紀錄片帶出台灣民眾的失望與不滿。電影的劇情則是,張家與范家比鄰而居,張家與范家都是農業單位同事,張家愛打麻將,范家則關心國事。鍾鎮濤所飾的范錦濤是愛國青年,台美斷交後,放棄義大利留學機會,和同學組合唱團,準備下鄉巡迴演唱,推廣民歌。范錦濤與張家女兒張淑交往,張家反對,兩家因而互看不順眼。事實上,透過鄰居之間的衝突演繹劇情,是李行擅長的手法。他1962年的電影《兩相好》,就是本省人與外省人比鄰而居,本省人是西醫,外省人是中醫,雙方因省籍乃至醫學見解的差異更是相互心存芥蒂。但最終,因兒女間的戀愛關係,拋棄成見,這也是李行典型的大團圓結尾。
《龍的傳人》裡,歌曲〈龍的傳人〉的創作者侯德健與演唱者李建復客串登場之外,也還有民歌手楊耀東與王新蓮客串。電影中鍾鎮濤的劇情軸線,就像是校園民歌展示,〈龍的傳人〉、〈那一盆火〉、〈讓我們看雲去〉等穿插其間,一行人也在鹿港演唱。非常有趣的是,電影中頗為強調與土地的連結,不僅鍾鎮濤的角色到鹿港,農業單位的新主管也勵行下鄉考察。此外,選舉也在電影中兩度出現,一次是農業單位下鄉考察一景穿梭而過的宣傳車,另一次則是范家女婿親身參加立委選舉。電影開頭的台美斷交,意味著台灣陷入危機,從下鄉到選舉,無法是解決危機的處方。電影最後的大團圓結局,就在大家參加元旦升旗,暗喻團結一心,共度難關。
作為黨國體制一環的救國團
音樂是電影文本的一環。仔細來看,這些民歌出現的段落,補充了影像的敘事功能,也暗示了導演的立場。例如鍾鎮濤一角與年輕人們下鄉演唱途中,唱的是〈讓我們看雲去〉,依劇情,這裡想要呈現的應是年輕人理想的實踐。不過,呈現出來的卻僅是走出都會台北的欣喜之情,農村的實際問題則不在關注之列。也例如最後片中的各個角色一齊參加但升旗典禮,歌曲〈龍的傳人〉代表著不屈服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
音樂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整部作品雖然巧妙地拉起幾個角色與土地的連結,這種連結的背後之意就是有這些有志之士的投入,台灣終將自立自強。然而,我們只看到離開台北的人們大讚來到下鄉有其必要性,但始終不見農村問題到底為何?也或者愛國情緒就能團結一致,解決問題。
這是非常救國團式的社會參與。在此,有必要回顧一下救國團的歷史與功能。救國團,原名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1952年10月31日蔣介石生日時成立,之所以選在這一天,旨在強調向領袖效忠。救國團的第一位主任就是蔣經國,可以說,救國團系統就是在他的掌控之下。救國團原來是透過學校的軍訓教育,讓學生成為救國團的一員。1960年,救國團移轉為教育部管理,性質也以寒暑假的各類「自強活動」─戰鬥訓練、文藝康樂、服務活動等為主。
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代開始,青年煩悶問題開始浮現,在文字作品當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這樣的時代變化。例如王尚義的《野鴿子的黃昏》洋溢著虛無的色彩的,在年輕讀者當中引發共鳴,甚至有女讀者因此自殺。此外,在林懷民小說的《蟬》或是以1960年代為背景的《浮游群落》也都可以看到在咖啡館、電影院乃至古典或西洋音樂當中找尋出路的年輕人。
進入1970年代初期,保釣事件外加退出聯合國的效應,不少大學生開始身體力行關注現實社會,其中,不乏對農工階層的關懷。國民黨在中國失去政權的主因之一,就是失去年輕知識份子的支持。事實上,救國團的成立,也就是試圖讓年輕人進入這個體系。1970年代初期,對國民黨政權來說,外部有挑戰,內部也漸有蔣經國接班的問題。此刻,內外挑戰交加,對於年輕人問題,黨國體制加大救國團的涵蓋範圍,其主旨在於讓年輕人的精力與理想性投入社會服務,而不是了解社會問題的癥結。
青春敘事的新與舊
《龍的傳人》當中鍾鎮濤一角,可以看到被收編為帶著愛國情操的校園民歌,也可以看到救國團式的社會觀─年輕人的精力用在社會服務即可,無須了解社會結構,而參與的年輕人們也天真地相信明天會更好!
《龍的傳人》之前,也還有一部觸及救國團的電影─1968年白景瑞的《寂寞的十七歲》。電影中,唐寶雲所飾的富家高中生,成績優異,單戀柯俊雄所飾演的表哥。而後,表哥死於一場車禍,唐寶雲一角以為是自己造成的,陷入精神恐慌,被送進病院治療。留學義大利的白景瑞,他的表現手法相當前衛,例如借用劇場手法表現精神困境等。不過,電影最終的解決方式,卻是唐寶雲一角參加救國團的合歡山滑雪活動,讓她青春綻放。
《寂寞的十七歲》與《龍的傳人》裡的主角,都遇到不同的衝擊與挫折,但最後都是找到人生方向的光明結尾。相較之下,《光陰的故事》是四位導演的集錦作品,分別帶出小學生、國中女生、大學生乃至成年人不同世代所面對的人生迷惘與難題。作品當中,導演們細緻地描寫了主角們的心理狀態,但未必對主角的出路提供答案,這也是日後台灣新電影的特徵之一。事實上,如果從更大的脈絡來看,這可能跟1960年代表述青年煩悶的文字作品一路演繹有關。
青春沒有標準答案,這是新與舊的第一個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