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德哥爾摩跨年夜歡樂的氣氛中，因「食」與華人有了短暫的際遇，有幸收集跨國遷移的田野故事；其中的曲折離奇悲歡離合，令人百味雜陳與印象深刻，在一路的旅途上不斷的衝盪著腦海。先從故事的楔子－每天生活必經歷的「吃」開始吧！

斯德哥爾摩是瑞典首都，我們對瑞典傳統飲食的熟悉多半來自──臺灣IKEA賣得傳統瑞典肉丸Köttbullar；以肉丸子店為招牌的並不常見，最讓我們眼睛一亮的莫過於走幾步就可以看到的Sushi店─壽司店，勾起了對台灣眾多日本料理的味蕾記憶，分泌著對倫敦剛興起的Wasabi連鎖店，相同的唾液反應。瑞典壽司店為什麼那麼多？一種說法，與法令相關，開店賣壽司容易申請及稅率低；另一種說法是外來食物中，「壽司」是相當受當地人歡迎的；在英國亞洲飲食則是以中式外賣店最常見，持店者幾乎都是來自香港人或中國人，那瑞典誰開壽司店？日本人嗎？

年節時分，我其實有點害怕上街。迫不及待在初一就開始營業的商店總是播放著非常可怕的新年音樂「恭喜恭喜恭喜你」，似乎真的每條大街小巷都在播放這種音樂。最恐怖的是，人常常無意哼起記憶中距離最近的一首歌，也因此每個人的嘴理或者心裡，也常常在唱這首芭樂歌。只要一出門，不免會跟著在心裡哼個幾次，真是過年最大的夢魘。

台北這幾年年節氣氛變了很多，人變多了、店早開了，那種寒冬中起床看著無人街道、聽著遠處炮燭聲、嗅聞到一點點火藥味的兒時印象，似乎不復記憶。彼時只要除夕下午，那種逢年過節特有的騷動就算結束了，城中區已經沒什麼人車，爸媽帶著穿著新衣的我和姊姊，穿過中華路的天橋，走回西門町的老家趕赴家族聚會。

於發生關廠工人臥軌事件後，令人遺憾的，總統府及勞委會仍定調本案為私人間(勞委會為私人?)的消費借貸。總統表示本案為法律問題，並表示代償沒有法律依據云云。言下之意即是: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勞委會告勞工還錢，有何不對?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本案的法律問題，真的如勞委會所說的，就是一般的私人消費借貸關係嗎?

以下嘗試以懶人包的方式幫助大家來了解，我們深信真理越辯越明，我們對於關廠工人老阿嬤們的支持，並非僅基於深刻的同情，更是基於理性的因素。我們相信法律的本質就是講道理，而台灣是一個可以講道理的社會。

首先，官方的說法完全是一種去歷史、去脈絡的說法。它不管當初的背景、條件、歷史脈絡是甚麼，它惟一的依據就是討債集團式的：白紙黑字，這個契約上寫的就是消費借貸契約！你還有甚麼話說？

然而，解釋法律條文或契約，絕非僅僅靠寫了甚麼，這是法學緒論的第一課。民法第98條就說了： 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

雨果的大作「孤星淚」，也就是音樂劇「悲慘世界」的原著描述在貧富懸殊、階級不平的社會裡，老百姓因為肚子餓偷了一條麵包，卻因此被判重刑，接著主角在逃躲警察和司法的壓迫底下開啟一連串的悲慘經歷。

這個故事最吸引人之處在於本應維護社會基本正義的法律，卻被國家拿來迫害最底層的人民；應該要堅守法律正義的政府、警察，卻以宣稱執法，追殺老百姓；最後，本來只想要溫飽守法的人民，卻被迫屢次犯法求生存，不得不變成違法亂紀、破壞社會秩序「壞人」。這齣「悲慘世界」也在台灣上演，但不是在戲院，而是在臺鐵的軌道上。

稍微瞭解關廠工人抗爭的公民必然都知道這是一個十六年前工廠惡性倒閉種下的惡果，多年來政府無能向資方求償，卻轉而控告關廠勞工，逼著年邁勞工一個一個把退休金都交出來。對於日前關廠工人的激烈抗爭，勞委會主委堅定拒絕撤告，馬英九總統推說是「法律問題」，政府於法無據，也沒有該筆預算。

站在反媒體壟斷的歷史現場，我們聽到了眾聲喧嘩。台灣市民社會的活力與對多元價值的尊重，在此時此刻一覽無遺。論述與立場競爭的當下，所謂的「反-反媒體壟斷」亦因為「禮貌事件」與「喬姆斯基事件」應運而生。關於禮貌的問題，理論前輩吳乃德先生已經於〈民主不需要禮節嗎？〉一文有了相當精湛的分析。

扣除了禮貌問題，這些反對的聲音大多以「它種產業類比」、「妖魔化中國」、「換人壟斷？有沒有好壟斷？」與「媒體資訊同質性並不影響多元管道與選擇的自由」等四個因素來表達其立場。但筆者認為，這四種想法都是有待商榷的。

異象浮現

兩天前，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於台鐵展開臥軌行動。從後續輿論觀察，當天晚上有兩個相當離奇、可謂匪夷所思的異象，在台灣廣闊地鋪展開來：一是許多自稱對民意趨勢有所瞭解的「社會評論家」紛紛現身；二則是當天晚上，據稱中南部突然有大量家中長輩病危、等著將回家的孩子們見上最後一面。

這陣子有許多朋友開始根據其切膚回憶，歸納出流竄於這塊土地上的「反動的修辭」。政治社會學家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於其所著《 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中，揭開了反動修辭下的秘密結構：反動修辭精髓是，「我同意你的價值目標，但是……」而這些「但是」之後，又可以分類為悖謬論、無效論與危害論等等修辭結構。引述思想家的結晶，固然能建立我們宏觀鳥瞰的分析架構，但見到臥軌行動之後的部分輿論，我不禁回想起曾參與或旁觀喊燒的種種運動、並抒發一些過往累積觀察，這是生發於親身經驗、以自我作為受檢個案版本的「反動的修辭」。

台灣的十二年國教將於2014年實施，但是，內容是什麼？制度是如何？相信，很多人還是一頭霧水。我倒是知道，很多家長擔心的是，十二年國教推動了，那「我的小孩就不能念明星高中了」。

其實，落實高中社區化，老牌明星高中一樣是明星高中；但，卻可以產生更多的明星高中。以新學校為例，松山高中、大同高中、麗山高中的登記錄取分數在2008年已經高於景美女中；但是，景美女中在很多人心中依然是明星高中。這其實是一個好現象，因為有越來越多人願意選擇社區高中，放棄名校迷思。

假免試、真痛苦

對不少教改人士而言，教育部的十二年國教，早已遠離410教育改革的真正精神，落入許多教改團體所言的孩子「假免試、真痛苦」情境，以及「明星學校合法化」、「菁英人材單一化」、「學習環境階級化」、「考試競爭全面化」，徹底違反國民教育公平、普遍原則。

距今七十年，在納粹集中營裡，據生還者描述，被囚者普遍面臨到這樣一種抉擇難題：「到底該不該試圖逃亡？」

當時他們的處境是這樣的：「越獄，就直接處死同層監獄的所有人」——反抗必死！但不反抗——最後還是得死。於是成為了「到底要不要再多活一天？」的取捨。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為了那「多活的一天」，一些人開始選擇跟當權者合作。當監獄裡出現小規模騷動時，這一群人就會負責去制止意圖肇事的那一群人。於是，監獄內的秩序維持，不再需要憑藉獄卒力量，光是一人想反抗，其他獄友也會「讓他死」。

這，就是「監獄幫派」。

這似乎有點弔詭，所謂的分化，那幫派勢力的光譜兩端，實然都隸屬於「受害者」。然而受害者本身似乎忘了「受害者」的身份，繼而卯起來成為加害者的附庸，幫忙維持秩序（如同《辛德勒的名單》裡那著納粹軍服的猶太人）。這其中，並非單靠「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註一）所能解釋，而是利益考量之下的理性選擇。

有一更趣味的情景是，某些受害者，通常是中產階級，還在營房空間裡營造出小型咖啡廳，趁著放風時間從容而急迫地泡杯咖啡。目擊者是這樣描述的：「他們成天幻想還過著過去一般的正常生活，即使要被送進毒氣室裡了，還要喝杯咖啡。」順帶一提，這樣「喝杯咖啡」的權利，還是受統治階級特別款待的—必須要有「特殊好表現」的人才能夠享有。

這兩天發生了三起容易讓人有所聯想的火災，分別是溪州部落、台大老宿舍以及華光社區周圍。具體的來說，都是在都市更新如火如荼進行的區域。都市更新與火的親近性遠比大部份人所想的還要高很多，建商運用火攻來逼走既有的住戶也不是第一天的事，早在十年在十年前的康樂裡拆遷中，就發生過無名火燒掉一部份違建戶的房子。大火似乎與待拆違建特別的有緣。

1997年間前東菱電子、聯福製衣、福昌紡織等工人，因雇主倒閉積欠大筆資遣費及退休金而引發激烈抗議，當時勞委會決定從就業安定基金撥款貸款給勞工。16個年頭就這麼過去了，由於借貸戶共1105戶裡仍有625戶未清償，積欠金額約2餘億元，勞委會遂決定興訟催討，進而釀成日前台北車站上演勞工臥軌擋火車的激烈抗議事件。

就常理而論，前述就業安定基金撥款既以「貸款」名之，「有借有還」本是生活理財常識，然而此爭議橫跨數十年，其關鍵在於勞工堅信當年從政府領到的     「貸款」本質上應是「代位求償」。簡單來說，就是由政府積極任事地先幫雇主墊付積欠工人的債務，再由政府積極任事地向雇主索討墊款。勞工的主張是否無理取鬧，我們不妨參考以下兩則新聞：

〈東菱案　擬動用就業安定基金〉（1997年5月19日／聯合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