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我知道你想成為一名記者。
 
我知道你在班上的態度自若，我相信對於一天天接連不斷的訪談你有足夠的應對能力，我知道你有參加過新聞營、我知道你是社團的公關、我知道你是自治會的一員並且對校內活動很在行，這些我都知道。但我想，有些事你似乎從未了解⋯⋯
 
當你採訪好並且撰寫出驚為天人的作品，你仍可能因為「一時疏忽」（這是文言文的說法，翻成白話就是「中國因素」）稿子就被河蟹掉了。
   
當你避開了中國相關的人事物，「現代新聞」並未因此而停擺。平常工作日，沒有連續假日、上班的上班、上課的上課，你卻得被迫採訪一家又一家的「老店」，每家的口感都很奇葩，和市售的完全不一樣。當遇上了假日，民眾全窩在家裡看著你的新聞，你卻只得上YouTube找尋我家狗狗打呼好大聲，你還得在最後總結出一句，「網路真是無奇不有哇哈哈。」

終於，在已經排定好該放的「影帶」後，發生了一件社會大事！一群阿公阿嬤在臥軌，為了政府早已應允過卻反悔的退休金而被迫走上街頭，應該保護勞工的勞委會卻反告阿公阿嬤，關廠工人們逼不得已只好去臥軌⋯⋯

近日來，有關釣魚台(尖閣群島)主權問題的各方說法，又再度鼎沸。各種學理、立場：親中、挺日、反美都在在觸動台灣關於外交困境與主權意識的敏感神經。但筆者認為，釣島問題的本質並不在於民族衝突、歷史糾葛、地理遠近或是爭論不休的國際法各項原則。嚴格來說，釣島在過去與現狀的爭議，都源自二戰以後的「美國全球地緣戰略」。

回顧二戰至今美國的全球地緣戰略，在整個歐亞大陸周邊，從東亞的東海至南海，沿著西太平洋進入印度洋沿岸的南亞與中東。讓這些區域都保持一定程度的、尚在可控制範圍內的混亂、敵意、不團結、非整合(不在美國領導下的整合)，以及最重要的，避免各個地區出現單一的「區域霸權」，是美國全球地緣戰略繼承自十九世紀英帝國傳統而形成的最高指導原則。

唯有如此，在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才可以從各個區域的衝突當中，尋找在地盟友。藉由這些區域性衝突的延續，讓各區的代理人戰爭取代美蘇之間的正面衝突，使雙方關係維持低盪，以「冷戰」代替「熱戰」。美國也可以藉著歐亞大陸周邊的盟友，鞏固其全球性「圍堵」的戰略。

前回提到，在邦克丘之役後不久，華盛頓來到前線，這是1775年7月3號的事，當時殖民地各地都正大肆宣傳邦克丘上民兵把英軍打得落花流水，民心士氣正高昂，但親臨前線的華盛頓一看到現場，卻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妙。

首先是他麾下的軍官們，真是一票｢老弱殘兵｣，沃德年事已高，約瑟夫‧史賓塞更是老邁到被士兵們戲稱為是｢老奶奶｣，這是｢老｣的部分。

年輕的羅德島准將格林，從未上過戰場，他的兵法知識全是看書自學得來的｢紙上談兵｣，這就算了，他跛了一條腿，還會氣喘發作。

稍後被華盛頓賦予一項極重要任務的諾克斯上校，當年在波士頓大屠殺時，諾克斯就是那個出言警告英軍勿開槍的的冷靜青年，那時他還是書店店員，後來自己開了書店，他自己是個大獨派，書店的熟客卻幾乎都是保王黨，連諾克斯的妻子也是保王黨家庭出身，一轉眼，如今他是軍中上校，卻吃成了一個大胖子，這還不打緊，諾克斯還曾經因獵鳥時槍管爆炸，斷了兩隻手指。

年關將近，也到了台灣書市一年一度的大拜拜活動時間，今年一樣又去晃了晃，感受一下台灣書市沒落的模樣。

今年跟前幾年有什麼不同呢？比較明顯的其中一項是電子書攤位變多又變大了，但是跟電子書相關的論壇或活動卻少了，這也許是「正常化」的徵兆，也就是大家不把電子書當成是一種值得談的新話題，它就是一個客觀的存在。

雖然如此，中午和出版同業聚餐的時候，大家才在講電子書和電子雜誌，即使好像眾家出版社都把這個視為未來的大商機，可是看看實際情況，我們周邊非常少會看到有人在看電子書，甚至其中還有人對我說，她周遭只有我這傢伙一人如此。

其實我不認為這是電子書的問題，應該說這是「不看書」的問題。即使身在出版業，但是我看過業界有很多不太看「書」的人，大家多少都會看雜誌，可是要說從頭到尾老老實實啃光一本書，只要你出了社會，困難指數就會立刻飆升。

雖然我們的書市每一年好像還是一直出很多的書，也一直多多少少都有暢銷書，但是買書回家看的人確實在逐年下降。

這也是為什麼我不看好台灣電子書市場的未來，因為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會買電子書的跟會買很多紙本書的是同一批人，而對這種人來說，電子書只能當做紙本書的替代品（例如出門時攜帶比較方便），他們還是優先會想買紙本書。

「北車」是個會挑動敏感神經的語詞。在PTT八卦板上，這個詞可以引爆激烈的嘴炮戰火。一些人堅持「北車」可用又普及，另一些人則堅持這是小屁孩語，是像「內地」一樣的有毒詞彙，應立刻廢止禁用。

這是社群間價值對立的例子。沒有標準答案。

「北車」通義指台北火車站及其周遭地區。在老一輩人的語言中，會用「車頭」、「火車頭」、「台北車站」、「台北火車站」等詞來描述這地點。這些詞彙多數年輕人也會用，或是再加上「捷運台北車站」或「高鐵站」等等範圍更小的近似詞彼此套用。

不過這些詞的定義域，都沒有「北車」這個詞來得有彈性。你抓一個使用「北車」這個詞的年輕人，問他「北車」是什麼，你會發現其範圍可能還包括了較長一輩會用「站前新光三越」、「南陽街」、「館前路」、「台大醫院」所描述的地域，有時候甚至還包括了「京站」四周，「重慶南路書街」以東與「二二八公園（新公園）」以北的地區。

立法委員對政府官員的粗暴令人嘆息，談話節目對政治人物的評論令人驚訝，多年來我們不聞不問。最近清華學生和教育部長對話所使用的語言，卻引起社會廣泛的討論。我們的媒體顯然對權者過於寬容，對學生又過於嚴苛。我們縱容立法委員，因為粗野是其執行職務之所需？還是因為我們更為痛恨政府官員？很多師長聲援學生，因為學生只是粗野政治文化的受害者？還是因為禮節和民主無關，無禮甚至具有正面的政治功能？

民主生活是否需要禮節？民主政治中人和人應該如何互相對待，是亞裡斯多德以來的重要問題。民主政治的本質是競爭和對抗：掌權者和抗議者的對立，異議者、政敵（甚至不同國家認同者）之間的對抗，不同角色（立法者、政府官員、和社會運動者）之間的對話。這些對立、對抗、或對話的進行，是否需要基本的禮節？或者，無禮才能成就健康的、活力的、有實質內涵的對話？

這一週以來，我待在越南胡志明市（西貢），朋友借來一台小折讓我代步。我必須說，在西貢騎車，真是值得一試的刺激體驗，大推薦。

這裡的交通混亂，又擁擠，機車的洪流十分壯觀，但說「亂中有序」還真有道理。秩序並不是完全依照規則，例如不許逆向行駛，而是人人必須時時觀察其他人的動向，好據以因應。

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是別突然做出讓人意外的舉動。如果你不但要逆向，還要斜切過馬路，那麼你就穩定前進，讓別人看出你就是很堅定地要這麼幹，則大抵沒什麼問題。

在西貢，機車左轉是不用待轉的，據說唯一有機車待轉區的路口在富美興新社區，朋友把它當成一個景點般指給我看。除此之外，不管馬路再大條，汽機車不分，一樣直接左轉。

當今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剩下22K，若薪資較高的工作者往往都是超時勞動，更有宏達電等大型企業以更「劃算」的建教合作剝削青年勞動者；相對於低水平的薪資，物價房價等各項指標卻日益高漲。各項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薪資和勞動結構明白攤在眼前，許多論者卻依然強調「充實自我價值的重要」、「等待媳婦熬成婆的一天」。這大概是認知失調的最佳詮釋了吧！

猶記得去年金曲獎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這句話：「只出得起香蕉的公司，絕對只請得起猴子。」看著眼前的事實，為什麼我們心懷不滿的領著香蕉的同時，卻又幻想著自己有朝一日能夠變成美猴王？如果人人都把自己視為暫時潦倒的有錢人，而不是被剝削的對象，如何可能跳脫集體貧窮的困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裡茲（Joseph E. Stiglitz）在《不公平的代價》一書中論及，目前許多經濟體系的問題根本不是低成長，而是分配不均：位於頂層1%的人的所得並不是藉由相對應的生產貢獻得來，而是透過各種政治經濟制度剝削其他99%的人造成的。對照起台灣貧富差距擴大的處境，也是相同的道理。

年金改革的「異化論」

我從小數學就不好，大學聯考數學考了零分，連帶影響了對數字掌握的信心，拿起電話總是把數字順序撥反，明明是26我總會撥成62，同事最好戲稱我為打錯電話大王。因此舉凡各種政策涉及精算，大家都知道我一定一片茫茫然，到底1.55和1.25有什麼差別，為什麼那個公式要減掉先乘以1.6再減掉1.7，問我一定不會得到答案。因此每每討論年金改革時，看著銀幕跳動的數字，那些「我的退休金」彷若與我毫無關係，讓人想起馬克思的「異化論」。

這是一個不懂做夢的城市。星爺明言：「做人如果沒夢想，那跟一條鹹魚有甚麼分別？」

小時候總會發白日夢，夢想做科學家、飛機師、藝術家，沉醉在自己的小宇宙，但隨著年紀漸長，我們逐漸喪失了發夢的能力和勇氣，默默忍受社會給我們的編排。做好大人眼中的「乖乖仔」，就叫做「長大」。讀好書，好不容易上到大學，體制又像推土機，壓碎每人的自我，將他們重新堆砌成機械人。出來社會為兩口奔馳，然後告訴我們，這個叫作「腳踏實地」。走入階級森林般的社會，多做事、少投訴，原來最大的美德，就是「安守本份」。堅持理想似乎變成乞食的代名詞，儲首期、供樓、供書教學、儲錢為退休，成為每個香港人的生命公式。全速前進的時代巨輪底下，蟻民早已氣喘如牛，又哪容得下半分發夢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