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共和國裡的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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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以《野火集》在解嚴前夕躍上了知名作家的舞台,龍文對只看中央日報的讀者或 許是不小的震撼,但同時期的《人間雜誌》、《當代》、《台灣新文化》、復刊的《文星》,乃至於各黨外雜誌的寫手,都展現出比龍應台更具深 度與廣度的人文關懷與反省,只是難見容於當局與主流媒體。

所以與其說龍應台是因文崛起,不如說是她精準掌握政治轉型時所容許的最大空間, 以批判者的姿態與執政者相互為用,而取得比真正造反者、改革者更大的發言權。

自古文人相輕,但文人相輕未必全然負面,即使動機來自忌妒,它其實提供了文人透過批判深化思想的過程。但龍應台彷彿沒受文人相輕之苦,當然不是她超凡入聖,作品無懈可擊,而是因為龍應台從沒發展出一套可以辯證的思想, 也就無從輕起。她的作品在犬儒之餘,總帶著精心設計過的濫情,參雜異國情趣,也帶點鄉愁,其實就是殖民地都市文藝沙龍裡抽離現實的小小牢騷,小小願望。

在沙龍裡的文人不會相輕,只會互相取暖,光芒被不斷強化,終於造成龍應台現象,任何愚行都得到解釋,也替她穿上金鐘罩鐵布衫,任何批評都自動反擊回批評者,連李敖都傷不了她濫情胡扯的《大江大海1949》, 依然在沙龍裡被譽為提出國共內戰新史觀的第一人,令史家氣結。

這個現像不是個案,無獨有偶,在政治沙龍裡就是馬英九現像。始於北市府時期,馬英九在鏡子裡看到了龍應台,惺惺相惜。若非兩人同質性如此之高,很難想像龍應台既非大儒,也非大師,學術部分也籍籍無名,更無充分的首長經驗〈這是在文藝沙龍裡必須假裝瞧不起的工作〉,只勉強以一「評論」作家的身分執掌一國之文化部長〈「評論」加括號,因其「評論」往往只 是對為被統治者的文化低落之譏〉。

正如馬英九以官方的保釣青年登上舞台,勉強以一「哈佛文憑」進入核心〈「哈佛文憑」」也加括號,因其論文難望哈佛正常學術水準的項背,只是國府釣魚台觀的學術包裝〉。儘管「終極統一」的願望或許不假,但從無一個馬英九路線可以提出來辯證,只有馬英九現像困惑選民,雖無赫赫之功,卻一路順遂。在媒體的包裝下,不必如一般政客被嚴格檢驗,必須要等到登頂之後,躲無可躲,走鋼索的瓦倫達效應立刻顯現,真槍實彈檢驗的結果就是13趴的支持度。

比起馬英九,龍應台目前還是比較幸運一些,幾個月下來在國會的表現荒腔走板,備詢 時幾乎是箕踞傾倚,態度傲慢,但依然是媒體寵兒,在一遍漆黑的馬政府內閣裡還有不錯的支持度。原因之一是官上有官,不像馬英九只能求蔣經國庇蔭;原因之二是時候未到,馬英九的光芒不是一天耗損的,瓦倫達也不是踏上鋼索的第一步就摔下來。

但文化部長這條鋼索已為龍應台拉出, 龍部長仍不檢討自己因不諳議事規則而導致自認精準編列的預算被立院刪減,卻對國會指三道四,脫口而出「香蕉共和國」之譏。朝野輿論固然只是一天指責,但犯此錯誤,該雙手冒冷汗的不知是拿著望遠鏡看部長走鋼索的文藝沙龍朋友,還是拿著平衡桿站在鋼索上的部長自己?

但馬英九龍應台的光芒折損事小,更令人擔心的是,也許我國真的是香蕉共和國,否則人民對這款香蕉共和國國王的總統豈會無可奈何?對如此藐視國會的部長又豈會輕輕放過?當野火燒了這片蕉園,我們還剩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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