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牛士失憶症的療癒，台灣郎的失憶症呢？

鬥牛可說是西班牙最顯著的民族標幟，許許多多的文人、畫家、音樂家都以鬥牛為主題留下不少浪漫的創作。然而在浪漫的表象之下，鬥牛是極其殘忍的動物虐待，嚴格講也不能算是源自西班牙的光榮傳統，是進入十八世紀後西班牙海權開始式微，才在國內興起的集體亢奮活動，重拾羅馬競技場人獸搏鬥的血腥品味。反對的聲浪自十九世紀就出現，近年保護動物人士的抗議更是如影隨形。巴塞隆納的鬥牛曾經遠近馳名，但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的議會已於2010 年決議禁止。除了動物權的理由之外，去西班牙化的民族主義動機也參與其中，一舉兩得。其實加泰隆尼亞的鬥牛傳統可以追溯到中世紀，但他們把鬥牛歸為西班牙的獨特文化，不屑保持，也沒人扯文化歸文化，政治歸政治這種調。

西班牙為一歐洲古國，國力在十六、七世紀達到顛峰，幾乎控制了整個南北美洲，如今光榮不再，國人除了觀光大概也少有互動。但歷史上西班牙與台灣有過短暫的交會，西班牙曾於1626-1642建城北台灣。之後四百年各自經歷了十分不同的歷史命運，西班牙由盛而衰，台灣則一直處於邊陲的地位。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的戰鬥機群源源不絕地從台灣起飛，台灣才登上國際舞台，但一直扮演強權棋子的角色。有趣的是，歐洲這位沒落貴族與台灣島嶼的人民，進入二十世紀後卻分別面對了佛朗哥與蔣介石，這兩個獨裁者在各自的平行時空裡彼此複製了一段極為相似的歷史，讓兩地的人民在血腥內戰的陰影下經歷了數十年的恐怖統治。

佛朗哥小蔣介石五歲，兩人無論是崛起過程、政治思想還是統治手法都如出一轍，無巧不巧，兩人竟死於同年，1975。強人死後台灣的民主化比西班牙晚了十年以上，原因頗耐人尋味。蔣介石指定自己的兒子為其政權接班人，蔣經國1970年以副行政院長的身分訪美，海外台獨運動者謀劃刺蔣失敗，就是著名的刺蔣案。逃過一劫的蔣經國最後如願繼承了政權，主導接下來十年的政治整肅，包括數起至今成謎的血案。幾乎同一時期，佛朗哥指定布藍哥（Carrero Blanco）元帥為其副總統，準備接班，1973年六月就位總統，卻在年末遭巴斯克分離主義份子刺殺身亡，意外清空了佛朗哥的接班計畫，讓西班牙的民主化得以提前出現。

儘管時間上有此差距，西班牙與台灣的轉型分別發展了相當獨特的妥協式民主化，後獨裁者政權內的權鬥雖然都穿著民主化的外衣，但三、四十年後仍有一大群人不是還活在獨裁者的神話裡，就是說服自己遺忘是最佳的選擇，或者左右逢源，消費別人甚至是自己家人的受難，兩者的轉型正義幾乎是新興民主國家裡最差的例子。就像「翳惟總統，武嶺蔣公」一樣，西班牙佛朗哥也是「巍巍蕩蕩」，死後官口一致，舉國對其歌功頌德，以國葬待之。政府高層固然已出現民主化的思維，但大部分黨政軍特的勢力，乃至於傳媒、學界、文化界仍奉佛朗哥主義為圭臬，蠢蠢欲動，氣氛可類比於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經歷的虎口下處境。

西班牙人小心翼翼，怕過快檢討歷史會引爆佛朗哥舊部的反彈，於是在佛朗哥死後，於1977年頒布《大赦法》（Spanish 1977 Amnesty Law），赦免所有佛朗哥政權裡違反人權的大小官員、爪牙，禁止受難者家屬對加害者提出責任追訴。毫無疑問，Amnesty真正要實踐的是 Amnesia，西班牙從此進入所謂「集體遺忘」的三十年 （Pact of Forgetting or Pact of Oblivion），和李登輝的「寧靜革命」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和解共生」、「往前看」、「維護得來不易的民主」等等的新教條下，至今無一佛朗哥與兩蔣政權的特務或爪牙以加害者的被告身分受到審判，受難者只是成為家屬政治身分的認證，少有人追究加害者的責任與主張受害者的正義，甚至以受難者家屬身分取得指謫主張究責者的發言權，壓抑公共討論。

許多官方資助的研究把這種妥協視為西班牙與台灣民主化成功的重要因素，其實這些研究往往流於政治正確，學理的論證薄弱，並無證據支持。上世紀90年代前後拉丁美洲的軍事政權與東歐的共產政權紛紛倒台，這些國家的轉型多數以革命的方式完成，民主體制下法律的追訴固然緩慢，但對前政權申討正義的要求從未止歇。鄰國葡萄牙被佛朗哥政治雙胞胎薩拉查（Antonio Salazar）的法西斯政權統治了近四十年，1974年薩拉查死後不久，葡萄牙即爆發著名的康乃馨革命，推翻薩拉查一手建立的法西斯政權。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民主化幾乎同時，但採取截然不同的轉型正義，立即徹底進行清洗政府內的前政權餘黨。

有別於政治正確的假設，西班牙的民主化過程並沒有比這些國家來得和平，事實上民主化後西班牙與境內的分離主義從來沒達成和解，恐怖暗殺不斷，而革命後的葡萄牙新政府立刻批判前政府的殖民地政策，與殖民地反抗軍展開談判。另一方面，西班牙國內佛朗哥餘黨的氣燄從未消過，1981年還經歷了一次右翼軍人的失敗政變。而台灣的「寧靜革命」亦然，看似平順，其實是接下來二十年憲政亂象與「郭冠英現象」的源頭。就如解構主義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所言，缺少了基本的責任原則，正義不但不可能，甚至無法想像，法西斯與其受難者的幽靈隨時都會飄回來，羈絆這無法面對過去的民主。

然而這十年來鬥牛士的集體失憶症正在慢慢地治癒中，經歷一連串的國際事件與世代交替，西班牙開始體會到，如果想在國際上張顯自己的立國價值，必須先正視自己的歷史。最戲劇的轉變要算是1998年秋的國際引渡事件。在人權團體的壓力下，西班牙援引國際法對人道罪犯的「普遍管轄權」原則，向出訪英國的前智利軍事強人發出通緝，以皮諾契特當權時虐殺西班牙公民為由，要求英國逮捕並引渡皮諾契特至西班牙受審。法院依法行事，但此事引起三國之間外交部門的軒然大波，英國以軟禁方式羈留皮諾契特達一年多，但拒絕引渡至西班牙，鬧到2000年春皮諾契特回到智利才算落幕。沒人懷疑惡名昭彰的皮諾契特罪有應得，但西班牙此舉立刻引來國際的訕笑，西班牙的轉型正義似乎只是用來檢討別人，卻忘了民族英雄佛朗哥幹的好事。之後國內的輿論逐漸轉向，在沉默了二十幾年後，西班牙重新想起自己難堪的過去。

另一方面，成長於後佛朗哥時代的新生代逐漸進入政治，這些人不但沒有西班牙內戰的記憶，成長過程中佛朗哥的統治也已近尾聲。西班牙2004年選出年僅44歲的首相薩巴德洛（Jose Zapatero）。薩巴德洛為西班牙內戰的受難者家屬，其祖父為西班牙共和軍隊長，因拒絕加入佛朗哥的軍隊而被槍斃。受刑前手寫下一份遺書，薩巴德洛自稱在18歲時讀到這封遺書，改變了一生。在薩巴德洛的推動之下，西班牙議會於2007年通過了《歷史記憶法》（Ley 52/2007）。這個法在薩巴德洛成為首相後開始擬議，薩巴德洛帶領的社會工人黨（PSOE）在國會並未過半，擁有42.6%的席次；堅決反對的拉荷伊（Mariano Rajoy）帶領人民黨（PP）也擁有37.7%的席次，薩巴德洛並無絕對優勢。《歷史記憶法》顯然不是朝野的共識的結果，相反地，是在反對黨的叫罵與右翼份子的威脅聲中通過的，民意嚴重分裂，甚至十幾年後的今天，民調一致指出仍有三到四成以上的人反對該法。

反對《歷史記憶法》的立場不一而足，左右都有。有來自右翼的保守派，認為是操弄對立，甚至已違反仍然有效的《大赦法》。也有來自左翼，認為只有補償沒有懲罰的偽善，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遺忘。儘管不滿意的聲音分貝很大，《歷史記憶法》還是表現了許多轉型正義強調的象徵意義，例如明文禁止公開舉行佛朗哥的紀念儀式，移除在公共場所大大小小的佛朗哥雕像、符號等。這些象徵意義西班牙朝野倒是大致都能接受，再怎麼反動的政客也不敢公開說沒有佛朗哥的法西斯大軍，西班牙可能會赤化，希特勒可能會打過來，你們要心存感激，也不可能有自稱要面對歷史的政治人物會笑容滿面容忍這種說法；而這種要受害者感激加害者的「和解」，仍是台灣對轉型正義的普遍詮釋，

諷刺的是，西班牙議會通過《歷史記憶法》的日期剛好是2007年10月31日，也就是蔣介石的冥誕。同一天在地球的另一端，馬蕭後援會的授旗典禮故意選在這一天，紅衫軍後如日中天的馬英九發表演講，回應同年稍早陳水扁政府取消「蔣公逝世與誕辰紀念日」的決定，馬英九面對黃埔四海同心會強調「蔣公」對台灣的貢獻，包括實施民主，連無黨籍吳三連當選台北市長都被馬英九說成是「蔣公」的功勞！第二年馬英九帶領的國民黨重回執政，八年來對維護蔣介石的神話不遺餘力，而今慘敗後的國民黨在交出政權的前夕，彷彿蔣介石還魂，非法以憲兵隊奪回流於民間的白色恐怖資料，台灣轉型正義的坎坷不言可喻。

轉型正義永遠不會是個簡單的課題，黑與白固然清楚，但要選擇卻需要充滿勇氣。西班牙的轉型正義仍然問題重重，目前的重大爭議之一是如何處置俯視首都馬德里的「陣亡戰士谷」（The Valley of the Fallen），此乃集西班牙版的中正紀念堂、慈湖、忠烈祠於一處的壯麗景點，若稱之為「佛朗哥廟」也頗為恰當。可惜2011年右翼的人民黨拿回政權，首相即當年極力反對《歷史記憶法》的拉荷伊，屢次重申不會進一步去佛朗哥。儘管近三步退兩步，這個鬥牛士國度在面對歷史的努力上，已遙遙領先台灣了。台灣郎要面對的呢？翻翻這幾天的新聞，研究轉型正義的學者與歷史學家恐怕比班傑明筆下的天使─Angel Novus還要沮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