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智庫前天公布最新民調，民眾除認為馬政府施政表現不及格，更有高達73％民眾不滿執政的國民黨；至於在野的民進黨，也有57.1％的民眾不滿意」。智庫指出，結果顯示大多民眾對於兩大黨都不滿意，政黨應各自深思與反省。對於民調結果，台灣智庫董事長、民進黨立委林佳龍指出，「如果只靠執政黨被人民唾棄，還是無法團結社會」。

美國大選中，共和黨基本教義派｢茶黨｣相當活躍，這個茶黨為何要以茶為名呢？它的名字就來自於這篇所要談的｢波士頓丟茶事件｣，又稱為｢波士頓茶黨事件｣。

丟茶？這是怎麼回事？

咱們一樣從前情提要說起，話說法印戰爭導致英國債台高築，於是把腦筋動到殖民地頭上，推動了一系列加稅，世界經濟史上，凡是加稅，結果往往是稅收反而更少，這次也不例外，殖民地人抵制貿易，英國損失更大，到一七七零年，英國撤除了除了茶葉以外的所有加稅。

於是茶葉現在成為殖民地人抗拒英國徵稅權的焦點，在我們看來茶頂多不喝就是了，不過對於直接傳承英國人喝茶習慣的殖民地人來說，飯可以不吃，茶不能不喝啊！

中國目前最大的兩個社交網路分別為新浪微博，以及騰訊公司透過聊天軟體QQ及手機軟體微信結合而成的即時聊天網路。在新浪微博，用戶如果發表具有敏感詞的內容，可能會被直接刪除，或是只有作者才可以看到（註13）。在騰訊的QQ及微信建立起來的社交網路也有類似狀況。QQ本身就會掃描使用者電腦中的檔案。如果發出任何敏感詞，QQ聊天系統的後台會立刻記錄下來（註14、15）。

台灣壹傳媒早前簽訂賣盤交易合約，買家包括親中商人蔡衍明。蔡的背景親中，並透過旺中集團掌控印刷、電視等跨媒體業務，引起台灣社會極大不安，尤其憂慮台灣出現赤化及傳媒霸權。壹傳媒及其旗下《蘋果》、《壹週刊》作為華人社區最鮮明的反共媒體，今日終於在親中財團的銀彈（大概還有不足為外人道的政治壓力）面前倒下，中共在事件中若隱若現的身影，更無法不教我們心寒。

台灣和香港是最自由文明的華人地區，而在中共強權日益膨脹的格局下，這兩個自由堡壘的命運更堪稱休戚與共、唇齒相依。台灣擁有我們艷羨的民主，實現了兩次和平的政黨輪替，近年每次台灣總統大選，香港人都熱烈關注和投入，一句「今夜我們都是台灣人」，大概就是一種情感的投射。香港的廉潔和司法獨立，亦為飽受腐敗不公的台灣人所嚮往，他們零一年成立法務部廉政署，也有向香港廉政公署取經。兩個自由燈塔的光芒，卻令中共有如芒刺在背。

“If you're not careful, the newspapers will have you hating the people who are being oppressed, and loving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e oppressing.”      --Malcolm X

「如果不仔細注意，報紙就會讓你痛恨被壓迫的人們，同時愛戴那些壓迫別人的施暴者。」

阿Q的中國政府

說一段自己跑新聞時的小故事。

2009年4月底，當時的衛生署長葉金川接到世界衛生組織（WHO）邀請函，台灣將以「中華台北」名稱，首次成為世界衛生大會（WHA）觀察員。按台北官方說法，這是世衛主動邀請，北京只是「不再反對」。

其實馬英九總統在2008年當選後，各界就預期北京會送這個禮。一年來，兩岸協商過程與內容如何，馬政府面對質疑，始終諱莫如深。

當時，我是中央通訊社駐日內瓦特派員，好不容易找到世衛發言人亞伯拉罕查證，他很謹慎地回答我，「包括『中華台北』的名稱和其他議題，都是台灣海峽兩岸相互同意的，WHO完全沒有參與協商，WHO秘書長陳馮富珍只是接到通知，並依照這項共識發出邀請。」

這些，我都寫在4月30日的稿子裡，後來被視為重要紀錄，因為這說法雖只不過符合常識，卻等於駁斥了馬政府意指的「台灣是跟WHO談，不是跟中共談」。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爭議，讓人最感挫折的，其實是那種道理明明很簡單，竟能牽連出一堆似是而非的概念性言語的稀泥；一個具體的事情，很快地變成打高空的學理或是觀念討論，行政上卻什麼也沒有改變與進步──就像之前發生過的好多樁爭議一樣。就是，你幾乎可以預見，就像過去一樣，什麼事都不會改變。誤用權力專注辯解的人，不會反省，依然故我，憤怒的不解的人依然無計可施，民眾仍然納悶自己交了稅卻總是得不到誠懇清楚的回應。
 

本文討論死刑存廢的切入點只有一個——國家權力的限度。
 
從人權立國的觀點，國家的形成，只能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契約，其邏輯為：為了保障生存、分配資源、分工合作，每個人交付出「部分」個人自由以形成公權力。這是國家各級律法的權力基礎，也是構成國家機器的基本結構。在這種精神下，個人是締約者，國家組織及其律法是契約的具體化；保障個人生存是締約的核心目的，公權力是為了服務此目的的手段。
 
以國家只是「保障締約者的功能性存在」為前提，審視國家的權力限度，我們可以論證：既然「如何保障個人生存？」是個人交付出部分自由的終極關懷，個人是否可能將自己的生命裁量權亦讓渡予公權力？法律的目的在保障生存，法律的締約者是否可能讓法律有剝奪自己生命的權力？國家的唯一主宰——個人——因自己的生存需求而組織國家，國家——這個功能性的暫時存在——若有權力審判其主宰是否有繼續生存的權力，其邏輯是矛盾與荒謬的。
 
國家從未被授予剝奪國家主人生命的權力，這是公權力的限度所在。手段不能凌駕目的，法律不能擴及締約者的生命。當國家有權力裁決國民的生與死，也就是國民連生存權都讓渡與國家時，國家與國民，誰為主？誰為奴？這還是奠基於人權價值的民主社會嗎？
 

十一月中被學校派去出差，地點是八年前住過的北京。開會時，遇到的中國同事知道是台灣來的，有些總是禁不住地要挑戰一下。於是聊天時便出現了以下這般對話。

中國人甲：你們台灣越來越無法獨立了！
Moi：（用力挑眉）喔？怎說？（回問時總是納悶無比：明明現狀就是獨立的，真要講也是叫被「併吞」吧？）
中國人甲：因為妳都從台北坐飛機直航北京過來了呀！
Moi：（翻白眼狀）台北北京直航就無法獨立？那北京東京也直航，人家日本難不成也被統一了？
中國人甲：（氣煞狀）可是你們台灣國際上沒有人承認。
Moi：（趁勝追擊狀）那又如何？那就只是像一個班上的某個小朋友，沒有人要跟他玩，然後又被欺負，被恐嚇大家都不能跟他玩，可是他算是班上的一個小朋友嗎？算是吧!?
Moi：（又接）又像一個學校老師，被命令不能加入老師工會，所以沒有工會發言權，有問題沒有辦法找工會挺，幫出一口氣。可是，
中國人甲：（不由自主自己接口）⋯⋯可是，他也還算是個老師⋯⋯。
Moi：可不是嗎？
中國人甲：（嘆氣狀）唉，看來，要跟你們台灣統一是越來越難了。
（⋯⋯）

又，隔天 ;

課堂上的小挑戰

每個學期的「法學緒論」第二堂課，我都會讓學生看談蘇建和事件的「島國殺人紀事」紀錄片，然後第三堂課看鄭文堂導演的「眼淚」。看完之後我會要學生回家google幾個名字，比如誰是江國慶、誰是湯英伸。

我會提醒學生，這些影片有特定的立場，為師者如我，並不要求大家跟著立場走、或者因此改變立場，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花點時間，想想我們所以為理所當然的那些事，是不是真的如我們想像那樣單純。

90年代距今並不遙遠，但即使看了四五次影片者如我，還是會驚詫於當時的高院法官水平，比如那段鄉音十足的「我高考第一名，怎麼可能會判錯？」講話，遑論課堂上那些年輕學子。

而「眼淚」所講的是更現代的事情，他所給學生帶來的衝擊，那種對每個人心中埋藏的醜惡記憶的贖罪，也總讓學生瞠目結舌。

期中考我總會出同樣一題，詢問學生看了這兩部影片，或者看了課堂教材中張娟芬「殺戮的艱難」一文後，對於死刑與廢死有什麼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