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想想】駐外記者的夜半鈴聲

說一段自己跑新聞時的小故事。

2009年4月底，當時的衛生署長葉金川接到世界衛生組織（WHO）邀請函，台灣將以「中華台北」名稱，首次成為世界衛生大會（WHA）觀察員。按台北官方說法，這是世衛主動邀請，北京只是「不再反對」。

其實馬英九總統在2008年當選後，各界就預期北京會送這個禮。一年來，兩岸協商過程與內容如何，馬政府面對質疑，始終諱莫如深。

當時，我是中央通訊社駐日內瓦特派員，好不容易找到世衛發言人亞伯拉罕查證，他很謹慎地回答我，「包括『中華台北』的名稱和其他議題，都是台灣海峽兩岸相互同意的，WHO完全沒有參與協商，WHO秘書長陳馮富珍只是接到通知，並依照這項共識發出邀請。」

這些，我都寫在4月30日的稿子裡，後來被視為重要紀錄，因為這說法雖只不過符合常識，卻等於駁斥了馬政府意指的「台灣是跟WHO談，不是跟中共談」。

當晚就寢後，大約凌晨3點，也就是台北時間早上9點，我被電話吵醒。總社一位資深編輯很客氣地說：抱歉這時候打擾，但衛生署長要找你，是關於那則新聞。

半夜3點耶！我採訪到的都寫了，清清楚楚，也通過編輯檯發出去了，有什麼問題嗎？編輯說，署長室那邊沒透露，但署長下午有記者會，為因應台北的記者們發問，所以才要趕在那之前了解更多。

豈有此理。我知道這獨家消息牴觸台北官方說法，政府得傷腦筋了，但對媒體講明白，本來不就是政府的責任？這件事，政府一直維持高度的資訊不透明、不對等，用防堵跟餵養的手段對待媒體。怎麼？現在是我弄到消息，也發布了，你政府還反過來想從我這邊多挖一點，再製造一次資訊落差，好去對付我台北的同業？想得美。

於是我對編輯說，不接，就請說我睡翻了叫不醒。

不料，署長室壓力很大，我才再睡著不多久，又來了第二通電話。後來還有幾通我已不知，總之我把手機關了、室內電話線拔了。

到了早上，副總編輯親自打來，只問了一個問題，沒說是署長要問的：世衛把台灣視為「執行公共衛生領域功能的實體」這句裡面的「實體」，發言人用的原文是什麼？那當然是entity了。我也早起寫了英文稿，一會兒就發了出去。

我不確定半夜連環call是不是就只為了問一個字，總之這過程說明了政府念茲在茲的就是宣傳。之後的官方說法中，「實體」一詞被選擇性突顯了，其他部分的修辭照舊。

講這個故事，並不是針對特定一人或一事，其實這就是政府對於資訊與媒體的普遍心態。它老是想要確保資訊上的優勢，還覺得這樣很應該；它自己該公開的不公開，當面對質疑，就擺出「我有你沒有，我懂你不懂」的姿態反擊。新聞工作者唯有對此不斷挑戰，才有可能步步落實媒體的監督功能。

這也是我對《新頭殼》記者楊宗興因拍攝發布核四廠內照片，被原能會封殺採訪權一事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