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餅人。曾經在溪州鄉公所服務，台大台灣文學所博士班，沒有畢業。志願是推廣台灣文學與文化。
龍應台曾經撰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這些流亡離散的故事賺了許多版稅，但當上文化部大官的龍應台，卻在華光社區議題上置若罔聞，他訴說著一段段慘白歷史，卻無視更現實、更殘酷的那些──二度離散流亡的外省移民社區。
真實的大江大海浪潮卻還沒停歇，華光社區被法務部判定違建戶，居民不但必須搬離，還會被判處侵佔國土的「不當得利」。
這些「違法亂紀」的居民背後，事實上是充滿過去台灣歷史的衝突與悲哀，他們在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情形下勉強在台灣安居幾十年，原本用木板臨時搭建的房屋也開始補上紅磚水泥，他們從安徽人浙江人山東人變成了台灣人，終至成為了台北人、華光人。
一連串在地的過程後，辛酸過去了留下膚淺美學，當台灣人在華光社區附近吃到「道地」牛肉麵時，卻沒思想到為何牛肉麵會誕生在「農民不吃牛肉」的鄉土台灣。
這些美食都是吃大麵條長大、江北移民的家鄉味，也是華光社區的移民們，與異鄉人交流的最好辦法。
那不具有法律身份的社區，原本是承載著執政者不願坦白的歷史悲哀，也是國民黨唯一回應的方式，回應這些被犧牲的底層移民。
沒想到六十年後，權力者獅口大開，「永久地臨時安置」辦法卻被描述成了侵佔國土的貪婪理由。
法務部認為如果不向居民要求不當得利之賠償，對於公平性難以交代。但法務部或者市政府卻也難以解釋，為何這些房子已經蓋了幾十年，卻沒有在1970、80年代進行勸導，一直到要開發成為金雞母（當然是當權者和財團的），才突然跳出來指控居民違法侵佔？
我們青年離1949年太遠，原本難以想像在大地上離散流亡是何種滋味，但經歷過華光社區事件，我們才愕然發現原來人的權力在政治與金錢運作下如此脆弱。
當政商共謀在賤賣國土、炒作郊區土地時，卻指控底層人民不當得利，我們才知道：原來迫使人民違法的，竟是法律本身。
烏托邦？
參與3月27日反強拆的聲援者，事實上大多是來自各所大學的青年學生。他們被警察以十分粗暴的方式強行拖離，忍受警察的冷嘲熱諷：「好了！沒有媒體在看啦！你自己用走的吧」，但始終採取「非暴力運動」。
甚至威脅要控告在屋內的學生們「妨礙公務」，如果這些學生不自行離去，就要強制移送法辦。
現場也有許多台大法律系的學生，他們雖然熟悉法條，也站出來抗爭，重新詮釋在課本裡面所學到的人權與保護制度。
沒有實踐就沒有真理，一開始男性刑警甚至打算直接將女生架離，但現場聲援者高喊「女警！」才派幾名女警到現場驅離女性聲援者。
原來，原來，我們再度恍然大悟，人權原本並不屬於我們，人權是在嘶喊與衝撞中誕生的。這一堂法律學與社會學合開的通識課，學分太少、代價太大、真相也太過殘酷。
烏托邦太遠，而國家暴力太近。我們真的不能抵抗嗎？這次的抗爭事件不像反核一樣，符合中產階級的健康與安全想像；也距離王家（擁有合法產權）的居住正義有一段法律上的落差，社會大眾普遍認為「違建就是該拆」。
這不是外省與本省的族群議題，也不是高喊建國就能萬歲的統獨議題，而是強勢對於弱勢的壓迫，是階級問題、也是西方啟蒙之後不斷探尋的道德普遍性（苦思不得其解的思想家們，答案就在瓦礫堆、挖土機之下啊！）。
於是我們必須站出來，台灣社會不該再只是統獨問題。
當統派、獨派團體習慣在某些社會場合缺席時──例如獨派對於樂生議題的冷嘲熱諷，而統派對於反媒體壟斷的跳針無視──我卻發現年輕的學生們早已「超克」了（原諒我選擇了如此浮濫的語彙）。
跨越自二二八神話以來假性的族群分裂，許多學生原是「本省人」（甚至是獨派），卻願意站出來聲援1949年之後歷史謬境，為「非列管眷村」發聲。
各位前輩、先行者啊，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永遠、永遠只是「過程」，而非絕對「目的」，我們的目標只是為了前往烏托邦──平等、自由、沒有剝削、壓迫的理想世界──而非統一或獨立的民族國家，更非獨裁專制的共產主義社會。
當事件過後，我許多身邊的朋友被警察的粗野行為深深刺傷，他們不是身體上的痛苦，而是發現國家原來如此齷齪不堪而難過萬分（刑警的動作就像討債集團的流氓一樣粗暴）。
有些人甚至懷疑「非暴力」的極限在哪裡？當國家的鐵血暴力降臨之時，課本中哈伯瑪斯假想的公民社會又在哪裡？
隨著人權退步，抗爭是否越來越激烈？我們的烏托邦不是金權建造出來的，而是建構在那些「被落草」的底層人民居住權之上，以公平正義一拳一拳來實現。
當不平等的事情繼續惡化，我們的主詞或許不再是青年、學生（等虛假群體語彙），我們是行動者，是「被落草」的主體。
未來，《六法全書》將走下神壇，如同《悲慘世界》中的巴黎小革命，在公民街壘中逐步以暴力來重新實踐。
【延伸閱讀】
◎連若馨 城市的輓歌——華光社區啟示錄（上）
◎連若馨 城市的輓歌——華光社區啟示錄（下）
◎張勝涵 華光，這是我們的國家
◎李秉芳 華光，臺北將失去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