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中國被各國指控迫害新疆維吾爾族、強迫勞動。H&M聲明拒絕使用新疆棉反遭中國民眾抵制，目前戰場持續擴大；中國官方也以舉國之力，大加炒作，再次展現「戰狼」風格。
英國媒體BBC指稱，希望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一方面要符合所在國家的人權、道義標凖和要求並受國際輿論的監督；另一方面要面對中國政府和網民的審視，冒著踩上中國政治雷區的風險。
但本質上，此事再次凸顯出專制國家和西方民主自由之間的市場體制矛盾。
開放市場不等同自由市場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路線以來，開放成為中國面向世界，汲取發展養分的來源。但和自由民主國家的概念不同地，在專制主義國度裡，「開放市場」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絕對不等同於「自由市場」。尤其在中國，市場是必須為政治、為國家政權服務的工具。
中國改革開放42年來，諸多跨國企業巨頭就是處在這種「開放卻不自由」的市場結構下競爭。挾著龐大全球資源的外商無不前仆後繼，覬覦著令人垂涎的中國市場，但在一個「開放卻不自由」的環境中，國家可為了任何政治目的，罔顧跨國協議或契約的保障，即能傾舉國之力對付單獨或幾家跨國公司，而這些私人企業在缺乏後盾的情況下，毫無抵抗的招架之力，最後只能選擇屈服，或轉移市場。
例如這次的新疆棉花被抵制事件、施壓航空公司改（台灣）名、國際品牌被道歉、多年前的反日抗爭等等，都是中國通過國家力量，操控市場、壓迫企業，為政治服務的有力佐證。簡單說，獨裁統治者是不太可能支持自由市場的；自由的市場最終將會侵蝕獨裁政權的權力。
故此，中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如同一個大宅門，即便主人宣稱開門迎客，但客人要進入每個小房間卻未必能得其門而入，或得耗費預料之外的龐大成本。這就是專制體制不自由市場所導致的不公平競爭。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每年都會公布「2021經濟自由度指數」，針對各國的市場自由度進行排名。所謂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代表一個社會中個人與企業的財產權是否受到保障、能否有消費投資做生意的自由、政府是否不能任意侵害這些自由，數值越高表示越自由。
整體而言，民主在每個面向的表現都勝過威權國家。大致來說，民主國家人均收入較高、更有消費投資賺錢的自由、人民較健康也受到更好的教育、政府較為清廉、權利與基礎資源的分配也更平等。
在今年三月公布的報告中，專制極權的中國，其經濟自由度位居107名，為中後半段生；民主自由的台灣則躍居6名，史上最佳。這種巨大反差對比，即可凸顯自由民主國度和專制極權國家之間的市場本質差距和活力。
只許國有企業壟斷的中國開放市場
這種矛盾最終將演變成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所提的「中國與民主國家不可避免的經濟衝突」（Economic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regimes are inevitable）。
朱敬一認為，一黨專政的極權中國與全世界民主國家之間有必然衝突。極權與民主體制，面對商業資訊隱私與人權的根本矛盾。最後是從不講求權力制衡的中國，與接受公平交易法制約民主國家之間的競爭矛盾。經濟矛盾根植於民主與極權的價值衝突，不但不可能化解，且已越演越烈，所有民主價值同盟必須覺悟、正視、準備，並必須採取行動。
因為在中國專制體制下的市場，擁有市場主宰權力的，不是私人企業，而是國家資本企業。例如，今年中國頒布實行的《反壟斷法》，就是要對付像阿里巴巴這類被中共認定可能侵蝕黨國權力的私人企業。但對黨國企業在各行業的壟斷，並壓迫自由市場和法治，則是「被」理所當然的存在。
在過去美中合作的承平時期，中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不自由市場、扭曲式競爭可能會被淡化，或經討價還價式協商給處理掉；但在美中結構性競爭日益激化下，中共黨國資本主義所衍生出的問題，恐將加劇中國和西方體制之間的根本性矛盾，進而導致崇尚契約精神的西方世界對中國不再隱忍，而做出強烈反彈。
尤其是更為重視市場自由、法治和人權倡議的歐洲國家，一個跨國企業若只是善盡全球企業責任，卻被專制國家無情的暴力相向、侵害企業的合法權利，是難以忍受之痛。
中國的不自由市場將把歐洲推向美國
在川普時期，中國積極離間美國和歐洲的關係，並搶在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前，敲定「中歐投資協定」，意圖延續「拉歐制美」路線。
但過去數月以來，中國卻在歐洲各國惹是生非，用「戰狼外交」的居高臨下姿態，激怒多個國家，反讓歐洲重新審視戰略風向，逐漸重回美國懷抱；甚至不惜觸怒中國，強化和台灣的關係。中國政府藐視市場自由、不願正視中西方市場體制矛盾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及到處搧風點火的激進行徑，讓外界無法理解，這對中國的外在形象和每況愈下的國際處境究竟有哪一丁點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