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是主體離返的永恆命題──評《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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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三郎
作者:吳茗秀,譯者:劉泗翰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4月

1943年3月19日高千穗丸被美軍魚雷擊沉,意味著台、日航線為盟軍所控,同年,日本宣布殖民地台灣正式進入決戰非常時期。緊接著,年底,美軍開始佔領台灣領空,一連串在各地的猛烈轟炸讓台灣被迫捲進大東亞戰爭,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日本偷襲珍珠港所引發的太平洋戰爭所啟動的。發生在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襲則是美軍駐菲律賓蘇比克灣第五航空隊率領117架B-24爆擊機投下3800多顆飛彈,造成不可計數的台北市民當場死亡,受傷及無家可歸者則達數萬人之譜。《三郎》這部由美籍台裔作家吳茗秀所寫的長篇小說,便是由這場連續三小時無間斷轟炸為背景,描述童年三郎與芳子在桃園走空襲因而邂逅為故事揭開序幕。

戰後,由於中國內戰紛擾,代表盟軍的蔣介石政府取得戰勝同盟國的信任,暫時託管台灣的權力。1949年底國民黨全面潰敗撤退至台灣,一手掌握政軍教等國家機器,以至於今,一般人對戰爭末期的空襲災難所知不深;甚至,在「對日抗戰贏得勝利」的中華民國史觀下,普遍認為轟炸台灣的是跟中華民國對立的軸心國─日本,斷裂的歷史意識使得人們一時忘記,當年的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與美、英、中為對立面。

《三郎》記載以三郎為中心,衍生出錯綜的怨懟糾葛,彰顯小說中的人物與國民黨/中國人的相應態度,為他們的人生岔開了什麼樣的歧路,又為他們的家人情感之間,割劃出一生難以抹滅的情感創傷。整部小說以年代區分出兩大章,第一章由三郎走空襲巧遇芳子開始,而後三郎全家疏開到台北與芳子失聯,迄至成年後再與芳子重逢進而相戀完婚;第二章則是三郎隻身前往美國留學逐夢伊始,迄至三郎與芳子終以美國為家作結,全書說明了被原生家庭精神遺棄的三郎,如何從華人的專制父權家庭中出走,一路對抗來自父兄冷落欺凌、中華民國特務監控以及白人世界的種族歧視,進而用更傑出的行為為自己殺出一條獨立而受尊敬的新路。

這樣的命題在台灣長篇小說中恐不新穎也不陌生,我試著以教育啟發/自我認同為核心,釐析三郎如何從國民黨的精神追殺反思學校教育與獨立自我的競合,以及小說透過三郎這個角色,經歷國民黨底下的華人教育、美國個人主義兩個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從家族的、集體的、個體壓抑的華人社會超脫出來;一方面藉此暗示台灣人如何在戰後的中國國民黨以及美國這兩大強勢文化的侵逼下,找到安身立命或是認同自我的管道。

三郎無疑是台灣的縮影,身為三子的他就像台灣,從不「被」統治者/父親所認同,當然,也無從培養出自信足以認同自身。最頑強的抵抗頂多像尋常男孩愛往外頭跑,挨打時悶不吭聲,一如習於受殖的台灣,不滿殖民也頂多是消極地偷渡微小的歡愉以為抵抗。他的父親靠著在不同政權下的趨炎附勢來取得利益跟維持他的仕紳地位,封建思想使得他在外受制於壓迫者,在家成為另一個壓迫者,典型的機會主義者也同時是典型的內部殖民者。狗去豬來並沒有為三郎全家帶來太多的改變,對三郎或是對台灣而言,不過從這個殖民者換到另一個殖民者罷了。

然而,父親在迎接國民黨軍隊來台的場合,以「紅包」贖回被軍人沒收的日文版《地球》,返家後焚書以懲三郎,這個舉動象徵日本殖民現代性所帶來的科普知識在國民黨統治之時,宣告成為噤說的過去。禁忌向來是衝突的壓抑,二二八事件改變了台灣對中國/國民黨的美好期待,亦改變了三郎原本擘想的升學之路。三郎在學校塗鴨被中國籍教師開除退學的那天,適發生二二八事件,塗鴨行為代表著中學生對教育體制稱不上抗議或叛逆的玩笑,有傷師尊或違反校規不論輕重,與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意味的暴動、抗議、顛覆穿插互文。

「那是牆壁的底層,他們還會塗灰泥上去」,牆壁暗喻國民黨軍隊與台灣人的隔閡,對三郎來說,塗鴨處只是草胚層,層層塗抹上去的灰泥指的是經由長時間的法律建制、教育傳播,自然而然完成堅固平滑的融合。然而,「受過教育的聰明人、外省仔、大陸人」非但不了解台灣慣有的做法,亦徹底拒絕說實話的溝通與寬宥,不管是二二八也好,還是三郎的就學權益,戶籍/學籍上的「開除」是國家/學校統治鎮壓綏靖的快捷處置。

在這種扭曲的高壓統治下,三郎體察到受壓迫社會的三種生存方式,第一種就像農民戴笠遮臉,埋頭苦幹不說不論;其次像三郎父親那般識時務趨勢而存,第三種就要是不滿現狀的行動者,為了生存或自由勇而無畏尋求出路。無疑地,在董家,長子一男是親國民黨的機會主義者,次郎則是怯懦卑瑣的沉默者,被精神放逐的次郎要改變受迫者的境況,就只有聽從堂兄阿徹的建議,升學出國是獨立唯一的出路。第二章敘述「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時空背景,僅有專科學歷的三郎負笈美國,正值冷戰局勢的轉捩點,三郎再次受到大時代的牽動,捲入美、蘇兩國的太空競賽。

小說一方面反映了國民黨特務在國內外緊密張結的蛛網,知識份子受到反共救國團及海外特工組織的嚴密監控,一方面勾勒出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並不是一個獨立能夠自主的國家,而是延續的二戰之後,受制於自由資本主義與社會共產主義對峙的戰略/中介/工具性的機動地位。

三郎出國時,芳子特別為他訂製一套體面西裝,好讓他穿著和飛機上的白人無異。對三郎而言,他終於能將負面的天倫人情留置在台灣,得以建立「我是誰,還有我以後打算變成什麼樣的人」,在他努力把自己裝扮得跟一般美國人說話、知識含量無異的同時,三郎也嗅出愛好自由的、強調個人的美國,有著嚴重的種族歧視,那是他再熟悉不過的經驗啊!於是他頓悟「永遠不會屬於這個地方」的同時,明白他除了這個地方之外亦無路可去的困窘。

故事安排了阿徹往昔的數學老師陳恭旭出場,陳老師一針見血地點出「三郎」這個帶有日本殖民遺緒的名字,是三郎抹消不去的身分印記,也是台灣在面對二二八屠殺後,回過頭對日本殖民產生懷舊迷思的痛斥,他說:「台灣人被征服太久了,連自己都不知道該如何表示自己的認同,只能表示對不同政體的效忠。」三郎急欲擺脫父親的控制,卻無法徹底拒絕父親要他唸藥學的指令,渴求家人的愛與認同,是三郎被傳統所害卻又受其束縛的緊箍咒,家成為枷,指向台灣即使在終戰後,甚至是解嚴後的現今,懾於帝國主義的權威仍飽受內在殖民之毒。

在芳子溫柔卻堅強的捍衛與守候之下,打造一個屬於自由、獨立的新家庭,是三郎與父親決裂、散盡積蓄、胎死腹中等代價所換來的新生。然而,就像三郎習慣撫觸著四歲的凱銘用刮鬍刀割裂的沙發傷痕,被孤立冷落的童年造成終生渴求父親認同的心理匱缺;縱然,家是「一個永遠無法癒合的傷痕,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承諾」,結局樂觀地期許,「一身之獨立,一國之獨立」,唯有充盈個人的知識與能力,成為一個不須仰賴他人哺餵的獨立個體與建全自信,方有能力建造一個不受外侮摧逼的家/國。

然而,在此正向的圓滿結局之外,我們不妨進一步思考,三郎期許自己的孩子「長大後會講英文、吃漢堡、還會跟我爭辯怎麼樣才算公平」,在擺脫了對日本懷舊式的思慕,反射在不分意識形態對「壽司」的熱愛,那麼,在美國新天地的開疆闢土,表現得要比美國人還要優秀的三郎,究竟是為自己打造一個自信獨立的主體呢?還是落入了另一個用更巨大的權威來抵抗國民黨統治下的次級權威呢?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