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嘉義市人。走在四年級與五年級之間;法律系畢業,立即改念歷史。先後任職於出版社、雜誌社、報社。為人作嫁、自己筆耕皆已逾二十年,或可以藏經閣裡的掃地僧自況吧!熱愛棒球、歡喜讀史、以文學為娛、好哲學宗教淺探、社會學踏勘。最不愛政治,政治若談的多皆因「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著有《島嶼浮光》、《學術台灣人》、《這不是太陽花學運──三一八運動全記錄》(後兩本與人合著)。個人部落格為「山農木屋」,網址:blog.roodo.com/chita
書名:《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作者:半藤一利
譯者:楊慶慶、吳小萍、吳小敏
出版社:八旗文化
時間:2015年8月
1945年8月15日迫近正午,陽光如赤焰紋身,但幾乎全體日本國民都聚集於收音機前,耐心等候決定日本命運的「玉音放送」。十一點五十九分,播音員和田信賢劃破靜寂:「從現在開始,進行重要廣播,請全國的聽眾起立」。其後由情報局總裁下村宏宣布:「誠惶誠恐蒙天皇陛下對全國國民宣佈詔書。接下來,請謹聽玉音」。接著《君之代》樂音奏起,樂音甫落,便傳來:「朕深鑒於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殘局,茲告爾忠良之臣民……」
上述「玉音放送」那一幕早已成為戲劇、小說用以宣示日本投降的必備影像;然而絕大多數人可能不知,前此廿四小時,日本陸軍一些少壯派佐(校)級軍官企圖政變,不但殺了近衛師團長森赳,且偽造命令調遣近衛師團的部分兵力進占皇居,是為「宮城事件」。但因陸軍省的首腦們及戍守關東地區防務的東部軍不願協同叛變,加上政變軍官始終找不到天皇錄製《終戰詔書》的玉音盤,於是,「玉音放送」如期宣示,而叛變的軍官其後自殺(畑中健二、椎崎二郎、古賀秀正、上原重太郎等),然而有幾個陰謀策畫者(竹下正彥、井田正孝、窪田兼三)活了下來。
日本陸軍青年將校導演的「宮城事件」,布幕、人物、情節似曾相識。事發之初,近衛文麿公爵立即聯想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二二六事件」係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最大的軍隊叛亂,青年尉級軍官襲擊六重臣,致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身亡,侍從長鈴木貫太郎重傷,首相岡田啟介、前內大臣牧野伸顯僥倖脫逃。最後,因為天皇裕仁態度強硬,陸軍首腦不敢附和叛軍要求,以及海軍的強力反制(被襲殺的重臣多為海軍元老),事情很快落幕,然而此事件反倒讓法西斯更形猖獗,軍方勢力已難遏止,日本就此走向戰爭敗亡之路。
而從「二二六事件」到「宮城事件」有三個重疊的重量級身影必須一提:一是日皇裕仁。「二二六事件」初起,儘管有陸軍首腦們的延宕、縱容,由於裕仁意欲敉平叛亂的意志強烈,所以統帥權之用發揮到極致,戰後他曾回憶:「經歷與田中(義一)內閣之間的不愉快經驗後,我決定在決策前一定要等候顧問群提出意見,不要逆其建議而行。我只有兩次積極地執行自己的主意,一次是這件事(二二六事件),一次是終止戰爭。」若非在最後關頭,裕仁以「聖斷」接受《波茨坦宣言》,否則陸軍部門還想進行「戰到一兵一卒」的玉碎行動。但也因為統帥權的實質存在,致有關裕仁的戰爭角色、戰爭罪行終其一生都爭嚷不休。
另一個樞紐人物是海軍元老鈴木貫太郎。「二二六事件」身負重傷的他,奇蹟似的活了下來,到了1945年4月受命組閣,他即決心排除萬難結束戰爭。他力擋阿南惟幾、梅津美治郎、豐田副武三大鷹派代表,讓日皇裕仁以「聖斷」接受《波茨坦宣言》。待八一五之後,鈴木立即宣布內閣總辭,祇因歷史任務已然達成。倘使「二二六事件」當時,率叛兵襲殺他的安藤輝三再補上一刀,那終戰該如何畫上句點恐又是一番波折了。也許早在「二二六事件」時就擺好命運棋譜,而彼時撿回一條命的鈴木就已參透禪機了吧!
第三位則是海軍將領米內光政。一般而言,日本海軍將領遠較陸軍頭頭深明大義、較諳世界趨勢,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三人被目為海軍反戰鐵三角,「二二六事件」初起,米內、井上就迅速讓軍艦駛離軍港,並封鎖東京灣,隱約陸海軍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由於米內親英美反軸心集團的色彩鮮明,所以陸軍向來仇視他,戰爭末期他擔任海軍大臣協助鈴木貫太郎力求停戰,沒有米內,鈴木將難以施展。
相較於海軍將領的「開明」(這是比較級,畢竟日本海軍在其帝國主義海外拓殖中扮演的角色和負擔的罪責,絕不少於陸軍部門),陸軍則顯得作繭自縛。「二二六事件」中血氣方剛的青年軍官,「宮城事件」裡的叛變主角,都不認為自己是逆賊,他們始終以「尊皇討奸」為己任;弔詭的是,「二二六事件」的「討逆」主軸是要讓天皇親政,裕仁卻直接打臉,並將他們打成逆賊,致使他們至死都覺含冤莫名;至於「宮城事件」的青年軍官,根本上就是要違逆皇恩,卻又說不清楚,以致演了一齣荒謬劇。這一切可讓人聯想到馬克思的名言:「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二二六事件」當然是悲劇,但「宮城事件」的鬧劇可能不會止。
尼采所言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其實是日本武士永遠の咒。這種怨咒寄生於《葉隱閒書》、佐藤信淵等的思想體系裡萌芽再生,更明確的回歸指涉就是《忠臣藏》。這一事件發生於十八世紀初,赤穗四十七浪士(以大石內藏助為頭人)為主君淺野長矩復仇,忍辱負重最後集體行動襲殺了吉良義央,事後四十七人被命令切腹自殺。事件半世紀後,先以人形淨瑠璃演出,廿世紀後以小說、電影、電視、動漫形式出現者早就難以計數。
評論家加藤周一指出,《忠臣藏》復仇集團的目標在行動伊始就已固定,集團本身的知性僅用於如何保持集團的團結,和如何朝著最初設定的目標進行,根本不曾用來修正最初的目標。這和日本人即使在經歷毀滅性的二戰後,不少人依舊不會去批判戰爭的目的,祇會在枝節、語彙裡打轉,這就是「忠臣藏症候群」。思想家鶴見俊輔更把這症候群和鎖國性連結來談。
看看以武士精神傳人自居的舊日本陸軍,就是不斷複製《忠臣藏》的戲碼,才讓自己陷入悲切惡境,更造成世人無盡的苦厄。日本將校和中國軍人不同,他們之中才智聰明者(如昭和三大參謀的石原莞爾、辻政信、瀨島龍三,中國軍人根本難以望其項背)不絕如縷,但由於死抱著忠君愛國的封建意識,仇視現代的國民國家,以致養成不負責任的下剋上惡習。可惜,青年將校雖然以《忠臣藏》為懸念,但領導者大石內藏助卻是個虛擬個體。
「二二六事件」青年將校想擁立真崎甚三郎、荒木貞夫,但此二人及其他「皇道派」將領都彼此觀望,最後在裕仁堅決鎮壓叛亂後,個個不敢妄動,以致「二二六事件」是齣沒有大石內藏助的悲劇;至於「宮城事件」,青年將校強行要陸軍大臣阿南惟幾扮演大石一角,阿南既阻擋不了青年將校的盲動,又無法違背「聖斷」,終究祇有自殺一途。更反諷者,兩次《忠臣藏》的Cosplay,本意是為主君(天皇)擴權保位,結果反遭主君定罪論死。尤其,「宮城事件」是齣除了極少數青年軍官在鬧事,全民都無餘力想看這一爛戲。倘使鎖國性未解,今日依然衷情於《忠臣藏》而無悔者,大概永難理解近代的四十七浪士究竟錯在何方了!
同名改編的電影《日本最漫長的一天》早於1967年就上映過(東寶,三船敏郎擔綱主演),而今適逢二戰終結七十周年,重新再製的另部同名電影刻在日本上映(松竹,役所廣司領銜)。有意者若以各式版本的《忠臣藏》、《二二六》(五社英雄執導)摻入對比,或會有恍如隔世之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