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反智傳統》：達爾文演化論與史科普案

書名：《美國的反智傳統：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 》

作者：理察．霍夫士達特 Richard Hofstadter
譯者：陳思賢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時間：2018年7月

對現代性的反抗：達爾文演化論與史科普案

對美國的改革宗來說，一九二〇年代是「文化鬥爭」(kulturkampf)最激烈的時期，在許多的廣告宣傳、廣播、雜誌與大眾教育中，舊與新的立場無可避免地、直接地衝突起來。傳統的、鄉村的與小鎮式的美國，現在不得不全面與現代性的生活內容對抗了，他們奮力打擊都市化與都會心態，打擊天主教以及知識分子所掀起的懷疑主義與道德解放。這些戰役包括了三K黨運動(Ku Klux Klan movement)的興起，對於禁酒令的辯護，對於史科普(Scopes)在課堂教授演化論的法律裁判，與反對一九二八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史密斯(AlSmith)的運動等，在在都顯示出「舊的美國」還在徒勞地負隅頑抗現代化；他們唯一成功的是讓史密斯沒當選，但是史密斯卻已成功地讓民主黨成為一個都會型政黨，這讓之後的民主黨在選舉中頻頻勝利。

在一九二〇年代傳統派的焦慮呼號中，我們可以發現大家都清楚地意識到「舊美國」即將成為過去，而知識分子正是打造這殘酷景象的禍首。一九二六年時三K黨的領袖艾凡斯(Hiram W. Evans)寫了一篇令人動容的文章來陳述他們組織的目的，他認為當時整個社會主要的問題是一場「具西部拓荒精神的美國平民大眾」與「自由派知識分子」間的戰鬥。他又認為，美洲白人原本有的道德與宗教情懷，一方面被不斷移入的其它人種所破壞，另一方面也被自由派知識分子所訕笑。

基本教義派的恐慌也是同理，喬治亞州一位州議員曾說：「讀《聖經》吧！ 它教你如何做人做事。讀詩篇吧！ 它是史上最美的詩。讀曆書年鑑吧！ 它告訴你天候與自然變化。其它的書都不用讀，所以我反對興建任何圖書館。」

以這位議員的地位來說他的話也許不值一顧，但如果一位卸任聯邦國務卿同時也三度參選總統的人這樣講，就值得注意了。布萊恩一九二四年在基督復臨安息日會(Seventh DayAdventists)說：「美國的所有問題都從演化論而來。乾脆把所有的書籍都燒掉算了，只留創世紀前三段即可。」

基本教義派的氣勢是在對抗演化論時到達最高峰，而在史科普案(Scopes trial)時表達出了最堅定的立場。本案可視為是基本教義派與現代化派之間，一切價值衝突與立場對抗的指標性事件。

這案子是關於高中課程可否教授演化論，所以此事表明了現代性思維已經從菁英知識分子擴及到一般人民的生活中。學校應不應教演化論？之前已經在大學中討論過，而當時保守派人士曾經在一八六〇年後的三十年間力圖阻擋達爾文主義的浪潮。當初這事件是在菁英階層間的辯論，因此保守派人士雖然輸掉此戰役，可是其結果對於基本教義派的核心陣地影響不大。因為那時虔敬信徒上大學的不多，即使有，也可以選擇那些不受《物種起源論》影響的偏遠學校就讀。但是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以後，演化論已經在高中教授，而大部分的人也都有高中學歷了。在第二次大戰之前的十五年，高中的數量倍增，而戰後這種成長的趨勢還在持續。高中文憑已經變成美國的小孩子必須有的教育程度證明，尤其是如果想在社會上立足的話。許多虔敬且有企圖心的教友開始覺得他們的小孩應該要上高中，但他們也知道上了高中後這些小孩會受演化論的影響。史科普先生(John Scopes)正是因為採用演化論教科書上課才被田納西州政府控告。該州教育委員會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採用這本書作為官定教科書，而某些學校甚至在一九〇九年就開始使用了，但是當時大家都不覺得這本書有什麼「危險」。

對該州及其它地方的基本教義派來說，阻止學校教授演化論就等於挽救孩子們的信仰─甚至是全家人的信仰，使他們免於受到演化論者、知識分子與國際化人士的影響。如果這些基本教義派值得任何同情的話─我認為他們值得─正因為此點。因為他們的憤怒與頑抗，完全是由於他們將演化論之爭議視為是對其家園幸福與家人的保護，他們甚至至今都如此。田納西州議員同時也是「基本教義派浸信會」(Primitive Baptist)會友的巴特勒(John Washington Butler)，他所以發動立法阻止該州教授演化論，就是因為他聽說家鄉有一位年輕人進城讀大學之後回來就變成一位信仰演化論者。這使他擔心他的五個小孩。在一九二五年他終於成功地使立法通過。在州議會為此法案辯論時，有一位州議員提出這樣的口號：「讓我們幫上帝拯救我們的小孩。」當達羅(Clarence Darrow)先生在史科普案中陳述說「每位小孩都應該比他的父母親更有智慧」時，他讓基本教義派的恐懼升到了頂點。如果所謂更有智慧表示拋棄父母擁有的舊觀念與生活方式，其實這正好就是這些父母親所不要見到的。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案件審理時提出證詞：「這些受新教育的小孩回家後嘲笑他們的父母親，各位，我們為什麼要讓這樣的事發生？ 這些父母親當然有權利主張，收了他們學費的老師們不應剝奪小孩子對上帝的信仰，而且回家後變得不信神、不虔敬或是成為無神論者。」他在審判開始前對外宣稱：「我們在此案中的主要目標與唯一目標是：維護父母親保護其子女之信仰的權利……」對布萊恩與他的支持者而言，「很明顯地，達羅要摧毀宗教與家庭」。有一位田納西居民甚至在達羅面前揮舞拳頭，說道：「去死吧！ 你別想曲解我們從小讀的《聖經》！ 如果你敢，我會把你撕成碎片。」

全美反演化論風潮的領導角色，最後會落在布萊恩這樣的一位普通教友身上是不令人意外的，因為在他身上有著這個民族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兩種「神聖」傳統：福音派思想與庶民式民主。在他的腦海中，信仰與民主共同形成了一個反智識主義的理由。在一邊是人民的聲音與內心的信仰，另一邊則是一小撮被偽科學與偏狹的理性主義所誤導的、傲慢的知識分子菁英。他稱他們為「科學蘇維埃」團體或是「自命為知識分子的一群不負責任的寡頭團體」。他認為，宗教從來就不只屬於菁英，「基督宗教是為所有人出現的，不是為了那些所謂的『思想家』而生」。心智(mind)是機械化而無彈性的，需要靠心靈(heart)來導引。心智同時可以完善規劃出作惡的手段，但也可以思考出有利社會的各種作為。「單單崇尚心智的能力，這就是今日知識性社會最大的罪過。」只有心靈─也就是宗教的範疇─可以將心智導向正途。

這裡出現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民粹性民主結合了老式的宗教方式。一般人所應該要做的事，就是要遵循他們心靈之所歸趨，而一般人的心靈在宗教方面的直覺是跟知識分子一樣好的─甚至更好，因此在宗教事務上應該遵循一般人的判斷。於是當宗教與科學有衝突時，應該是公眾而非菁英─他們看待人只是以文憑與學歷來論─來作決定。社會學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所謂所有人在上帝面前平等這個信念，在布萊恩的腦中到了最後變成了：對演化論的複決案，田納西州所有人都是一樣優秀的生物學家。事實上，當布萊恩提議要用表決解決此問題時，這個爭議就立即轉變成為「多數人的權利」這個民主政治常用的口號與觀念了。

如果依據基督徒對於《聖經》的詮釋，則《聖經》是不承認演化論與任何唯物性質的演化思想的。相信《聖經》是收錄神的話語的人中，每十位中不到一人可能會相信人是經由演化而來。所以除非這麼少數的人有什麼方法可以逼使大多數人改變他們的信念，那麼演化論必然要被視為是有違上帝旨意的學說。

在布萊恩的心中，試圖在學校中教授演化論簡直就是對於大眾民主制度的挑釁。「只占一小部分的演化論信徒，憑什麼可以花公家的錢去用所謂的科學來批判《聖經》，而占絕大多數的正統基督徒卻無法讓學校教授對《聖經》的正統詮釋？」布萊恩無論如何也無法相信演化論者的科學說法是對的，但他說，就算他們是對的，他們也不能無視於「政治的科學」，那就是「民主」與「多數決」，除非憲法對於少數人的某些權利有特別的保障。現在，不讓少數人的看法得以在公立學校被教授，其實並沒有侵犯他們的權利。「教授演化論的老師沒有權利要求學校付他們薪水，因為他們教的內容並未經過家長與納稅人的同意。誰提供學校的經費，誰就是學校的管理者。」現在的情勢好像逼得基督徒需要成立他們自己的學校與大學來教授正確的基督教理論。「但是為什麼不是那些無神論者與主知論者(agnostics)去蓋他們自己的學校、教他們自己的理論呢？」因此，如果當初布萊恩獲勝，現在的公立學校大概都不能教授演化論了，而新式科學的教授也只能限於在一些私立的俗世化學校。這樣當然對於美國的教育是大災難，但是布萊恩執意要如此，因為他不認為教育與純正的信仰間有何衝突。他認為沒有信仰的人好比一艘船沒有駕駛，「如果要在宗教與教育二者中擇一，我們應該放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