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書如見人，峨然矗百年──史明及其《台灣人四百年史》再版的時代意義

《台灣人四百年史》（以下簡稱為《四百年史》）自1962年首次出版已經過了半個世紀，近日終於在眾人共同的努力之下重新再版。這套書的再次現身，不僅是這幾年來重新發掘、詮釋「史明學」的重要里程碑；另一方面，也為近百年來台灣人自我追尋與追尋自我的艱辛歷程留下了永不磨滅的見證。

戰後東瀛的台灣研究系譜

「史明」及《四百年史》的誕生，體現的是近代台灣人群體對於現代歷史意識的覺醒。日本統治末期台灣人如黃得時、陳逢源等人興起了書寫歷史的熱潮，史明自1949年從華北解放區逃回台灣以後，也開始他一邊搜集文獻資料、一邊進行武裝組織、企圖暗殺蔣介石的兩種行動傾向。因此，這本後來延至1962年才在東京出版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的學術價值雖然無庸置疑，卻也不可以忘記她在知識的積累與堆疊之外，同時還肩負著運動與宣傳的功能。

更何況，自《四百年史》以降，王育德、黃昭堂、許世楷、戴天昭等後來也陸續出版了關於台灣的學術著作，他們將自己對於母土的思念化為文字，一同在異鄉追尋島嶼未有人知的坎坷身世。他們不僅關心台灣的過去，更直接參與構築未來國家想像的藍圖，他們當中無一不參與了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從而也使得位於日本的台獨運動有著不同於後來美國、歐洲等地的特殊面貌。

左獨路線的發揚

因為有這些前輩在島外寫作，台灣研究自一開始便與世界接軌；也因為他們的積累，才能證明台灣獨立並非只是悲情、苦悶的訴求，而是具備本土立場的政治思潮，是作為殖民地社會的台灣迄今猶未正視的精神資產。

《四百年史》無疑是史明從事台獨運動的思想武裝，縱使其出版最初的面貌未竟完美，甚至連作者「史明」也只是化名。然而，史明在現實與理想的折衝中追尋島嶼的過往，這本書也在數十年來的增補、校對與翻譯中擴充成一部罕見的巨冊，一頁頁構築海國子民的百年容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諸多台灣歷史、台灣獨立的論述當中，史明與《四百年史》的特殊性在於他不僅標示了「台灣人」的政治認同與身份，更在方法上以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為核心，強調台灣勞苦大眾的左翼立場。史明之所以標舉「左獨」，或者嚴格說起來是先獨立、再左翼的「獨左」路線，不僅僅因為學養的影響，其實更與其個人的生命經驗緊密關連。

人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整合

日華戰爭結束以後，原本在上海、蘇州等地協助中共收集情報的史明與日籍女友在1946年前往華北解放區，希望一睹社會主義理想實踐的真實樣貌。然而史明在四年間見證土地改革、人民裁判等泯滅人性的慘況，進而對中共版本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產生懷疑，終於在1949年逃回台灣。

因為擁有當時台灣青年們罕有的解放區經驗，史明返台後並未與中共地下黨聯繫；反而拋棄過去將中共等同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機械式思維，又旋即因為投身刺殺蔣介石的秘密組織工作而再一次地流亡日本。史明在口述史中自承他一直等到新珍味的生意逐漸穩定後才開始到圖書館自修，重新閱讀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經典；與此同時他也拾回早先試圖書寫台灣史的念頭，最終用兩年多的時間完成第一部以台灣人立場出發的通史《台灣人四百年史》。

一個合理的推測是，六○年代清楚感受世界各地殖民地解放、民族國家獨立浪潮的史明既以台灣民族作為獨立建國的認同依據；另一方面又以先獨後左的政治主張與中共爭奪左翼光譜的話語權，從各方面排除國、共兩黨統治台灣的正當性。我們或許可以說：所謂左獨路線其實是史明在個人層面堅持人本主義精神，再以民族主義建築保護台灣社會不受外力侵犯的界線，最終再試圖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促成全體台灣人的解放。是故，史明就在人本主義、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整合之下選擇了一條不依賴任何強權、獨立自主的道路──即使人跡罕至，卻仍踽踽獨行。

展書如見人，峨然矗百年

《台灣人四百年史》之所以能在半個世紀以後再版，或許是機遇下的偶然，也可能是我們無能擺脫殖民情境下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史明以《四百年史》證成自身，不管是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知識與經驗的折衝，亦或是結構與行動的矛盾。倘若有人問起：民族史家是否可能客觀書說我們的故事？還是早在下筆前就已經預設了自身的期盼與想望？史明或許未能回答這個問題，但是他與他的著作卻在在提示著我們：民族主義雖然是時代的產物，但是指認出民族所在的民族之父卻是那曾經可能創造時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