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權讓日本右傾化了嗎？─「政治的收縮」與日本社會今後的走向（上）

本文原文（日文）作者簡介：木下ちがや（Kinosita Chigaya），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明治學院大學兼任講師（政治學），與小熊英二共編《阻止核電的人們—從311到官邸前抗議》（原発を止める人―3‧11から官邸前抗議まで）。譯有《無政府主義論》（アナキズム論）、《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等著作。擔任「反核週五首相官邸前抗議」（反原発金曜首相官邸前抗議）等社會運動之工作人員。

譯按：

安倍政權在重返執政之後，在國內、外都採取了急速右傾化的政策，甚至為此不惜以延後提高消費稅為名，主動解散國會。另一方面，311震災後日本的街頭也捲起數十年不見的抗爭浪潮，至今未歇。應該如何解讀這樣的政治社會情勢？日本人真的挺安倍嗎？

本文得到作者授權翻譯為中文，從自民黨的社會統合能力變遷，分析日本政治與社會的分裂現象，不僅可提供我們在主流媒體之外，理解日本政治情勢的另類觀點，或許也可提供台灣在經歷318運動後、迎接大選的此刻，出自歷史經驗的參考。另外感謝李佩儒在校對上的貢獻。

前言

從現在算起約兩年前，重啟核電與提高消費稅成為民主黨野田政權垮台的決定性因素。民主黨因大量黨員脫黨而處於分裂狀態，加上支持度急降，最後被迫解散國會進行改選。時人都看好從當年屈辱下台中復活的安倍晉三及其率領的自由民主黨，能夠擊敗已潰不成黨的民主黨重返執政。2012年12月15日，該次政黨輪替的投票日前一天，東京市中心正上演著日本社會前所未見的景象。

下午兩點，在東京日比谷公園的反核集會約有8000人參加。2011年大地震所引發的核災之後，日本大眾化的反核運動抬頭，2012年在首相官邸前有約十幾萬的民眾集結抗議，其後每週均舉行規模達數萬人的集會。在雨中進行的日比谷公園抗爭當中，群眾一面抗議，一面呼籲大家隔天出來投票。

當日傍晚，在被稱為次文化聖地的東京秋葉原，自由民主黨總裁安倍晉三正在進行選前最後的街頭演講。現場聚集了大約2000人，打著日之丸旗與旭日旗（譯註：日本軍旗，常用以象徵軍國主義）的群眾擠得現場幾無立錐之地，現場籠罩著一股不容異議的團結氣氛。在一片痛罵中韓的聲浪當中，安倍的演講漸漸激昂起來，當他脫口而出「就是日教組把日本搞爛的！」時，現場群眾的情緒也達到了最高潮（註1）。安倍演說結束後，群眾仍然興奮難抑，在現場發現了立場相左的朝日新聞記者後，有對動手的，也有圍起來痛罵的。這種「極右集會」，對安倍在第一次執政時被迫屈辱地下臺後的復活劇而言，真是再相襯不過的舞台了（註2）。

與此幾乎同時，在東京新宿還有另一場約2000人參加的選舉集會。這場反對特定秘密保護法與集團自衛權的街頭抗爭，跟強調團結一致的「極右集會」完全不同，是一場自由奔放的集會。現場有打鼓的人、也有舉著自己精心製作的手舉牌的人。這樣的「個人集合體」，是與至今的左翼運動不同的新抗爭風格。

這就是東京市中心方圓幾公里內，一天當中展開的運動風景。這樣的景象，跟日本人一直以來所體驗的組織化選舉戰是完全不同的。從2011年的震災與核災開始，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只是核電問題，反種族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等各式各樣議題的抗爭，都在街頭活躍著。透過多采多姿的活動方式，提出各式各樣的訴求，並憑著各自的理念認同集結在左翼或右翼的旗幟之下，民眾的聲音變得能夠大鳴大放了。2012年12月15日的這個場景，證明日本已經回不去過往那樣安定的社會治理狀態了，並且預示了日本社會今後的走向。

「右傾化」掌握住民心了嗎？

安倍政權執政以來，這兩年日本政治很明確地走向右傾化。環繞著參拜靖國神社與慰安婦問題，中韓的外交關係都降到空前的冰點；在國內政治方面，在執政黨絕對安定多數與在野黨分裂的背景下，透過制定特定秘密保護法、組織日本版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廢除武器輸出三原則，以及以內閣決議解禁集體自衛權行使，走上軍事大國之路。此外，在經濟面，以國家戰略特區法立法為首的種種自由化措施，強力推行新自由主義路線。最後，在2014年夏季內閣改組後的19名閣員中，有15名是右翼團體「日本會議」的成員（註3），作為性別平等象徵的女性閣員，也陸續被爆料出與極右種族主義團體有關係，可以說安倍的極右人脈已經滲透到各個政治部門當中了。

以韓國為首的各國來看這兩年的日本政治，理所當然會將這樣的動向解讀為日本社會「全體」的右傾化，並且正在持續建構如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法西斯體系。事實上，許多日本左翼知識分子，對於無法抵抗日本走向法西斯而憂心忡忡。

但是，我認為日本政治的右傾化，不必然會導致日本社會「全體」的右傾化。從葛蘭姆西的觀點來解釋，毋寧說是在安倍政權下「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的「霸權集團（hegemonic bloc）」其實處於嚴重的分裂狀態。

確實安倍政權從內閣支持度來看，組閣時是64%，2014年10月則是52%，與歷代政權相比是維持著相當高的水準（NHK民調）。但是在個別政策上，特別是安全保障政策上則顯示出不同的傾向。對於憲法第九條的修正一向是反對高於贊成。針對特定秘密保護法、集團自衛權解禁方面，民眾反對的比例也隨著反對運動的興起而增加。特定秘密保護法於2013年12月立法時，給予「正面評價」的比例是28%，「負面評價」則是高達58%（日本經濟新聞民調）。此外，在重啟核電與預定於2015年施行的消費稅再度增稅方面，也一樣是反對遠大過贊成。

跟韓國相關的輿論調查，也顯示出與安倍政權的極右意識形態相左的傾向。根據2014年6月讀賣新聞社進行的「日韓共同輿論調查」，2012年認為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之舉「適當」的有49%，與認為「不適當」的41%旗鼓相當。在慰安婦議題上，對於續辦承繼日本政府對慰安婦表達謝罪之意的「河野談話」，而不加以變更的作法，有56%的人認為「適當」，倍於認為「不適當」的25%。

即便安倍政權在個別政策上的支持度並不高，但整體上仍受到普遍支持的理由主要有兩個。第一是由於民主黨的沒落，目前議會內沒有能夠取而代之的勢力。2012年改選時遭到歷史性大敗的民主黨，一直內鬥至今，完全失去國民的信任，其民調支持度甚至輸給在眾議院僅有九席的日本共產黨。因為最大在野黨不被人民所信賴，所以安倍政權相對擁有較高的支持度。

另一個原因是關於經濟政策。菅直人、野田佳彥兩任民主黨政權，採取由財務省主導提高消費稅與財政緊縮的緊縮政策，引發了經濟不景氣與通貨緊縮，導致政權的崩壞。與之相對，安倍政權的經濟安定、成長路線，則是採取以金融管制鬆綁與增加公共支出為主的擴大內需政策，藉此脫離通貨緊縮，並且以貨幣貶值讓出口產業復甦。本來從2014年秋季以降內需與出口產業仍持續不振來看，安倍的金融與經濟政策即已露敗相。即使如此，但因民主黨政權當初採取缺乏計畫的一面倒緊縮政策造成失敗，使得安倍政權的政策仍讓人感覺較有「安定感」，因此仍有相對高的支持度。

環繞著承認集體自衛權的攻防

雖然安倍在執政上處於壓倒性的有利地位，但在以修改憲法第九條為終極目標的軍事化安保政策上，仍無法強勢地為所欲為。

關於自衛隊的海外出兵，在1992年聯合國維和部隊法立法後，隨著冷戰終結後的全球化，以及美國要求日本分擔軍事負擔之下，透過1999年的週邊事態法（譯註：規範週邊發生緊急事態時對美軍的支援行動）以及2003年伊拉克特別措施法的立法等等，其權限與範圍都擴大了。但是近來安倍政權對集體自衛權的認定，則是希望能夠大幅度地變更至今的「安保外交」路線。

關於這點，從柳澤協二這個於2004年到2009年間以內閣官房副長官之職、推動出兵伊拉克的原防衛廳官員，都痛批安倍政策就可以看得出來。柳澤指出，安倍政權是在推動「追求與美國在軍事上的對等交換關係，藉此向美國要求『取回』作為大國的日本（譯註；此指戰前軍事實力與國際地位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日本）當作『報酬』，轉變為強權外交路線。」（註4）。

歷代的自民黨政權即便是鷹派首相，其安全保障政策頂多是應「美國要求」的被動決定而已。但是安倍希望能夠在美國的軍事戰略架構中，作為具有相對能動性的主體來行動。安倍所提倡的「積極和平主義」就是採取這樣的方式，企圖改變「對美從屬」的政策性格。

安倍政權一開始的策略，是將日本憲法第96條的修憲提案門檻從國會議員三分之二同意，下修為二分之一，以利推動修憲。但是，以憲法學者為中心的反對聲浪指責此提案是毀憲之舉，大多數的媒體也反對。基於多數輿論的反對，安倍也不得不暫時收回此一提案。

在推動「修憲」成果不如預期的情況下，安倍接著便針對要求日本放棄戰爭的日本憲法第九條下手，變更該法條的憲法解釋。雖然至今日本政府的見解都是：憲法第九條明確禁止日本基於集體自衛權與集團安全保障而動武；但這個憲法解釋經由內閣決議後已變更。

2012年冬天的全面改選、2013年夏天的參議院選舉，自民黨與公明黨的執政聯盟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確保絕對過半的席次。在這當中，由於許多自民黨內部的自由派議員紛紛退休或是落選，對於推動以內閣決議變更憲法解釋，已無任何議員敢唱反調。而明確表示反對的在野黨，也不過只有占眾議院2%席次的共產黨與社民黨而已。最大在野黨的民主黨因黨內鷹派的壓力，只得採取曖昧的立場，第二大在野黨的維新之會則是轉向贊成。對安倍政權而言，剩下的障礙只有對修憲採取消極立場的友黨—公明黨而已了。

安倍於2007年首次執政時，已成立立場傾向承認集體自衛權行使的諮詢機關「安全保障之法律基礎的再建構懇談會」（以下稱安保法制懇）。但是在安保議題上手段相對溫和的福田內閣以及民主黨政權兩者執政期間，此一懇談會處於休眠狀態。安倍政權第二次執政時重啟懇談會，並促使其盡速作出傾向集體自衛權「全面」行使的諮詢意見。在議會抵抗勢力極其微弱的情況下，一般認為「全面」行使的內閣決議會相當順利地被推行。

雖然如此，安倍在2014年5月15日收到了安保法制懇的諮詢意見書之後，隨即否決了「全面」行使的提案，強調會採取「限定」行使的政策方針。

針對2013年12月立法的特定秘密保護法，由於國會審議過程中審查的牛步、秘密指定的權限與範圍模糊不清、可能導致行政機關的濫用風險等等問題，社會上批判聲浪高漲。在12月5日到6日期間，數萬人參加的反對運動塞爆了國會前，全國的街頭抗爭、集會蜂起。上一次這樣針對治安法制（譯註：此處脈絡的「治安」，通常指涉對社會控制與國家權力的強化。）發生大規模的反對運動，是1999年第145屆國會對通訊監察法、住民基本台帳（譯註：類似台灣戶口名簿）、週邊事態法、國旗國歌法的同時立法。

受到意料之外的反彈後，執政黨公明黨原本協助立法，也轉而對承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採取強烈的反對態度。民主黨同樣受到輿論壓力而傾向反對。已經退休的自民黨重要幹部也相繼表示反對或憂心。當中有不少人在共產黨的機關報《赤旗》上表達反對意見。通過反對集體自衛權的地方議會，到2014年11月為止已經超過224個，當中也包含了許多執政黨議員在內。

對於安倍的強硬手法，反彈聲浪持續高漲，因此自民黨內的穩健派，開始對於憲法第九條的解釋變更採取較妥協的路線。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提出「限定」承認論，公民黨也較傾向此一立場。安倍為了得到執政黨的支持，不得不轉向支持「限定」的承認。因此，安保法制懇雖然因為安倍的強力要求而提出了諮詢意見，但也因為安倍被迫妥協，只好接受諮詢意見被否定的結果。

7月1日內閣議決前一天，國會週邊舉行的遊行有40000人參加，全國各地同樣展開了抗爭行動。雖然議決仍作成文字上曖昧的內閣決議，但受到反對運動高漲的影響，政府不得不把變更憲法第九條解釋後的相關法律修定推遲到2015年度。由於安倍政權在安全保障議題耗費了太多力氣，重啟核電等不受歡迎的政策也不得不延後執行。

在此之後的2015年國會會期中，安倍政權將會一口氣推動數個受到民眾強力反彈的政策，包含了重啟核電、消費稅增稅、TPP以及集體自衛權的「限定」承認的相關配套修法等。在議會當中僅有少數勢力能傳達民主派輿論的現在，反對輿論興起大規模「運動」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註5）。

事實上，安倍政權不過是作為國家機器的議會制，向公民社會尋求共識的能力變得低落之下的產物罷了。安倍的「強」正是建立在民間整合的「弱」之上。那麼作為支配政黨的自民黨又有怎麼樣的變化呢？為了弄清楚這點，我們必須要回顧自民黨奠定其霸權政黨地位的1960年日美安保反對鬥爭（註6）。

（註1）「日教組」是日本教職員組合（譯註：即日本教師工會）的略稱。作為戰後革新勢力的核心的日教組，在歷史上便不斷受到右翼‧保守派的劇烈攻擊。「日教組」一詞也成為右翼對左翼的別稱。

（註2）這場辦在秋葉原的安倍街頭演講，是熱愛漫畫而被網路右翼所支持的麻生太郎所建議的，麻生認為應該要在日本次文化的聖地進行國會改選的最後造勢。

（註3）「日本會議」是1997年以宗教團體為基礎成立的極右派團體。主張修憲、反對外國人參政權、推動愛國教育、參拜靖國神社等等。其「國會議員懇談會」約有250名左右的保守派議員加入。

（註4）柳澤協二、「亡国の安保政策－安倍政権と積極的平和主義の罠」（亡國的安倍政策--安倍政權與積極和平主義的陷阱）、2014年、岩波書店、23頁。

（註5）關於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相關的政治過程可參照：渡邊治等「＜大国＞への執念－安倍政権と日本の危機」（對於〈大國〉的執著—安倍政權與日本的危機） 、大月書店、2014年、59-108頁。

（註6）日美安保鬥爭與保守政治的轉換可參照：渡邊治編、「高度成長と企業社会」（高度成長與企業社會）、吉川弘文館、2004年、15-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