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月社運成員訪日風波，看台日社運交流問題（下）

日本左翼的主張與運動路線

比起日本右翼，日本左翼團體間的主張歧異性恐怕更大。不過若對照前述右翼主要主張，左翼一般則持下述的見解：

1.反對天皇制與民族主義。
2.支持非戰的和平憲法。
3.反省戰爭與殖民責任。
4.強調跨國公民間的交流與聯繫。
5.堅持民主價值，推動性別、族群平等等改革。
6.反對自由貿易，支持（各種版本的）社會主義。

左翼組織上的分歧往往讓人不易掌握全貌，在此只能進行概略的介紹。戰後由於美國選擇了與日本的舊右翼勢力合作反共，反過來壓制一度被解放的左派，而一度被放逐的戰前軍國勢力，又再次回到日本的權力核心。

針對右翼所主導的美日同盟，與之對抗的就是的六零年代安保鬥爭。當時日本共產黨由於決議改走議會路線，加上史達林的惡行曝光與鎮壓匈牙利的群眾運動，使得原先受日共指揮的學生們對日共與蘇共的信用破產，決定另起爐灶，誕生了所謂「新左翼」。

新左翼的學生們與公民團體、工會、農民團體等，在60年代歷經了反安保、反越戰、反學費調漲、反成田機場建設等抗爭。但在經歷了組織間的數次分裂後，一部分的成員走向了武力路線，但是武裝行動加上不同新左翼團體間的械鬥，反而失去了一般民眾的支持，許多團體走向封閉的（半）地下組織，也讓政府取得了以取締「過激派」之名，得以長期壓制與汙名化社會運動。

進入八零年代，隨著鐵路民營化，支持著左翼政黨社會黨的國鐵工會解體，左翼在政壇也失去了足以跟右翼自民黨抗衡的組織力量。當然，傳統的反戰和平運動、工會、日本共產黨等仍存續，包括受過60年代洗禮的人們在內，也有許多人仍在各個議題中努力，只是較少採取街頭路線了。

親中左翼傳統與其影響

日本的左翼組織當中，無論是基於共產主義同盟的意識形態，或是反美反安保的運動訴求，在民主化前的台灣，作為右翼法西斯政權的國民黨執政，以及左翼組織與思想被壓制之地，是敵非友。同樣飄揚紅旗的中蘇，才是模仿或結盟的對象。

雖然台灣在民主化之後，不再是清一色的國民黨天下；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的溫床；而對內維穩對外擴張的路線，則是大有日本戰前的軍國主義之風。但是，維持親中路線的左翼團體仍是不少，因此與台灣的交流對象多是選擇同樣主張反美反帝的左統運動組織，或者是侷限於慰安婦議題、反核等特定領域。而日本社運傳統上或多或少都與左翼有或曾有過聯繫甚至從屬關係，因此也往往忽略或排除了與台灣非統派社運的交流。

就具體的經驗而言，曾有位留學生參與了當地的青年勞動NGO的行動，並提出希望能促成該NGO與台灣工運交流時，對方卻回覆他說，他個人很樂意，但由於上級組織仍堅守親中路線，因此無法與右翼親美的台灣社運有往來。

此外，台灣部分獨派與日本右翼的合流（例如參拜靖國神社、支持集體自衛權），以及對國際議題的右傾（例如在以巴議題中傾慕以色列的「鐵腕」建國。）對日本左翼而言又更坐實了「台灣非統派社運都是右翼親美法西斯」的指控。

機會之窗：311震災後抗爭與三月國會占領

縱有前述的種種歷史因素，但局勢並非一成不變，我認為日本的311震災後抗爭，與台灣的三月國會占領，打開了一面交流的機會之窗，文章一開頭提到的邀訪風波，正是從這扇窗吹進來的新風之一。

首先是日本閉塞的街頭運動，在311震災後發生了改變， 311後的反核抗爭打破了「上街頭＝過激派」的刻板印象，有遠多於以往的運動素人加入。一時之間，日本全國的抗爭如燎原之火興起，此後更有許多新血挹注到反戰、青年勞動、性別等各領域之中。隨著自民黨政權的復歸，重啟核電與走向親資本家與強化國家權力之路，有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願意站到街頭上對政府說NO。

311震災的另一個影響，就是台灣的鉅額捐款，震驚了日本人。為了配合一個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及與中國間的媒體協定，在日本的教育體系與主流媒體上，戰後的台灣向來是被完全抹滅了。311震災後這樣的情勢開始改變，因此在今年三月國會占領時，便得到了日媒前所未有的關注。

三月國會占領，有幾個觸動日本社運界之處：首先是「占領國會」的行動，令日本人聯想起了反安保年代的國會包圍與衝入的往事。此外，反服貿包括了「反統一」與「反自由貿易」的兩重內涵，讓左右翼都找到了與此一運動的價值聯結。右翼認為這是強化聯台反中戰略的一環，因而迅速地展開邀訪串聯工作。在左翼方面，除了反自由貿易的固有立場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傳統上與台灣左統結盟的日本左翼，仍將此一運動定位為「台獨右翼法西斯運動」。但有大量新血湧入的結果，造成傳統左翼親中理念的影響力被稀釋了。有許多新生的社運組織，其一方面在組織上並不靠向特定傳統的左翼派系，另外也對中國共產黨不抱期望，因此能夠較能接受本次運動的「反統一」並非「反中國人」，而是不希望受威權統治的主張。

其實就連老牌左翼團體的成員，其思想也未必一致。前面提到的青年勞動NGO成員即是一例，此外一位身兼運動者跟學者身分的中生代日本共產黨員，日前也對我談了他對台灣社運的「重新發現」：「我們一直都自命日本在民主政治與左翼思想方面，都比台灣更先進。但在1980年代開始，台灣人就在街頭上爭取自己的民主，日本卻一直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們日本左翼不能覺得自己願意對鄰國道歉就夠進步了，必須確實地一起動起來才行。」

311震災讓日本的街頭走向復甦，各個領域的社會運動湧入新血，現在有許多運動者們，也不再對與台灣的交流設下紅線。而三月國會占領以降的一連串運動，更吸引了日本運動者的目光，這正是彼此之間尋找共通點，開拓跨國交流與串連的機會之窗。

未來：從敵我邏輯到理念交流

透過以上的介紹，希望能讓台日社運界往來時，除了「反中／反美」選邊站，「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邏輯之外，能有更多的理念層次的交流，思考彼此為何而戰的理由是否相投，而當決定犧牲某些理念站在某一方時，又是否會成為更大的壓迫幫兇。

當然，以理念為交流導向，固然能從兩國的青年貧困、勞動、性別、自由貿易等各種議題領域，發掘出更多能夠對話的起點。但在雙方放下刻板印象，開始互相了解後，或許才是考驗的開始。例如在理解了日本右翼的保守立場與修正史觀後，對台獨主張者而言，若有價值扞格，該如何回應對方對台獨的聲援？而從日本左翼的反美反戰觀，又會如何回應台灣面對中國武力與經濟統一時，若不倚仗日美同盟，該如何自保的現實問題？
 
兩國之間若能平等的交流，所帶來的磨擦與火花，都將考驗彼此理念的一貫性與正確性。但比起期待從「先進國」經驗中尋找標準答案，從交流中觀照自身的主張與行動，進而發掘出更多矛盾與疑問，或許才是國際交流的真正珍貴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