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月社運成員訪日風波,看台日社運交流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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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311震災捐款是讓一般的日本人第一次意識到台灣這塊土地的存在,今年三月以降的一連串行動,則是讓日本各界意識到台灣公民力量的存在。因此而對台灣開始有興趣的日本各色團體實不在少數,他們各自主張些什麼,對於他們伸出的友誼之手,應如何應對,實在是日後交流必須面對的課題。以下將分別簡介日本左右翼之脈絡,並討論應如何與之互動。

三月社運成員訪日風波

在七月初,媒體報導了三月社運成員林飛帆、黃國昌等要前往日本訪問的消息,然而,黃國昌在臉書上回應道,他不克前往,但希望交流圓滿成功。林飛帆稍晚也在臉書上發文澄清,表示確實有數次獲邀前往日本,但因正值立院臨時會不克前往。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參訪聲援三月社運的日本團體,並拜訪60年代反安保占領國會的運動者交流經驗。

訪問的消息一出,雖然許多台灣朋友是樂觀其成,紛紛轉錄。但卻在較理解日本政經情勢的台灣留日學生間,與較關心臺灣的日本社運人士間掀起一陣風暴。原因就出在發佈消息的兩個接待單位,「早稻田大學國史研究會」是校內的極右翼社團,「日本會議」更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右翼政團。日本正值反核、反反集體自衛權等公民運動復甦之際,臺灣知名社運參與者接受右翼勢力邀請來訪,等於是煽了許多日本社運朋友一個重重的巴掌。失望之餘,甚至有日本朋友解讀為號稱左獨路線的三月社運,實際上仍是強調國族主義,忽略社會公義的右翼老路。

在我看來,受邀的成員應非故意,而是在不知邀訪團體背景下,基於回報日人友誼心態而做出善意回應。然而,本次風波其實凸顯出了兩個問題,第一是對立場與運動中民主人權主張扞格的日本右翼缺乏理解,依賴舊有的交流路徑。第二則是就如林飛帆在聲明中所提到的,對日本當今的社運發展缺乏了解,因此提得出來的具體交流對象,仍是60年代的安保鬥爭。

日本右翼的主張與運動路線

左與右只是大略的劃分,要了解邀請臺灣社運人士的這些右翼團體究竟做了些什麼,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反彈,便需從日本右翼的主張,以及近年來的活動談起。

雖然說尚有光譜上與親美/反美等立場上的不同,但日本右翼主要的主張大致有以下幾項:

1.尊崇天皇制與日本的優越性。
2.廢除非戰的和平憲法。
3.否認戰爭與殖民責任。
4.排斥外國移民。
5.堅持傳統價值,反對性別平等、族群平等等改革主張。
6.支持自由貿易、資本主義。

在右翼的運動路線方面,首先在近來安倍內閣的一連串國防與外交政策上,從制定秘密保護法,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到解禁集體自衛權,乃至於已經有人喊出來的修憲,都在強化國家權力,並且削弱日本和平憲法的約束力。雖然安倍表面上仍表示是要堅守和平立場,但在日本右翼的主張當中,日本在二戰其實沒有做錯事情,沒有理由自虐地採取非戰立場,修憲的目的,就是要盡早恢復為有能力進行戰爭的「正常國家」。

而在歷史問題方面,較為台灣人所知的應是「參拜靖國神社」的表態。但除此之外,日本右翼更著力於教育改革上的角力。近年來日本政府先是要求學校必須要對國旗敬禮與唱國歌,提倡愛國教育,進而推動了教育基本法與教科書的修訂,希望推翻既有的歷史教育,否定戰爭與殖民的責任,養成忠君愛國的青少年。

上述的著力,已經對輿論造成一定影響。雖然自民黨的經濟政策,擴大了非典型就業與青年貧窮現象。但不滿的年輕人們,比起反對政府偏袒資本家的政策,有更多人相信政府的說詞,將自己的未來寄託在日本在軍事上成為「強國」上,並將怒氣指向移民與人權團體妨礙日本的強盛。或者將對體制的反感,投射於與教育體制相反的右翼史觀,歌頌「大東亞戰爭」(相對於「太平洋戰爭」,右翼對二戰的稱呼)的偉大。

具體來說,在今年的東京都知事選舉中,出身軍系的極右派候選人田母神,囊括了24%的20─30歲年輕選票。在網路世界則開始有「網路右翼」勢力的興起,大肆攻擊反戰、反核等左翼言論。此外動輒在遊行對移民喊出:「發動大屠殺!」的日本激進派排外組織「反對在日外國人特權之會」(在特會),其遊行行列中也時常可見年輕人的身影。這些徵兆,在在都顯示出右翼的軍國與排外主義對年輕人的吸引力。

在對於主要的社會議題立場上,日本右翼擁核,支持自由貿易,歧視女性、性少數、原住民、移民,反對工會…,不僅是站在日本左翼的對立面,也應是站在所有持左翼立場的臺灣運動者的對立面。那麼,姑且先不論台灣這邊的回應,最初日本右翼對三月社運成員伸出橄欖枝的理由何在呢?
    
「親日」、歷史修正主義與反中/反共同盟

近年在日本右翼主張的強硬領土、軍事政策,以及否定殖民與戰爭責任的主張之下,與日本有領土與歷史糾葛的俄國、南韓與中國,在外交關係上都甚為低迷。然而,即便一樣有釣魚台的領土問題,台灣卻被稱為「亞洲唯一親日國」。對此,日本右翼的主張是,因為日本殖民的善治讓台灣人感恩甚深,因此台灣人才如此親日,足證殖民有功無過,歷史修正主義有理。

台灣人的日本情結,因世代、族群等不同因素而各有不同,實難用「親日」一詞全然概括,在此先不細究。我認為,台灣的日本研究與台灣史研究,因政治因素在戰後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空白,因此反而導致了一般大眾除了國民黨的政治宣傳之外,其實對於日本殖民時期並不了解。因此,無論是源自於對戰後以降國民黨的暴政與宣傳的反感,或者是近年對中國民族主義者以「皇民」、「倭奴」等詞,攻擊台文與台史界的反擊,若了解不足,確有可能不小心落入對日本殖民的肯定論。

這樣對於歷史認知的親和性,也扣連著對於國際政治情勢的判斷。右翼在國際政治上主張的反中/反共路線,歷史上反的是中國對二戰的道德非難,國際政治上則是要抑制中國的擴張,而具體作法則必須重新建立一個「正常國家」,唯有能進行戰爭的日本,才是對世界和平(昔:解放亞洲/今:抑制中國)有所貢獻的。而當前台灣獨立運動的主要反對者之一,也一樣是中國政府。因此基於對親日前殖民地人民的親近感,以及同以中國政府為敵,日本右翼的親台(獨)路線便應運而生了。而勢單力孤的台獨勢力,無論是否理解或贊同右翼的全盤主張,與財大勢大的日本右翼組「反中/反共同盟」,現實上確實是相當具誘惑力的選項。因此在今年日本以閣議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時,比起對日本重新走向軍國主義的憂慮,更有許多人期待「武力強大的日本」來壓制中國。

但是,除了考量上述右翼的拉力外,恐怕日本左翼的推力,也必須納入考量。以下將改從日本左翼發展脈絡的角度,探討部分台灣社運與日本左翼,究竟為何同樣高舉左翼旗幟,但彼此之間又如此陌生。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