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大眾史學中的昭和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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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眾所周知,一般人對於本國歷史的認識和接受,或者包括歷史觀的形塑,多半仰賴於官修正史和專業歷史學家的著作,他們掌握許多公開的與非公開的檔案與史料,在論述方法上有其不可抗的權威性,隨著時間的推移滲透,國民的歷史觀就這樣鞏固下來。如果我們不以正統史觀為滿足,而是自我建構的大眾史觀,同樣享有歷史的厚重與地位,不說它得以與正統史觀分庭抗禮,亦能發揮持續執拗低音的話語權。

作為思想碰撞的1930年代

在日本的大眾史學中,出生於1925年的色川大吉其對昭和時代的歷史概括——《ある昭和史:自分史の試み》(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一書,正是大眾史學的代表作。這部隨筆體裁的歷史評述寫得淺顯易懂,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日本戰中派知識人共同的歷史情感。眾所周知,與色川大吉同年出生的三島由紀夫以《金閣寺》和《豐饒之海》四部曲經典小說,以及自傳性質的《太陽與鐵》等作品,享譽文壇贏得諸多讀者的愛戴,即便如此,他依然不忘將隱藏在戰爭時期的苦澀青春具體而微地體現出來。在此書中,色川大吉先從故鄉的地理環境和家庭背景,以及孩童時期的娛樂活動為起點:他的家鄉位於利根川霞浦與北浦的交匯處,從江戶時代起即成為裝運稻米、豆醬、醬油等船舶集散的小港口重鎮。歷時十七年完成日本全國測量《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図》的伊能忠敬(1745-1818)曾居住在這裡,當地神社內立有伊能忠敬的銅像,色川受其精神感召幼年時期經常前往參拜。他的雙親是普通庶民,僅僅受過義務教育,父親原本是鄰村的農家子弟,在家排行第二,入贅到他母親所在的這個鄉鎮,所以,他自小不懂得封建家長制父親的威嚴。

然而,他的父親很看重孩子的教育,縱然處在全球性經濟大蕭條的時代(1930),小學二、三年級開始,就叫孩子們上家塾夜校。當時,幼兒園只上一年,他卻待了二年半,因此,他1932(昭和7)年4月進入小學時,在幼兒園的最初同學都已升入三年級。在物質條件匱乏的時代,學生們衣著單薄自不待言,若遇到嚴寒天氣來襲,更是冷得瑟瑟發抖。那個時候小學生大部分穿著碎白點花紋布的和服,衣物不夠禦寒多數人流著鼻涕,又沒衛生紙可用,只能以和服袖口來擦抹滴淌的鼻涕,這個動作重複多次,袖口就變得油膩發光了。就歷史情境的相似性而言,1970年代就讀小學的台灣貧寒農村學童,對此因清水鼻涕把袖口抹得乾硬發光的情景,或許特別有感。

看得出來,大眾小說和通俗電影對色川大吉的影響很大,他的鄉鎮上有坂本座和松竹館兩家戲院,放映著新派劇(中文百科:日本劇種之一。初名『壯士劇』或『書生劇』。明治維新後由歌舞伎改良而成。多以寫實手法表現現實生活。演出用對話體自由發揮,並採用近代舞台裝置。20世紀初趨於衰落。對中國早期話劇(新劇的產生有直接影響)和時代劇電影。他母親喜歡看新派劇,外祖父喜歡看時代劇,所以不論看哪一家戲院,他們兄弟經常被帶去同看。

鎮上的戲院是二層樓建築,木格式觀眾席鋪著坐墊,一個坐墊二角,而且附贈汽水、米果和飴糖。那時上映的是無聲電影,在戲台兩旁設有撥彈三弦琴的樂師和影片解說員,樂師彈著當時流行的《丹下左膳》、《國安忠治》、《月形半平天》、《新納鶴千代》等名曲,解說員感情充沛地介紹劇情。然而,隨著電影製作技術越加進步,有聲電影以新時代之姿崛起,無聲電影逐漸走下坡,影片解說員的生存受到了衝擊。以無聲電影解說員須田貞明(黑澤明的胞兄)為例,他曾經試圖改做其他行業,也透過罷工要求改善薪資,但這一切都受到挫敗,最終導致他精神重創自殺身亡。1932年,一群電影解說員和樂師來到東京淺草松竹電影院前,抗議有聲電影造成他們失去工作機會,並反對資方藉此解雇他們。當時,《東京朝日新聞》(1932年4月18日)對此事件做了大幅報導。

埋在炸彈三勇士中的炮聲

色川大吉在該書中提及有趣的往事,那時他經常和同村頑童去電影院看巡回表演,即便戲院內小便臭味薫人,他們依然看得津津有味。與此對照,早期台灣鄉下戲院的衛生條件欠佳,受其尿味圍攻的觀眾應該記憶猶新。嘉義朴子出身的作家辜振豐曾向我談及自身「看戲尾」的體驗。他小時候喜歡觀看電影,可苦於沒錢購票,不能入內觀看,幸好戲院老闆娘見微知著,總在影片結束十分鐘前,若無其事地撤出門口,讓愛好電影的孩子們進入,哪怕只收穫片尾的喜悅。

另一方面,色川還指出其年代收音機的傳播效應。當時,收聽收音機者,超過一百萬戶,電台每天都播放著流行歌曲。在他們家裡,他母親還買來黑膠唱片,反複播放《思慕伊人身影》名曲,陶醉在古賀政男的樂曲歌聲之中。必須指出,色川熱愛閱讀從小學三年級起,就閱讀很多「立川文庫(叢書)」《猿飛佐助》、《真田十勇士》等少年故事讀物。有趣的是,這些自主性的閱讀經驗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在不知不覺中,使其形式了一種自我啟蒙教育,使之本能地抗拒教育體制內灌輸的軍國主義思想。《炸彈三勇士》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故事開頭寫的是1932年2月24日,在上海廟行鎮戰役中,為了突破敵人的鐵絲網,三個日本軍工士兵抱著炸彈以身體炸開突破口而壯烈犧牲的情節。

這個消息首先刊登在2月24日的早報上,翌日《大阪朝日新聞》登載這樣的報導:「陸軍省認為這是超越廣瀨和橘兩位中校的英勇壯舉,(我們)正在考慮把它編入教科書內以歌頌三勇士,以此安慰三勇士之靈。」等語。從這則報導可以看出,這件事一開始方針明確,有意把這事件編撰成英雄事跡。

然而,這並非事實的全貌。實際的情況是,那三個一等兵的犧牲事故是因於上級指揮誤判造成的。因此,有這樣的傳言:「如果把炸藥的導火索定為一公尺,炸毀鐵絲網之後可以返回原地的,上級錯誤地把導線減為五十公分,因而造成了三個士兵的死亡(當時駐軍上海田中隆吉陸軍少校語)。不論怎樣,對於這個「英勇壯舉」新聞界全出動了,僅僅三日之後,四個公司爭著拍攝電影,一個星期以後,就在歌舞伎座上演,報社開始募集慰問金,徵集三勇士的歌曲,全國應徵稿件達20萬篇。當選的歌曲是和歌詩人與謝野鐵幹(1873-1935)作詞。

這三個英雄特升兩級授與金鴟獎章,為其舉行町村葬禮,攝制了一百多部影片,並為他們樹立銅像和紀念碑,進而編進了教科書。在色川看來,炸彈三勇士的故事,說教意味濃厚,沒什麼趣味性。它既沒有像《懶漢一等兵》和《冒險丹吉》等漫畫那樣趣味橫生,也沒有像《猿飛佐助》和《楠公父子》(楠木正成)那樣的富麗堂皇的場面,更沒有《鞍馬天狗》和《丹下左膳》那種撕打搏鬥的武打橋段。

誰來保衞日本的生命線

進入1933年,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景氣低迷還在持續著,日本國內的狀況也不例外。雪上加霜的是,東北地區連續的荒年,進而加速農業危機,多數貧窮家庭在飢餓中掙扎有很多貧苦女兒被賣掉。在色川大吉的記憶中,在他們班級裡,有同學窮到帶不上便當,有女學生被賣到妓院去。詭異的是,從爆發滿洲事變以來,「滿蒙乃吾國的生命線」、「大和民族的要求乃最低限度的生存權」、「保衞日本的生命線——滿蒙」、「積極開拓滿洲!」等標語喊得響亮,同時快速地把日本國民推向貧困與流離的深淵。據統計資料指出,1932年日本全國有20萬以上的兒童,因缺糧無法帶上便當上學。

色川大吉依稀記得,4月某個春寒料峭的日子,校長在這一天特別興奮,他站在講台上面向全體學生做精神訓話,彼時由於日本退出國際聯盟,校長一副哭喪著臉,以被宣告死刑的語調說道:「現在,日本已成了世界的孤兒,就是說,我們必須有以世界為敵的思想準備。各位同學,如不下快心學習,就不能以一當百地戰勝敵人。」

他事後回想起來,日本占領滿洲(中國東北),和希特勒吞併奧地利、捷克等,同是引起世界大戰的冒險行動。它之所以未受到歐美列強的武裝干涉,而容易地取得成功,是因為英美各國在這期間亦遭到世界性經濟恐慌打程而沒有餘力來進行干涉。以維護九國公約、和平條約為己任的美國,雖然發表聲明反對日本的侵略行動,至於英國甚至期待日本對蘇聯展開作戰。實際上,日本占領滿洲的動機,並不是像英國所期待的那樣關東軍將繼續北進,而是日本首先把朝鮮作為日本的利益線,其次把滿洲作為日本的生命線,這是日俄戰爭以來所繼續執行的一貫國策。此外,日本面臨蘇聯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高漲勢頭,關東軍迫不及待想要阻止這力量的推進。

進言之,日本政府及財政界指望以獨占滿洲市場和支配中國大陸的經濟,來挽救資本主義內部的重大危機。在這個時點上看得出軍部和右翼團體等勢力,企圖用進出中國大陸的辦法,消解國內的農業危機和社會上的不安。因此,當國際聯盟派遣李頓調查團到滿洲調查,證實日本政府的武力行動為違法行為時,天皇和政府以及元老界並未聽取國際聯盟的勸告,並且認為這全是上述國內形勢所決定。

然而,此時歷史的輪盤再次轉動了。驚天動地的「五.一五事件」爆發了。一批海軍少壯軍官高舉「昭和維新」的旗幟,槍殺了立場親中的政友會總裁犬養毅首相,這起武裝阪變的事件旋即把整個日本政壇震得搖晃不已。九州地方報紙《福岡日日新報》的總編輯菊竹淳(被認為是政友會系的保守派記者),連續發表文章嚴詞批判,「這是破壞立憲代議政體,將導致國家走上混亂滅亡的道路。」為此,菊竹淳遭到了軍部的強烈威脅,但他仍然秉持自由民權的批判精神繼續奮戰。這一年,東京音頭(集體舞蹈的歌曲)大為流行,遇上盂蘭盆會的時候,男女老少聚集在城市和農村的廣場上跳舞。必須說,電台廣播對團體舞蹈的流行起到很大的推進作用,歌手小唄勝太郎的《海島姑娘》就是在這時期紅遍大街小巷。

這一年的春天,有180萬名昭和元年出生兒童,進入小學一年級就讀,他們使用的是彩色的教科書,課本內印有「開了,開了,櫻花開了。前進吧,前進吧。」當時的《小學國語讀本》售價七角,《修身》四角,《圖畫帖》才二角。是年12月23日,皇太子明仁誕生,日本全國鳴放汽笛以表示慶祝。

在這裡,我們不妨將歷史視角移至日共知識分子與《治安維持法》之間的衝突。三天後,宮本顯治為重新建立共產黨組織四處奔走,他在東京九段的富士見町電車車站前,與特高課(思想警察)發生衝突而遭到逮捕。彼時,宮本顯治只有28歲,政府根據《治安維持法》予以起訴,將他關在(北海道東部)網走監獄的獨居房裡。很快的,這起事件登上了12月28日報紙的社會版上——「作家中條百合子的丈夫宮本顯被捕」。諷刺的是,在這前一個月,11月28日,《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的作者野呂榮太郎(日本共產黨最高幹部)被逮捕,第二年1934年2月19日,他死在獄中,年僅33歲,在日本共產黨的鬼錄上多添上了這個名字。

愛染明王前的愛情樹

1936(昭和11)年,對於正值小學高年級的色川大吉而言,他並不了解周圍的大人們,為什麼那麼關注阿部定事件和二.二六事件,與那些令人驚駭的政治事件相比,不如談論電影院首次放映有聲電影來的有趣。例如,五所平之助副導演的影片《夫人與太太》(1931年作品),大約經過幾年之後,才輪到這鄉鎮上演,印象中他看過這部影片。在此之前,由於全是無聲電影,他從未聽過銀幕上演員本人說話的聲音,因此他第一次從影片裡聽到演員講話,確實感到驚奇萬分。選舉結果牽動政局的走向。

蘆溝橋事變發生前夕舉行眾議院選舉,結果推行戰爭政策的政友會慘敗,無產階級政黨候選人(在東京全部當選)斬獲最多,在那樣的時局中,有多首體現小市民從家庭中解放出來的歌曲《我的家庭之歌》蔚為流行開來;〈兩個年輕人〉——喊一聲你啊,回聲也是你,山的回聲令人欣喜。/你啊,什麼事啊,天空晴朗,我們倆都還在年輕。(佐藤八郎作詞);〈不要忘記我〉——「如果月亮是一面鏡子,但願每天晚上我都能看到,我熱戀著的你那英俊的面容,你了解我這種心情嗎?(最上洋作詞)此後,當過女校教師的歌手渡邊濱子,錄製過一張《千萬別忘託我》的唱片。不過,這張唱片被視為過度渲染婦女淫蕩姿態和刺激官能的疑慮,因而被當局查禁,後來潛入地下廣為流行。到了1937年,《啊,就是因為這樣》這張唱片,一時風靡大街小巷(參見高橋磌一著《流行歌曲中的日本現代史》)。

另外,在電影方面,伊丹万作、山中貞雄、内田吐夢、溝口健二等導演批判日本社會的優秀作品,先後博得大眾的贊賞。色川大吉進入中學時期,喜歡閱讀吉川英治、久米正雄、吉屋信子等人的作品。在這期間,他還因讀過《普魯塔克英雄傳》而喜歡鶴見祐輔(注:思想家鶴見俊輔、社會學家鶴見和子的父親)的作品。

他說,祖父退休之後,樂於當置屋(管理藝妓)的職員,由於這樣的關係,他從小時候就知道藝妓置屋的內幕,也懂得「比高低」和「骯髒」的那種氛圍。妓院大部分都設在有臭水溝味的小巷一角,看上去有點髒污的酒吧和小飯館,就附隨在那水溝板兩側狹隘的路邊。有一次午後,他從學校下課回家,往置屋裡一看,一個穿著無領短上衣的工匠和從公共澡堂回來的妓女,並坐在一排嘴裡吃著什麼,那情景使人覺得他們似乎忘記時間的存在,安逸地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依照當時的物價,一碗蕎麥麵五角,一碗拉麵十角,不過,對生活在陋巷的人來說,吃上拉麵算是美餐之一。那個時候,手上有十錢的話,可買到三支烤雞肉串和一杯燒酌,一盤咖哩飯十角,電影院折價優待也是十角。一包十支裝的「蝙蝠」牌香煙七角、附帶濾嘴的「朝日」牌香煙一圓五角,祖父經常叫他去買「朝日」牌香煙。

那時候,如果有人每日能賺到兩圓,那麼他就可以過著令人稱羨豪華的生活。而小學教師的薪水又如何?當時,小學老師月薪50圓,與警察的薪資相同,從這個角度而言,大街與巷弄裡的居民們的生活水準截然有別。1939(昭和14)年,他在日記中寫道:松竹電影公司拍攝《愛染かつら》(野村浩將導演)已上映了一陣子,但他於那年九月才看到,報上說,這部電影極為賣座幾乎場場客滿。他起先在《婦女俱樂部》讀過這部愛情悲劇故事(女主角是喪夫的年輕護士又單獨扶養幼兒,她在醫院上班與院長獨生子青年醫生相戀,但因彼此身分相差懸最後未果而終),後來被優秀的男女演員(田中絹代和上原謙)的演技深深感動。

當他走出電影院的時候,還沉浸在感傷的情緒裡不可自拔,但與此同時,這讓他領悟到「愛與被愛是人生中至高幸福」的意義。奇妙的是,看完這部電影後,他突然打消當軍人的念頭,打算考入高等學校文科後,也來切身嚐試戀愛的滋味。如果說,官修正史及政治意識型態支配和指導著國民的思想,大眾娛樂及電影媒介的力量同樣不容小覤,正如愛染明王前凜然而立的桂樹那樣,它們都能為七情六慾苦惱的飲食男女們傳遞良緣了,那些擁抱愛情的人豈能不受溫柔的感染呢?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