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這個議題，近來持續發燒。而我認為，無論是產業缺人才還是人才缺舞台，在產學之間，需要推動新型態而有效的實習制度，才能真正解決人才問題。但是，完善的實習制度該怎麼推動呢？

我的方案是：讓政府與大公司共同認養新創公司的實習機會，讓學生在學期間分別在大公司與小公司實習；這將有效解決「產業、學生、家長、學校與政府」的各自需求與共同問題。

為什麼實習制度要這樣設計？「認養」真的能解決問題嗎？

產業喊缺人已經多年，而且不分產業、不分景氣。有點概念的就知道，產業缺的不是新鮮人，而是即戰力。可是，如果每一家大公司都不肯栽培新人，哪來的「有經驗的新鮮人」？

經過了近廿年的教改，台灣有近四百所高中、近兩百所大學，每年產出三十萬名大學生、十萬個博碩士，但我們過去曾經稱霸全球、讓製造業發光發熱的優質人力，現在卻突然出現斷層？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從今年初開始，我們公司appWorks 開始幫旗下育成與投資的團隊舉辦徵才媒合會，除了報名人數從第一次的一百人成長到第二次的近三百人，許多團隊也都找到了優質實習生與正職員工，有些甚至找到了新任執行長或技術長。當然，還是很多團隊持續缺人，甚至找不到合適的工讀生或實習生。

幾個香港保釣人士成功登島引發中日外交爭議後，有電視台做了一個民意調查，其中一個問題是：你會否因保釣罷買日貨？有人答不會，少數人答會，還有超過七成受訪者選「你是傻了嗎！」。
問卷設計人提出這個選項，當然有點開玩笑的意味，但大半受訪者選了個滿帶不屑的答案，這清楚反映：香港人不認同非理性的抗爭行動，也沒有被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蒙蔽。

更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社會對保釣行動、保釣人士的支持來得快，退得更快。

保釣在香港不是甚麼新事物，上世紀七十年代已是全球保釣運動的一環，吸引不少年輕人參與。但港英殖民地政府對任何中國民族主義思潮都非常戒懼，嚴陣以待，不讓運動進一步演化茁壯；一般市民慣於自掃門前雪，深恐成為出頭鳥，對運動保持距離。

兩岸政府則互爭正統，既不願因孤島出頭挑戰美日，又不願被獨立民間力量牽制，對保釣不冷不熱，任憑它自生自滅。在中、台、港政府冷待約束下，在大部份市民冷感下，保釣從來是少數人的執著，即使到八、九十年代社會運動、民主抗爭此起彼落之際，主流政黨、政客都不願沾手，也沒有甚麼新血加入，令整個運動一直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

過去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時常需要飛到中國去幫客戶查帳、盤點。年末的上海郊區已經很冷，零下兩度的樣子。在廠區穿來穿去，作業員說他也好些天沒休假了。客戶接的多是蘋果的單，在車間裡(生產單位的作業區域)，看到一塊鋁板怎麼變成一片薄薄的雕著蘋果標誌的殼。

好多年輕的臉孔。

前些日子有一則新聞，一個大學畢業的作業員描述廠裡的生活如何消磨人的意志。現場看著他們反覆的做一樣的細小的毫無意義的動作，比如說打洞，一天打幾百個洞。

讓我想起那個笑話：一個科學家到南極採訪企鵝，第一隻企鵝說他每天都吃飯睡覺打洞洞，第二隻企鵝也是，訪問到第一百隻企鵝終於得到不同的答案，他說：『我只有吃飯睡覺。』

科學家問他怎麼不打洞洞呢？

他回答：『我就是洞洞。』

笑話是悲哀的黑色幽默，而我親眼所見的生產線上，卻是真實的人生。比如說品質保護部門，眼見一排一排的年輕人反覆把某個小零件嵌進另一個小零件，這樣的動作一天可以做上百次；問他一年回家幾次呢？他說，就過年一次吧。

昂貴的科技產品其實就像一罐幾千萬朵玫瑰製造的精油，不過我們手上拿的並非花朵而是人的血肉壓榨來的。可是人的價值如何換算？

最近，中港熱門話題莫不圍繞著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數，看起來，「七改九」應該是個趨勢。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目前常委共九人，但這並不是制度性的人數。中共在鄧時代基本上為七人或五人。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江時代為七人（即十四大、十五大），自二○○二年起，胡錦濤當政，才增為九人。

常委會是中共一黨制的權力最高層，統馭全國的內外政策，被網民稱為「九皇」。雖然憲法並未授予這樣的絕對權力，但中共唯我獨霸，不容非議。這是一個冷酷的現實。

十六大當時的說法是，七改九，是因為權力分配擺不平，不如增加席位以求制衡。今天的說法則是，鑒於薄熙來、周永康可能結盟的潛在威脅，必須將政法委趕出常委，縮小編制後也不會有更多的競爭，以強化習近平的權力集中。

這種「弱勢思維」，是唯權主義的模式。弱主上台，當然有排斥異己的傾向，但是，從政治管理學的角度來看，「七改九」乃是一種必然趨勢。

共產黨既要壟斷權力，這樣大一個國家，面對如此日新月異的內政外交的挑戰，而中共新一代接班人的素質公認不濟（「知青治國」已成為大陸的敏感詞！）即使如毛周鄧一代強人管治也多有誤國（毛澤東就不必說了，1975年8月，鄧小平打橋牌失職，釀成河南潰壩死人二十萬人以上，即是典型一例）。

離開安地瓜（La Antigua Guatemala）前幾天，從辦公室回家路上遇見了房東太太。老樣子，我們的對話仍舊繞著她的勞苦人生打轉，雖說幾乎可以倒背，還是耐心應答，表示同情。一旁經過的Isreal對我按了聲喇叭作為招呼，我也揮手示意，感謝他的適時搭救。這些日子來若到首都瓜京辦事都習慣搭他的車子，彼此成了朋友。

不到一年，對安地瓜這三萬多人的小城已不陌生。其實三百個日子前，初抵瓜地馬拉首都機場，步出喧嘩的大廳時，不曾有過的不安迎面襲來，那是一種對語言全然的陌生與對環境莫名的恐懼。不知何時，已在腳邊準備幫你擦鞋的小童讓人驚回現實，不禁帶著防衛性的英語脫口而出：No need for my sports shoes, thank you！其實這僅花你5元台幣而已。此時，如救星般出現的使館人員與工作伙伴確實讓人鬆了一口氣。

吳敦義副總統在貝裡斯表示，今年上半年台灣對中國出口減少，但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早收清單項目出口成長，顯示ECFA還是有效。顯然，吳副總統根本沒有正確掌握ECFA早收計畫成效的資訊，可能也不理解為何ECFA的早收計畫效益如此遜色，遠不如預期。

ECFA貨品貿易早期收穫計畫從去（2011）年1月1日開始實施降稅。在中國給予台灣539項早收清單的農工產品當中，去年早收清單關稅降為零的產品僅76項（佔早收清單項目的14.1%），自今（2012）年1月1日起ECFA第二波關稅調降後，早收清單中有94.5%的貨品享有零關稅待遇，其餘項目的關稅於明（2013）年降為零。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去年台灣對中國出口成長8%；早收清單內貨品之出口成長9.9%。今年上半年，台灣對中國出口減少5.0%；早收清單內貨品之出口減少4.0%。也就是說，兩岸總體貿易與早收清單貨品出口的成長率差異不大。台灣對中國出口的早收清單實施項目比例從去年的14.1%大幅提高到今年的94.5%，但是今年上半年台灣對中國的早收清單出口卻陷入明顯衰退。這些數據顯示早收計畫的效益有限。

1996年至2008年之間，台灣對於南海的經營曾經有過重大的戰略作為；但是2008年5月20日以後主政的馬英九總統，囿於其國家安全政策基本邏輯的限制，導致整個政府陷入「不作為」的泥沼而無法有力處理涉外主權相關的問題，令人擔憂。

1999年，李登輝總統為了南海局勢一旦有變時，台灣能有更具彈性的戰略迴旋空間，佈署具有司法警察身份的海巡隊員以取代軍事作戰人員的海軍陸戰隊員來駐防太平島與東沙島。2008年1月，陳水扁總統則利用了國際間大國的地緣政治平衡，指導空軍完成執行C-130運輸機南沙太平島航道的試航，為台灣在南海經營佈局更實質的建設。

現在，南海政策的「不作為」，其結果只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強化對南海主權的主張、以及南海周邊國家不斷的挑戰台灣在南海的利益，使得中華民國徒擁有太平島與東沙島，卻置身事外而未見有力的戰略作為。

想引動大家關心教育，我前面一篇短文把最近熱鬧的「人才」議題拉進來一起談。寫後心裡一直不舒坦，似乎太想引人關切，反而失了分寸。難道教育是為了人才嗎？教育非要強調它的功利面嗎？想想台灣教育非從目的談不然不容易有共鳴嗎？我沒有好答案，只是心感慚愧。試試再丟些想法，希望能修正我前文的偏差。

報載花東地區有200名老師將被停聘，這並不只是三年前多元就業方案到期行政表象而已。這些支援原住民教育的聘任老師失業，初看是政府財政困難，不免的後果。然而背後更大的代價，是原住民地區基層教育必定雪上加霜。

不面對城鄉結構性落差，不重視教育的文化視野，長期師資不足，所造成的傷害是幾輩子的，損失是追不回來的！這些才是教育最該被關切的前提吧！教育不該為人才培養而設計， 因為它有更廣大的使命：「讓每個小孩都健康成人！」

偏鄉基層學校師資一向不足，近年來少子化讓學校倍感裁併威脅。減少無關升學的副科老師，成為教育界普見的自保作法。美勞、音樂和體育缺老師，對一般小孩無所謂。對原住民下一代，可就嚴重了，會切斷經由美的想像去啟發部落文化的引信！漢人少學美的遺憾是不解風華，原住民朋友不透過美的普世語言打開傳統教化，可能因而不認自我。台灣被譽為南島語系的起源地，可別讓原住民文化的源泉要在我們眼前漸次枯竭了！

2008年馬政府一上任就推活路外交，並宣稱所謂的活路外交可以帶來兩岸和平；然而若仔細觀察這四年來中共的兩岸政策，即可發現中共並未放棄併吞台灣的野心企圖，只是手法更加細膩，使人不易察覺其真正企圖罷了。

所謂的活路外交，應是指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國際上至少互不排擠，然而實際上中共迄今並未放棄繼續打壓台灣的作法，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倫敦奧運期間，中共施壓英國政府，使其撤下位於倫敦攝政街的中華民國國旗，中共此一對台灣極不友善的外交動作，其實就代表了它的最終政治意圖，即併吞台灣；由此可見活路外交政策，充其量只是自欺欺人的囈語夢話而已。

西元1938年，英國首相張伯倫與納粹德國首腦希特勒，簽署了惡名昭彰的 「慕尼黑協定」。 回英時，張伯倫揮動著那張協議、得意洋洋的昭告世人說：「我帶回一代人的和平」，張伯倫此舉則被邱吉爾痛斥為選擇了恥辱；而事實上英國選擇恥辱簽署慕尼黑協定非但沒有為歐洲帶來和平，反而助長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終於導致了無法挽回的二戰歷史悲劇。

現在馬政府的活路外交政策，也和當年的慕尼黑協定有著選擇恥辱委屈求全的異曲同工之妙，非但不可能帶來兩岸的和平，只會埋下兩岸在未來爆發戰爭衝突的種子。

如果活路外交不可行，那台灣應當採取何種的兩岸政策才能確保兩岸的和平呢？

屢創新低的台灣司法信任度，幾乎形同破產。不僅政治性案件，常啟人司法有藍綠差別心的疑竇，縱連一般的司法案件，恐龍法官或檢察官，往往更令人不敢恭維，懷疑司法人員的社會常識與智商。

不論如何，台灣崩壞的司法，實是到了若不再造，已不足以扮演停紛止爭的仲裁角色，並從仲裁過程中建構一套足以讓社會信服的正義標準，而讓社會秩序得以維持。邇近，沸沸揚揚的林益世貪污索賄案中，林本人藉勢藉端的勒索言語，讓人大開眼界；然而，道德敗壞的貪棍林益世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某種政經發展制度所建構的貪腐溫床，抑或是防貪止腐的獨立司法的制度性崩壞，才是貪腐問題中最該令人心驚的。

在林益世那本被查扣的「筆記本」中，傳出裡頭記述著多名檢察長的人事請託案，其實才是隱身在林益世貪污案細節中，那個動搖司法獨立公正性的魔鬼。

貪腐是制度性問題，不是個別道德問題

事實上，「貪腐」這個詞是中國用法，更是中國社會共同的憤慨來源。例如，2010年10月，來自廣東珠海的中國觀光客，不幸發生蘇花公路的落海悲劇，令人鼻酸；但台灣社會有所不知的是，中國網民對此悲劇卻是一片的叫好之聲，只因為這群觀光客是珠海監管土地開發的地政局公務員，因而被中國網民視為老天懲罰貪腐公務員的罪有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