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層的人事變化，外界相當關注。但是，從學術的角度而言，研究中國的精英政治，尤其是中共高層的人事變動，基本上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原因之一，在於研究對象的發展變化並不遵循公開且穩定的規則。第二個原因是，所有相關信息在官方公佈之前都是高度封鎖的「國家機密」。

為什麼是這樣？通過觀察中國的整體政治結構並追溯政治權力的來源，我們可以找到答案。

在中國的一黨體制中，中共擁有絕對的政治權力，而其它的政治機構，無論是「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會、還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都不過是替中共在執行它的政治權力，或者根本就是中共用來點綴其專制統治的花瓶。

因此我們把觀察的焦點轉向中共自身的組織結構。

根據中共黨章，「集中制」是建構中共組織框架的根本原則。「集中制」是什麼意思呢？在中共組織的水平架構上，比如某一個地區的黨組織，「集中制」意味著政治權力由普通黨員向黨員代表會議、黨委會、乃至黨委書記集中。而在黨組織的垂直架構上，「集中制」則意味著政治權力由基層向黨中央集中。

於是，在現實中，地方的黨委書記是當地政治權力的核心，而他們則是由上一級黨委和黨委書記任命，逐級類推。但問題是，到了中央層級，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該由誰來任命呢？

話語權是現代政治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政黨政客必爭之地。不管專制政權或民主政府都不可能單倚靠赤裸裸的暴力管治，都必須得到人民一定的認可與接納，不然將寸步難行。

另一方面，話語權也是爭逐政權不可或缺的工具。有了話語權可以設定政治議程，可以為自己塗脂抹粉，可以抹黑政敵，可以轉移視線，還可以合縱連橫搞分化。

在政治變動的關鍵時刻，話語權更是兵家必爭之地，政變領袖固然第一時間搶佔電視台，向全國發表講話，成功熬過政變的領袖同樣急不及待在電視露面說話。四面楚歌的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在國防部長被炸死後，隨即上電視就是要平息失勢的謠言。

要有話語權，報紙、電視、電台等大眾傳媒固然要盡力握在手中，互聯網、手機、apps 同樣不可或缺。香港的過去三十年的政治變遷除了見證主權治權易手，政治體制從殖民地式開明專制逐步開放，各級議會引入民選成份外，更看盡傳媒生態大變，更看盡不同勢力此消彼長，更看盡北京如何逐步以政治經濟力量加強對香港傳媒的控制。

首先是親台傳媒式微及逐步撤出，然後是主流傳媒特別是電視台在統戰拉攏下向北京靠近，越來越多出現自我審查、自我約束的情況。再來就是獨立媒體不斷萎縮，一度影響力甚大的政治刊物如「百姓半月刊」、「九十年代」先後結束。

三週前，沒有人相信倫敦奧運會是近二、三十年來，最成功、最快樂的奧運會。左派埋怨奧運精神已被商業資本主義玷污，右派則認為交通系統會超出負荷，觀光客會減少、零售業會不振，經濟前景更雪上加霜。

左派還說，這只不過是另一個粗鄙的民族主義秀場；右派則懷疑，公共經費又被浪費在一個沒有效益的龐大計畫之中。

然而三個星期後，即使最不愛運動、最挑剔的評論人，也都不得不同意，倫敦奧運是一次成功的盛事。體育場地不但準時完成，而且還有助創造世界紀錄；大不列顛運動團隊裡菁英輩出。

除了比賽中創造佳績外，謙虛有禮的年輕人更令人印象深刻；七萬名奧會義工，來自全英國各地，在會場門口、在地鐵車站幫助陌生人，友善熱情又具幽默感。這樣的氣氛感染下，倫敦也不倫敦了：公車上陌生人彼此交談，而當地鐵司機宣布獎牌佳績時，全車乘客都鼓掌。

讚美倫奧的人來自四面八方：國際奧會主席賈克‧羅格（Jacques Rogge）說：「英國為賽事注入了新生命。」美國大使路易‧蘇斯曼（Louis Susman）說：「倫敦提升了奧運會的標準。」巴西人則希望四年後的裡約，也能跟倫敦一樣有聲有色。

倫敦成功的密訣是什麼？不屈不撓的決心、縝密的策劃以及巧妙的設計，應該是主要原因。

2012年倫敦奧運點燃聖火的前夕，英國倫敦攝政街上出現了一面中華民國國旗隨風飄揚天空的景象。沒想到僅僅過了三天，國旗就被撤下了，事件發燒引發國內外極大的關注，國旗消失數日後，最後卻是換上中華奧會的會旗。

當中華民國國旗與瑞士、敘利亞、塔吉克、坦尚尼亞及泰國國旗並列，馬上吸引不少台灣僑胞、留學生及旅客前往造訪，紛紛拍照PO上網廣為流傳。後來國旗莫名消失的消息傳開，隨即出現一波又一波抗議活動，台灣人民馬上用自己的力量捍衛國旗。這些一幕又一幕感動的畫面，淋漓盡致散發出台灣特有的文化與熱情，展現台灣不屈的精神。

這當中，有接力在倫敦街頭單獨或集體秀出各式大大小小國旗的照片，以不同方式將國旗穿戴在身上，或全臉彩繪；有全世界跑透透，台北大學學生吳建衡所扮演的電音三太子跳出正義之聲；有旅英國人在皮打底裡廣場快閃護國旗；有僑胞和留學生各出奇招，前僕後繼攜帶小面國旗進入比賽會場揮舞，或發揮創意把國旗元素應用在衣服、貼紙上，突破國際上對國旗的打壓和封鎖，為選手打氣，也順勢推銷台灣。

英國廣播公司BBC奧運專網上，更選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來介紹台灣代表隊，連女主播都脫稿解說：「他們來自福爾摩莎，是美麗小島的意思，也是一個兩千三百萬人的國家，他們較喜歡稱他們的島嶼叫台灣。」聽到這番話，格外令人熱血沸騰。

最近很多學者專家對於台灣人才被中國重金挖角憂心忡忡，當然，最根本的問題就在台灣近十年來薪資非但沒有成長，還倒退到十幾年前的水準；再加上最近物價上漲，生活更加困苦，每個人都為了爭取更好的物質生活，無不戮力以赴，在這當下，有機會領更高的薪水，誰會不動心？即使離鄉背井，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台灣企業的薪資會倒退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很多製造業外移，造成台灣工作機會大量流失，人力供過於求，薪資很自然就往下降。要解決這個問題絕對不是一兩年就可以達成目標，但是，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方案去執行，那問題就一直存在，甚至於越來越嚴重。

在此，個人有一些看法，不揣淺陋分述如下：

1986年左右，李登輝總統主政時期，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那時候也是勞工運動萌芽抬頭的年代，勞工積極爭取工資的成長，因為勞動力供不應求，很多企業為了搶勞工，都祭出獎勵措施。

筆者當時也在製造業服務，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們公司的員工，只要替公司介紹一名員工，工作滿三個月，介紹人就可以領取六千元的獎金。

針對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很多企業開始採取外移的策略，為阻止企業外移，李總統曾經呼籲企業界要「戒急用忍」，並鼓勵企業研發創新，積極轉型，李總統的政策很正確，但是很可惜的是，當時有一個政策是跟積極研發企業轉型背道而馳的，那就是大量引近外勞。

日前，勞委會基本工資審查委員會開會，決定明年基本工資月薪將微調1.42%，時薪不變。這個結果各方都不滿意，但都勉強接受。紛爭似乎結束，其實相同的戲碼明年還會重演，而且年年定時出現，除非讓基本工資正名，還其真面目。那麼，基本工資的真面目是什麼？

在台灣，基本工資和最低工資等同視之，其概念起自1929年，迄今八十多年期間，雖有不同的法令及規定，但其根本意涵卻非常明確。簡單的說就是「勞工的基本或最低生活水準」，而以「基本或最低工資」法令來保障之。

雖然存在誰來訂定這個基本或最低生活水準的大問題，但即便該水準可以訂定並且獲致全民共識，接著就得面對「誰來補足」低於此水準的差額？

就「工資」是業者支付的現實而言，應該就是業者支付。可是，業者只願支付「市場工資」，也就是等於工人「貢獻度」或勞動生產力的工資水準，否則業者獲利會減少，甚至虧本、關廠都有可能，所以業者當然不願也沒能力支付，或者就遣退這些勞工。

「消滅萬惡共匪、復興中華」這一句曾在二十世紀的台灣被喊得震天嘎響的口號，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回味起來，特別引人深思。檢視當前國際情勢，「共匪」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更加蓬勃發展；而中華倒是在「共匪」的領導之下，復興了一大半。

令人莞爾的是，當時在台灣如傳教士般努力宣揚這句口號的一群人，今天卻又如朝聖者般前僕後繼透過對「共匪」的覲見來填補心中空虛的缺憾。「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然在所謂「主義」與「制度」間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歷史替中國人民作出了抉擇，但是歷史卻開了台灣人一個大玩笑！

當1997年5月19日美國總統柯林頓決定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永久最惠國（permanent Most Favored Nation）的待遇時，便決定了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初始成為世界工廠的機運。當美國小布希總統決定用兵中東與中亞時，更決定了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成為世界上持有美國外債最多國家的地位。

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人民成了「美國帝國主義」最重要的金主。從財富積累與集中的速度來看，「中華」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莊嚴的在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大步邁進。

但是真正「復興中華」了嗎？四百年來中國的領土在大清帝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度中只有越來越小！所以當前北京的領導精英們可是從來沒有迷失在炫目的數字中。

（點此閱讀『五評傅高義的「鄧小平改變中國」（上）』）

第三，傅著忽略鄧小平導致中國歷史倒退的一個關鍵環節：十二屆六中全會圍繞「精神文明決議」的普世價值與反自由化之爭。

傅著長於描述細節，較有趣的大小事件幾無遺漏。但不知有意或無意，獨獨遺漏了一九八六年從北戴河打到北京、在十二屆六中全會大辯論、直接影響中國命運的「精神文明決議」之戰。

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決議，肯定了自由平等普世價值，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文件強調「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一開始鄧小平支持胡耀邦，在北戴河說，「文件不錯，可以印發大家討論了。」文件草案發出之後，立即遭到胡喬木、鄧力群們的攻擊，他們另搞出一個修正稿，得到陳雲、李先念支持。但鄧小平說，「鄧力群要把我們往左的方向拉」，仍表示支持胡耀邦起草的決議。

2011年初，總統大選前，我們出版了《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一書，這本書雖然說是要搭上選戰風潮，要求兩黨政治人物對書中認為即將到來的社會危機做出回應，但是所引發的民間迴響，卻遠在我們的意料之外。

當時，筆者與一群關心台灣勞動權益的學者與社運工作者，在台灣勞工陣線的協助下，組了一個寫作團隊，一起寫了這本書。竟然在短短一個月內二刷，更成為2012年上半年博客來書店人文與社會科學類的暢銷書第二名 (銷售量僅次於《正義》一書)，還獲得金鼎獎的榮譽。可見大家對於崩世代的來臨，有相當的焦慮。

顧名思義，本書要處理的就是台灣過去二十年積累下來、未來二十年所要面對的三大共業——對財團減稅造成的國家債務、勞動條件惡化造成的青年貧困、以及青年貧困所導致的少子女化。這三大危機都可以從過去二十年造成全球經濟大蕭條的源頭——新自由主義掠奪式的全球化找到原因。

在台灣，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衝擊，又以兩岸經貿開放為最重要的因素。崩世代作者們提供了許多圖表與統計數據，顯示兩岸經貿往來與台灣資本西進，透過勞力密集產業的關廠歇業提高了失業率、以及服務業的彈性雇用壓低了實質薪資，使得台灣社會落入工作貧窮的青年人口不斷增加。

觀察我國公民鍾鼎邦先生，被中國任意逮捕監禁54天後遣返的事件，再次凸顯我國和中國之間，在人權保障和政治民主的面相，存在深刻的差異。

8月11日，中央社引用新華社報導稱：

「鍾鼎邦對自己違法犯罪事實供認不諱，認罪悔罪態度較好，主動交代過往其他犯罪事實，檢舉其他涉案嫌疑人的違法犯罪活動，有立功表現。」

凡是親身經歷，或對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略有所聞的台灣國民，讀到新華社這段報導，都難免對其中流露的紅色恐怖氣息，感到毛骨悚然。十多年來，由於白色恐怖時期的相關文獻、田野調查、口述採訪，和傳記、回憶錄大量披露和出版，國人對於國防部保密局、警備總部保安處、和調查局等特務機構，慘無人道的刑求逼供，無所不用其極的羅織構陷，並不陌生。那麼，有誰會相信中國江西省的國家安全部的特務，會對鍾先生和言悅色進行道德勸說呢。

凡是獨裁統治，都把公民的集會，特別是結社行為，視為對政權核心利益的嚴峻威脅，必除之而後快。這是法輪功被戴上「 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長期遭受殘酷迫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