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評傅高義的「鄧小平改變中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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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傅著忽略鄧小平導致中國歷史倒退的一個關鍵環節：十二屆六中全會圍繞「精神文明決議」的普世價值與反自由化之爭。

傅著長於描述細節，較有趣的大小事件幾無遺漏。但不知有意或無意，獨獨遺漏了一九八六年從北戴河打到北京、在十二屆六中全會大辯論、直接影響中國命運的「精神文明決議」之戰。

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決議，肯定了自由平等普世價值，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文件強調「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一開始鄧小平支持胡耀邦，在北戴河說，「文件不錯，可以印發大家討論了。」文件草案發出之後，立即遭到胡喬木、鄧力群們的攻擊，他們另搞出一個修正稿，得到陳雲、李先念支持。但鄧小平說，「鄧力群要把我們往左的方向拉」，仍表示支持胡耀邦起草的決議。

然而到了北京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一百八十度大轉向，講了一大篇「反自由化宣言」，取代「決議」成了全會「主題」，後來又用作廢黜胡耀邦的武器！

胡耀邦起草「精神文明決議」，把改革開放與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相聯結，為中國未來發展指出了一絛匯入時代精神的光明之路。而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堵塞了這條光明之路，把中國的發展，走向專制恐怖、不公不義、動盪不寧的境地，終於導至「六四屠殺」悲劇。

第四，「六四」屠殺的是非。

我想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容易判斷、最容易回答的問題。你去問毛澤東，他也會說，「鎮壓學生運動沒有好下場！」
傅著在「天安門悲劇」一章的最後，專門寫了一節「假如」，前後共用了十八個「假如」以尋找答案。終於以「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作結。

細讀全書，可以看出傅高義寫這一節極費心思，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答案。然而他的答案說出來太沉重，所以只好說，「我們不知道答案」。請讀他的這些話：

……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天安門事件後二十年裡，中國人民享受著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成長，甚至是奇蹟般的成長。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一九八九年時舒適得多。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過上個世紀。

……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裡獲得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之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

雖然行文曲折，像中國文人；意思還是明白的，像美國學者。「答案」就是肯定「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事件」，已給中國人民帶來「舒適生活」和「民族自豪感」，而且將是「未來歲月通向自由之路」的「重要因素」。然而畢竟今天中國人民沒有自由，所以「答案」尚待實踐檢驗。

問題的癥結在於，「六四」屠殺以後中國人民努力獲得的成就，有何理由歸之於鄧小平及其屠殺，這裡有何因果、邏輯關係？難道沒有鄧小平的屠殺，中國人民的生活和自由會比今天更糟嗎？

第五，「九二南巡」，確立開放式民族主義專政。

傅著極為重視鄧小平「九二南巡」，設有專章「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一九九二」詳加論述，作出如下評價：

……他以八十七歲高齡毅然踏上南巡之路，以確保中國在加快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繼續前行。他引導中國完成了艱難過渡，從落後、封閉、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走向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現代化經濟強國。

……假如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在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生活做出貢獻方面，二十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能夠與他相比？二十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對世界史產生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響？

傅著把鄧小平冊封為二十世紀世界史上無人能夠相比的偉大領袖，令人難以置信。

且不說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偉人的無比貢獻，如霍金所言，「世界這一百年的變化，超越過去任何一個世紀，是基礎科學的發展帶動了科技的突飛猛進。要為這些進展找個代言人，非愛因斯坦莫屬。」

即以二十世紀政治家而言，當納粹法西斯橫行歐洲、日本軍國主義血染亞太之際，邱吉爾與羅斯福力挽狂瀾，高舉「大西洋憲章」和「四大自由」旗幟，聯合全球尋找自由的人民打敗希特勒，使人類免遭種族滅絕之災！其貢獻難道不能與鄧小平相比？

再以鄧小平的同時代人，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擔任大國領導人的裡根相比。裡根站在柏林牆前說：「推倒這座牆吧！」且不說裡根和美國在歐洲自由化中的歷史作用，裡根說出了一切「尋找自由」的人們的心聲！而柏林牆終於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倒下！

而鄧小平呢？把坦克開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尋找自由」的中國少女少男們，為了消滅她（他）們稚嫩的心中那點微弱的希望之火，以鞏固他的黨和他個人的「民族主義專政」！

再以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中國戰友們相比，在二十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中國改革開放群體中，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勳、項南、任仲夷、周揚、王若水、朱厚澤等的主張和貢獻，都比鄧小平更合乎時代精神與人民需要，均被鄧、陳兩個婆婆打擊排斥、飲恨而終。

即以傅著強調的人民生活而言，胡耀邦的見識與貢獻，均遠遠超過鄧小平。

胡耀邦在民間看見一塊匾：「強國富民」。胡耀邦說，「要倒過來唸，民富國強，有民才有國，要藏富於民；人民生活幸福，有文化，有智慧，有自由，有創造力，國家才能強。」

比較一下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國權比人權重要，我們從來不聽人權、自由那一套！」是誰偉大？是誰渺小？

現在我也來一個「假如」：……假和鄧小平能夠平等地與上面列舉的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等十個政治家、改革家、哲學家朋友合作治國，而不是聽信身邊那幫佞臣，把自己的戰友一個個整肅掉，中國會更壞，還是更好？

為什麼一個中國的好朋友，熱愛中國的美國學者，會發生如此的判斷錯誤？

傅著本身作出了解答，傅高義寫書時，自覺或不自覺地滑進了鄧小平的立場，以鄧小平的民族主義價值觀，取代了自己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感情超越了理性，失去了批判精神，因而陷入自以為客觀公正、卻主觀片面的迷津。

傅著寫到鄧小平的個人性格時說，「鄧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的人，在家人之外，待人就像對待有用的工具。他要報效的是整個國家，在緊要關頭，鄧小平會做他認為最有利國家的事。」

又說：「鄧小平及其使命：他將完成近二百年來其他人試圖實現的使命：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

「自由魂」，還是「民族魂」？這就是鄧小平與胡耀邦，與一切「尋找自由」的人們在價值觀上的根本分歧。

在胡耀邦和一切認同自由價值的人看來，人是目的，人是第一位的，人是國家的主人，有人才有國，國家只是用來維護人的自由、幸福、安全的工具。

鄧小平則相反。國家是目的，人只是「有用的工具」。不好用時，可以丟棄，可以計劃生育計劃掉，可以派軍隊坦克消滅掉；都是「他認為對國家最有利的事」，「是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

沒有「自由的人」，只有「有用的工具」的國家，是什麼？不就是只剩下一個人的意志、「朕即國家」的「鄧小平帝國」嗎？「鄧小平帝國」，即「開放的民族主義專政」國家。自由的主要敵人，一九四五年之前，是法西斯主義；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九年，是共產主義。一九八九年之後，是民族主義。

中國人民要真正立足於人類的自由時代，必須跨越鄧小平的「民族魂」，找回「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條件」的「自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