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評傅高義的「鄧小平改變中國」（上）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有兩句名言。一句是早年講的，「歷史是無數傳記的精華」，「無數傳記」包括少數大人物和多數小人物。在那個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卡萊爾被譽為「平民的先知」。另一句是晚年講的，「世界史是大人物的傳記」。

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把一個時代的中國歷史，與鄧小平這個大人物等量齊觀，屬於卡萊爾晚年史觀的作品。

假如傅高義寫的是他個人眼中的「鄧小平傳」，我無需置評。然而他把「改變中國」這個無數人創造的歷史，歸之於一個「二十世紀世界史上無人能比」的「大人物」鄧小平，而且以貶低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等未必比鄧「渺小」的人物，來襯托鄧的「高大」，較之於中國官方史學，有過之無不及。

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年我在哈佛，傅高義和他的夫人艾秀慈，是若瑛和我的房東。他們住在一層，我們住在他家的三層，常一起聊天。每天早晨，傅高義還和我們同練太極拳，由住在一條街上的王若水做教練。後來若瑛和我回普林斯頓，王若水和馮媛就搬過來成為他們的新房客了。

傅高義曾送給我他的名著《日本第一》和《廣東先走一步》，我回贈他我的《鄧小平帝國》。他當時對我說，將來他也要寫鄧小平。

我聽了很高興，覺得他總是「先走一步」。因為哈佛的麥克法誇爾、史萊姆等都還在研究毛澤東。而我認為毛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當代史的重點，應研究鄧小平。傅高義有此見識，表明他的現實感強，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這回他的新作出版，買來一閱，難掩失望，洋洋五十餘萬言，材料相當豐富；但整體而言，對鄧個人及其「改變中國」的歷史評斷，沒有跳出中國官方「鄧小平年譜」的窠臼。

傅高義是社會學家，非史家。他重視調查訪談，讀他的書，細節生動，引人入勝；但掩卷沉思，缺乏對人物和歷史的準確評價與剖析深度。更由於他生性樂觀，偏愛日本與中國文化，筆下難掩讚譽過度與批判精神的貧乏。

譬如「日本第一」，他沒有看到日本超速發展付出的沉重代價。對此湯因比早就指出：……日本在物質上獲得成功，是以損失其生命力和創造力為代價的。一個國家即使像日本那樣成功地效法西方，它是除了在無從釋放新的創造能量的基礎上，僅僅擴大被模仿國機器生產的貨物數量，其他便一無所獲。

如果說，傅高義在日本發展戰略上，未能洞察其經濟哲學的失誤；那麼他在鄧小平的中國發展戰略上，未能洞察其背離時代精神、經濟哲學與政治哲學的雙重失誤。

在經濟哲學上，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和盲目追求GDP增長，代價豈止於生命力和創造力的無從釋放，其造成的生態破壞、資源浪費、貧富懸殊、治安敗壞、生存環境惡化、官員貪瀆腐敗等等，對人民和國家帶來的損害，恐難以挽回。

在政治哲學上，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質是開放式民族主義專政（Nationalist Dictatorship），違背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時代精神與普世價值。

鄧小平的「一部分人富起來」和「反自由化」大戰略，只是少數權貴階層、跨國公司和大商人掠奪國家，壓榨勞工，扼殺大多人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惡政。中國多數老百姓仍然既貧窮又不自由。

本文限於篇幅，只能從傅著中選擇《鄧小平改變中國》歷程中若干重要環節作一簡評，願與傅教授商榷。

第一，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的問題。

傅著的說法既非事實，也不合法。如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沒有成為「頭號領導人」，鄧小平也沒有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

事實上沒有一個人，包括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有改變「頭號領導人」的想法。這種說法是後來的篡改。鄧小平在講話中，也明確提到：「讓我們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為改變我國的落後面貌，把我國建成規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只是在編「鄧文選」時，被篡改歷史專家胡喬木、鄧力群篡滅了這段話而已。

後來，鄧小平先在一九八○年二月十一屆五中全會，設立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總書記，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政治局常委，分散了集中於華國鋒一身的黨、政、軍權力。

接著，鄧小平又以軍委主席身份凌駕全黨，前後廢黜兩屆「頭號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揚，最後公開自封「第二代核心」，都是非法的，是「槍指揮黨」、「槍指揮國」。

鄧小平依靠的除了軍隊，是一群「大內佞臣」如薄一波、王震、胡喬木、鄧力群之流，以他們製作的「小報告」排賢忌能！

第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兩條路線之爭。

所謂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作「主題報告」、「制定改革開放路線」、「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等等，都是胡喬木、鄧力群們事後設計，不符合歷史真實。三中全會的主要貢獻，是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解放了思想，掃除了改革開放與平反毛澤東時代大量冤假錯案的意識形態障礙。

至於所謂「鄧小平主題報告」，是他出國訪問回來，中途參加會議感到形勢變化，他和胡喬木寫好的那個講話稿拿不出去了，才找胡耀邦臨時組班起草的急就章。「主題」就是會上早已展開討論的「解放思想」和「民主」，那段肯定真理標準討論的話，是照錄周揚的原話。

僅僅三個月後，鄧小平就背棄自己在三中全會講的「解放思想」和「民主」，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那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用鄧小平的「凡是」取代毛澤東的「凡是」。這才是「鄧小平帝國」延續至今的治國綱領。

傅著斷言「只有鄧小平才能改變中國」是錯誤的。「假如」鄧小平不廢掉華國鋒、不氣走葉劍英，政治局常委正常行使職權制衡兩個婆婆（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趙紫陽的工作要好做得多，絕無可能被兩個婆婆非法廢掉，「六四」屠殺更不可能發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