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台灣戰後政經發展有一定理解，當知尋求專家成立NCC，並企圖建構一套台灣媒體產業與市場的好治理，根本是緣木求魚。畢竟，NCC作為獨立機關只是名義上，惡質的政黨政治從一開始便按政黨比例提名企圖染指，雖然後來NCC委員改由閣揆提名並經國會審查，但政黨政治染指的手便從來沒有離開過，畢竟NCC委員的產生方式便已經注定其獨立性之不可得。

儘管，台灣傳播學者也曾提出媒體公共化作為台灣媒體改造運動，但此運動根本不具備現實性。首先，已經過度商業化的媒體環境，優質的公共媒體根本難以競爭；再加上，好不容易台灣才從國民黨黨國媒體出走，公共媒體如何能不再次淪為執政黨的禁臠，總讓人不容樂觀呢？！端看公視這些年的紛爭，便可知這些疑慮並非無的放矢。

若回歸到「治理」原則的三大指標：透明、社會公信、責任為依歸，再考量到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長期在威權牧養關係下空洞與失能，那麼當年台灣媒體再造的治理模式，則不該尋求NCC專家治理，而應該採取另一套「利害關係人培力式」(empowered stakeholder)的社會統合治理模式。

由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所發起的「你好大、我不怕，901反媒體壟斷」大遊行，在台灣爭取言論自由、新聞媒體專業自主的歷史上，將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過往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所有的權利都必須奮鬥爭取，具有公共知識份子自覺的新聞記者，面對政治力控制前腳才剛走，廣告業務取向、媒體集中化、置入性行銷的經濟力控制後腳又到，甚至政治與經濟不時聯手夾擊，讓新聞工作基本操守與核心價值面臨全面威脅與打擊的狀況，除了挺身而出捍衛專業，恐怕已別無選擇。

新聞自由在台灣只有很短暫的歷史。日治時期近代報業開始在台灣出現，以林獻堂、蔣渭水、林呈祿、羅萬車等台籍知識菁英為核心，旨在殖民統治下啟迪台灣民智，被譽為「台灣人唯一喉舌」的《台灣新民報》一系，始終必須與殖民統治者對輿論的控制周旋，終至被併入日本人控制的官報。

戰後台灣的報業一度百花齊放，但較有影響力的《民報》、《人民導報》等，卻如曇花一現，隨即在1947年的二二八風暴中滅頂，雖然新聞記者「以社會木鐸自居」(吳濁流語)的自我期許仍然存在，《自由中國》、《公論報》也試圖繼續在台灣社會中扮演諤諤之士，但在黨國威權輿論控制下，於1960前後開始的一波整肅中遭致囹圄之災、風雲流散。

1990年代的台灣政經與社會轉型，便以一種皆大歡喜的「轉型公平」(transitional fairness)，而非「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為主要路徑表現。畢竟，前者只要把國民黨以政府為名進行所各種的干預給阻止，並重新委由「市場競爭」此一公平的遊戲規則即可，但後者卻牽涉到真相、真相重建後的清理，以及據此清理重整過程中建立一套新的正義觀與標準。

有「轉型公平」，沒有「轉型正義」？！

舉個例子，台灣媒體產業在1990年代進行鬆綁自由化，鬆綁後新成立的電子新聞媒體，宛如眾聲喧嘩，雖然聒噪無比，但至少被認為是多元奔放的自由展現，至於過去威權媒體的遺毒或問題，頂多在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後，似乎一切都將在新聞與言論市場的自由競爭之下，逐漸回復新聞該有的本色。

事實上，台灣1990年代以降的「轉型公平」，不只在原本國民黨政府壟斷的產業進行鬆綁自由化，同時也表現在政治壟斷上的鬆綁與去管制(deregulation)。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1994年直轄市省的直選、1996年總統直選，則是台灣1990年代的政治自由化的主旋律，此後選舉萬歲總路線便徹底主宰著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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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觀眾這次收看2012倫敦奧運賽事轉播，不外乎是透過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及MOD三個平台。觀眾雖未必了解三個平台背後複雜的競爭關係，但卻能比較不同平台之間的轉播內容與品質。

無線電視已經數位化，而原本即是數位平台的MOD，此次則藉由轉播奧運拓展了收視群。敦奧說明了媒體數位化的潮流，已是大勢所趨，而這場數位競爭的角力，相信必將愈演愈烈，未來政府每項數位化建設的決策，都將或多或少影響產業的布局與走向。

最近《電信法》要求中華電信開放「最後一哩」的修正案，正是其中之一。該修正案重點，是要求中華電信公司開放最後一哩，以成本價向其他競爭業者提供管線共用，而如中華電無法在一定期限內打破固網市場寡占的情況，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可強制中華電信進行「功能分離」，將最後一哩業務切割、成立另一家獨立的子公司。

擁有「最後一哩」的優勢，是中華電信在市場長期獨占鰲頭的原因，但同時也對新進業者造成競爭的門檻。尤其，通到各家各戶的管道舖設，屬於網路建設的「關鍵設施」，為了避免壟斷，關鍵設施的所有者，應該提供各業者平等接近該設施的機會，例如收取相同費用、不與其他服務打包合賣。但理論歸理論，若無主管機關干預，關鍵設施的擁有者，當然不想自發性的促進競爭。

我一直相信，怎麼思考過去與現狀，也就決定了我們要一個甚麼樣的未來。

種菜瓜當然生菜瓜

2005年，扁政府通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即是想透由仿效「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此一獨立機關的設立，進行台灣崩壞的媒體產業與市場的再造功課。原本，期待NCC的專家與專業組成，透由獨立監察作業，不僅可免除過往政府可經由新聞局對媒體進行介入之弊，同時更期待由專家組成的NCC，可由委員們的專業監管，引領台灣媒體內容的品質提升，以及建構一套良效與優質的媒體市場競爭秩序。

俗語說：「人那衰，種瓠仔生菜瓜」；但從邇近的台灣媒體生態看來，台灣似乎很衰地落入到「種瓠仔生菜瓜」的窘境之中。但台灣媒體生態的無止盡沈淪，與媒體品質的劣化循環，真的是我們衰到「種瓠仔生菜瓜」所致嗎？我們能確定當年我們替崩壞媒體產業的再造所種下的是「瓠仔」的種子，而不是「菜瓜」的種苗嗎？？

事實上，作為政府再造與媒體治理的一個環節，NCC想法的出台與設立本身，即是一種把「菜瓜種子」誤以為「瓠仔苗」的錯認，因此台灣媒體的無止盡墮落，不過是「種菜瓜得菜瓜」之必然罷了。讓我們重新回到原點省視跟補課，尋訪從這看不見沈淪終點的台灣媒體環境中，逃逸的可能性吧？！

總統府前面的凱達格蘭大道，本名喚作介壽路，據聞是慶祝「介」石大「壽」所來。1994年阿扁選上市長，開始推動空間的去威權主義，只有兩個門牌號的介壽路兩年後被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以紀念北市最早的原住民族。

這條路位在總統府正前方，與兩側曾掛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的廣場，是威權主義的具體表徵。高中時期，為了慶祝雙十，必定動員學生前往排字。高一那年本校被分配到排梅花的任務。說是任務，其實也很無聊，就是發了一頂黃色或綠色傘帽，坐在小板凳上撐過慶祝典禮。因為位子很後面，所以其實也不知道前面在表演什麼。

叛逆如我，當然無法忍受如此無聊，假裝要去上廁所，將傘帽交給右邊的同學，就混入人群遊蕩，順便去看看有沒有外校的正妹女生。一去半小時，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看見那位乖孩子左右手各拿著一頂傘帽，頭上還帶著一頂，滿頭大汗、兩手發抖，看到我回來簡直如釋重負。原來他另一邊的同學看到我閃人，也如法炮製了一番。

中共高層的人事變動，從來都顯得高深莫測。但是北京高層變天，對香港的販夫走卒、或大小學生如我等，竟也無法忽視。因為中共自從非零三年與香港簽訂CEPA之後，已全面介入香港的政經大小事務。莫說各種自由的張弛，就是港府的民生經濟政策方向，大概也會先由中方審定批駁，以免香港政局再為中共「添煩添亂」。

既然中共對香港的介入已然極深，則其高層換屆，對於香港的政經局面，也就顯得尤為重要。決定性的戰役，往往發生在九重宮禁之中，而千萬里之外的香港可能在一夕之間形勢大變。

上一次是2003年。首任特首董建華表面上是在人民的嗆聲中下台，但實際原因恐怕是因為董建華的大靠山江澤民的檯面權力已逐漸被胡錦濤取代。在董建華下台以後，本來僅作為中國派駐香港的聯絡機關職能大變，成為中國介入香港各種事務的司令部。

同時，中國透過CEPA為經濟陷於低潮的香港帶來自由行旅客，一時間市道暢旺。傳媒亦稱之為「送禮」。但時間一久，港人始知此實為飲鳩止渴、是中國防止民怨變亂而用以穩扼香港咽喉的糖衣毒藥。

江國慶只不過是一個平凡的小兵，在空軍服役。有一天，營區內發現一女童遭強姦後殺害，因棄屍地點接近他工作的福利社，不久被列為嫌犯，長官說他未通過測謊，關他禁閉，又用許多非法的方法終於逼他承認自己是兇手，前後不到一年的時間，江國慶已成亡魂。

2010年夏天，監察院調查發現，涉案的另有他人，不是江國慶。關鍵的證據是留在現場的掌紋，與另一當時在同單位服役的許榮洲相符，江國慶是冤死的。2011年初，馬英九總統到江家向江國慶的母親道歉。2011年底，軍事法院再審判決江國慶無罪，還作成史上最高超過台幣壹億元的刑事補償。

至此，江國慶的被害者形象再清楚不過，成為台灣官方首次承認冤殺的被告。但，加害人呢？

台北地檢署在去年5月公佈偵查結果，認定包括陳肇敏為首刑求江國慶的一干嫌犯全都因追訴時效已過，予以不起訴處分。經江母依法聲請再議後，高檢署於去年7月將全案發回台北地檢署續行偵查，理由是陳肇敏等人有可能涉嫌「濫權訴追致死」、「私行拘禁致死」，甚至是「不作為殺人」罪，這些重罪的時效至少都有20年，應再詳查。

中國的間諜，假扮記者，在加拿大蒐集情報？他們監視來訪的西藏領袖達賴喇嘛，並且還使用美人計？這是最近在加拿大的電視，報紙與雜誌，非常熱門的題材，比看007電影還要過癮。讓一向平靜如死水的加拿大，總算有了一點兒難得的刺激。

最近，加拿大的新聞界高頻率地報導，中國政府透過其御用新華社，秘密偵察並蒐集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訪問渥太華的行蹤。
有些報導更似有似無地指出，中國政府也利用其外派記者，蒐集並監督加拿大政經界人物的私事。其中還牽涉到使用美人計，引誘政客上鈎。這些新聞已成為許多加拿大人民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我在溫哥華的咖啡館會友時，常常聽到隔壁桌的人，大聲討論這個熱門話題。

撩起這些興趣的導火線，是曾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的新華社，工作兩年的自由撰稿人及作家布里(Mark Bourrie)。 布里是加拿大人，他最近在《渥太華雜誌》（Ottawa Magazine）寫了一篇文章，指控新華社要他偵察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今年四月訪問渥太華期間的行蹤。

布里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他在四月間辭職，是因為新華社渥太華分社社長張大成要求他利用國會記者證，出席達賴喇嘛的記者會，並要求他上繳筆記及材料，但不必寫報導。

布里并指出，新華社蒐集了許多達賴喇嘛訪問渥太華的影片及筆記紀錄。新華社的渥太華分社則否認布里的指控，聲稱這是冷戰思維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