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有兩句名言。一句是早年講的，「歷史是無數傳記的精華」，「無數傳記」包括少數大人物和多數小人物。在那個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卡萊爾被譽為「平民的先知」。另一句是晚年講的，「世界史是大人物的傳記」。

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把一個時代的中國歷史，與鄧小平這個大人物等量齊觀，屬於卡萊爾晚年史觀的作品。

假如傅高義寫的是他個人眼中的「鄧小平傳」，我無需置評。然而他把「改變中國」這個無數人創造的歷史，歸之於一個「二十世紀世界史上無人能比」的「大人物」鄧小平，而且以貶低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等未必比鄧「渺小」的人物，來襯托鄧的「高大」，較之於中國官方史學，有過之無不及。

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年我在哈佛，傅高義和他的夫人艾秀慈，是若瑛和我的房東。他們住在一層，我們住在他家的三層，常一起聊天。每天早晨，傅高義還和我們同練太極拳，由住在一條街上的王若水做教練。後來若瑛和我回普林斯頓，王若水和馮媛就搬過來成為他們的新房客了。

王瑞豐是個大帥哥，也是我親身經歷的第一個冤錯案。

那一年，我在國防部臺南監獄服役，擔任監獄官。某日接到監察院打來的電話，詢問是否有一名犯人叫王瑞豐，正在我們監獄服刑，因為他的家屬不斷的陳情，控訴軍方亂判，要求監察院調查。

彼時尚未流行詐騙集團，但我想，這通電話應該真的是監察院打來的，基於好奇心，我拿起王瑞豐的判決書細細閱讀。這一讀讓我一夜失眠。

這個案子是，某日在高雄六合夜市，有兩個歹徒騎著一部機車搶著一位婦人的皮包，這位婦人馬上（載著兩個小孩），在六合夜市內追逐歹徒，前後將近十分鐘，最後追不到就記下那位歹徒的車號。這輛被記下的車號就是王瑞豐及其友人某甲的車子。

靠著被害人的指述，王瑞豐及某甲都被抓進了警局。兩人均詳細交代當晚的形成，就在婦人搶案發生時，兩人正在理頭髮，理髮店的老闆娘可替兩人作證。但是警方不顧六合夜市人來人往，被害人有可能指證錯誤之風險，且皮包也沒找到、贓物也不見，兩人也毫無前科，還是將兩人移送法辦。

因為王瑞豐當時正在服役，因此適用軍法審判，某甲則適用普通法院審判。

審判結果，王瑞豐一路判有罪，軍事法院認為王瑞豐載著某甲，搶奪婦人皮包，判五年入監服刑；而某甲普通法院則列舉十幾點被害人指證錯誤之狀況，判處無罪定讞。

在台灣話裡有個道地而古老的詞彙「Lo lat」（勞力），即使對台語而言，「勞力」之美就有如夏威夷語的「Aloha」一般，但在今日的台灣年輕一代當中卻不幸失落了。

事實上，我再也想不出任何比「勞力」更具代表性的台語詞彙了。

「勞力」在二戰後國民黨接收台灣之前曾在台灣廣泛地使用，其漢字「勞力」，一如當時台灣的農業社會，「勞力」是最基本的要素。早年的台灣農人並不僱用農工，他們以換工的方式相互支援。我的外祖父就是個農人，他以及務農的鄰居們在農忙時節就是透過換工的方式相互幫忙的。

據說，就是因為這種相互支援的傳統，而有了這個向對方勞力付出表達感謝的詞彙，「勞力」也因此意謂著感謝你的勞力付出，並且進而延伸到感謝對方任何型式的幫助。除此之外，使用這個詞彙也同時帶著對方將投桃報李的期待。

我的父親就有一份受助及回報的記錄，這是個家族的傳統，他教導他的孩子們毫無保留地回報債權人及恩人的重要性，在其他的家族裡頭，也有著同樣的傳統。

然而，在當今台灣的市場經濟裡，這樣的 家族傳統正在弱化，大體來說，國民黨政府的語言政策正是台語衰亡及「勞力」一詞消失的最主要因素。

日前，偶然看到一則去年元月許文龍發言的報導。許文龍說：「我最討厭聽到政府說拚經濟。」他認為政府常常在喊「拚經濟」這句話，完全是在騙百姓的。

許文龍這位成功的大企業家指出，訂單、原料、技術都和政府無關，政府要拚什麼經濟？公司的訂單也不是政府替他們爭取的，低價的原料也不是政府談來的，技術也不是政府幫忙研發的，政府能拚什麼經濟？

許文龍舉回歸中國之前的香港為例，當時英國政府只規定你不能犯規而已。有關經濟的事，政府一句話都不曾說。「我給你自由，所有人都不能犯法」，就這樣，香港經濟就自然發展了，大家都想去香港做生意。

許文龍又說對於經濟，政府老是愛講「輔導」。不過，政府有能力輔導嗎？他說：「一個賣肉粽的，是政府教他怎麼包肉粽嗎？」

許文龍甚至認為，所有的企業，沒有一家是靠政府輔導就成功的。這些企業人才，也不是政府培養出來的。政府不去「輔導」張忠謀，台灣照樣會有現在的發展，因為台灣的條件已經成熟。但是官員們為了讓人民覺得政府「大有為」，不斷灌輸人民這種觀念，再透過教育跟媒體不斷放送。

就因為這樣子的「洗腦」，到現在，很多人的觀念還停留在舊時代，以為企業一定是政府去輔導、去培養一些人才，然後才有的。

文化部成立前夕，苗栗後龍三大古窯在全國人的面前，眼睜睜看著被地方政府拆毀；台中市剛剛指定為市定古蹟的瑞成堂，10天之後「被怪手誤拆」；北台灣最古老的商業大街─新竹市北門街竟然在地方政府有條件同意之下，隔天拆除。

文化部成立之後，各地方拆古蹟毀文資的事件並未稍減，曾被譽為台灣四大庭園之一的「潛園」，僅存的門樓也被怪手無預警拆除。新竹縣最古老的三拱石橋─芎林呈甘橋，因為中央有其他計畫準備拆除。台北市陽明山美軍舊宿舍，地方文史工作者在朝期努力，已經得知全區保存的情況之下，竟然驚爆被私校「圈地」。

文化部要如何對待文化資產，以骨牌般接二連三發生的現象來看，實在讓人心驚膽戰。

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實施至今，已滿三十週年，可是台灣的文化資產卻依然跌跌撞撞，往後的三十年究竟何去何從，值得大家一起想想。

今年7月27日，倫敦奧運開幕式舉世驚艷之際，不禁回想起2005年7月6日，當倫敦戲劇性地擊敗巴黎，奪得奧運主辦權的時刻。

當天，國際奧會一宣告，倫敦市民在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同聲慶祝，現場歡聲雷動，旗幟飛揚。不過走出廣場外，大街上的倫敦依舊忙碌如常，醒目的紅色雙層公車來往於不甚寬廣的街道，即使擁塞，還是依序如歷史般，緩緩前進。

的確，此屆奧運的財力規模遠遠不及四年前的北京奧運，然而從鄉村田園到轟然而起的巨高煙囪，象徵人類歷史從農業邁向工業生產的轉變，再到小說場景的喚起與對醫療體系的致敬，最後在天空以一躍而下的幽默巧妙地連結數世紀的王室傳統；英國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以及多元的創意，再次向世人展現大不列顛輝煌的過往，一路到當今的優雅面容，讓人深刻體會歷史文化資產藉由創意思考，能激起如此燦爛的火花。

「巴黎自行車冬賽場大獵捕」事件

今年7月16日，法國眾多媒體刊載了關於七十年前「巴黎自行車冬賽場大獵捕」事件(la Rafle du Vel d』Hiv)的相關報導。這場大屠殺是法國近代史上難以面對的黑暗，戰後政府態度曖昧不明，經過民間與學界追查，1995年席哈克總統才公開表示：「法國政府當年的做法永難彌補。」

7月16日上午，數百名法國民眾聚集在堂西紀念這些受難者。現任法國總統歐朗德於數日後在巴黎自行車冬賽場舊址參與官方儀式，並承認這段發生在法國領土的歷史罪行；巴黎市政府亦舉行相關的歷史檔案展。

這起事件發生於1942年7月16、17日，親納粹的法國維琪政權（Vichy）在巴黎地區展開大搜捕，警察把上萬名猶太人集中到巴黎的自行車冬季競賽場地囚禁；其中單身者與沒有十六歲以下子女的家庭，全都被送往巴黎附近的堂西（Drancy）集中營，他們一旦搭上火車，就踏上了駛向納粹集中營與毒氣室的不歸路。

1989年5月19日，我還是個傳播科系的學生，那天，鄭南榕出殯，也是我第一次「參加」群眾運動。但，我不是要當群眾，只因為以為自己未來會當個記者，應該要接觸一下什麼是「群眾運動」。

送葬的隊伍從士林廢河道走到總統府，上千張肅穆的臉孔身著黑衫從面前經過，詹益樺焦黑的身體就在眼前，我既震驚，又疑惑，為什麼有人願意因為爭取言論自由燒掉自己？言論自由到底是什麼？

21年後，我受邀參加「跨世代談『自由時代』的風起雲湧座談會」，這是「再拒劇團」為新戲《自由時代》推出的活動。那天與談者包括不同世代的獨立媒體工作者及學者，討論主題圍繞著：在現在看似媒體多元開放的「自由的時代」，我們是否真的擁有「言論／新聞自由」？如果，鄭南榕還在世，他又會如何看待？

最能代表言論／新聞自由在民主社會重要性的一句話，應該就是：「寧要媒體，不要政府」。不論是執政者的自我宣示，或在野黨對政府的批評，都是他們用來說嘴的重要依據。而阿扁及馬英九都提過類似的說法。

很久很久以前——請允許我重複這個故事——有一位辛勤勞作的農民，他每天都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挑水。疲憊的他一直被一個問題困擾著：皇帝老爺怎麼挑水呢？有一天，他終於開竅了：皇帝老爺一定是用金扁擔挑水的！

過了很多很多年之後，到了中國的「文革」時代，這個故事有了新的版本：江青（毛澤東的夫人）到底過著怎樣腐敗的生活呢？有一天，一位成都市民突然想明白了：她一定是手裡拿著油條，面前擺著兩個碗，一碗白糖，一碗紅糖，想沾什麼糖就沾什麼糖，真他媽的太腐敗了！

這個故事原本用來嘲笑農民和市民的沒有見識。但是，按照現代政治觀念來看，他們沒有什麼值得嘲笑的。高牆禁苑，諱莫如深，政治就是幕後鬥爭，民眾沒有任何知情權，當然無法想像紫禁城和中南海的事情。可悲的地方在於，由於政治關涉每一個人，不知情的百姓還是忍不住要去猜想。

北戴河正在開會。這是中共真正的十八大，接管這個超級大國的新領導班子，以及他們手中的權力分配，都會在這個會上確定。隨後公開召開的十八大，不過是他們的就職儀式而已。——北戴河真的正在開會嗎？這個出現在全世界媒體上的事實，卻從未被中共官方的確認過。一群連影子都見不到的人，正在決定中國和世界的未來。金扁擔的故事延續至今。

總統選舉過後，很多人會問我，接下來要做什麼？我總是回答：好好想想台灣。多數的人對我的答案很好奇，也很困惑，什麼叫做好好想想台灣？

有一天我在路上，車子停紅燈的時候，我看到旁邊一個騎摩托車的年輕人，很自然地彎下腰來，順手撿起地上的一支空寶特瓶，然後把它投入路旁的垃圾桶裡。從頭到尾只有幾秒鐘的畫面，讓我非常地感動。我猜想那應該不是他撿起的第一支寶特瓶，那樣的動作或許已經變成他日常的習慣了。因為他的舉動，台灣變乾淨了一點。也許他沒有多想甚麼，但是，在我看來，這個摩托車騎士他在想台灣。

我在電視上看到，有一個年輕人，國際上有體育賽事的時候，他常會穿上電音三太子的服裝，後面掛著國旗，到場為台灣選手加油。他要告訴別人，這個世界上有一個美麗的國家叫做中華民國，叫做台灣。也許跟政府宣傳的力量相比，他的舉動看起來很渺小，但是在我看來，這個年輕人他在想台灣。

我認識幾個歐吉桑，他們事業有成，想為台灣做一些事。他們看到偏遠地區的孩童下了課，沒有家人陪伴，甚至沒有書桌讓他們好好寫功課，所以，他們努力想辦法，想找更多的人，更多的資源，在台灣各個偏遠的鄉鎮成立課後輔導中心，讓放學後的孩子有地方去。他們想要陪伴這些孩子成長，想讓這些孩子們知道，這個社會並沒有放棄他們，他們也不許放棄自己。在我看來，這群可愛的歐吉桑他們在想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