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一日,雞飛城市 紀錄613「反禁宰活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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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3號,農委會辦公大樓前聚集了數千名北上抗議的群眾,大多是養土雞的雞農以及販賣土雞的商販。他們上街的理由是農委會在5月17日推動「禁宰活禽」政策,導致許多小型雞農及市場攤商,因為電宰廠不足,台灣民眾習慣到市場或土雞城購買「溫體雞」,而轉運到屠宰廠的雞肉不再新鮮,導致近一個月來傳統市場的土雞銷量大減,甚至眾多雞農及攤販影響生計。

群禽激憤

在面臨了失業的危機下,雞農們「群禽激憤」地決定造反。在溫福泉與黃全成兩位養雞協會幹部積極奔走下,各鄉鎮響應了近百遊覽車,訂於13號休市日北上抗議。

這是一場十分具體的社會運動,不同於其他運動場合。雞農們沒有裝備抽象的概念與口號,這完全就是一場維繫生存的抗爭行動。此次抗爭雞農們提出五點訴求(訴求請見公視新聞中心,鍾聖雄報導):

一、各縣市設立「公有家禽活禽批發市場暨電宰場所」。
二、考量區域平衡,增設「公有屠宰場所」。
三、開放養雞場、特色雞業者內設立「簡易電宰設施設備」。
四、輔導攤商於市場內合作設立「衛生活禽隔離電宰場所」。
五、建立國內土雞認證制度。

簡而言之即是「完善配套」,希望政府可以設立小型、公營、簡易的屠宰廠。在防疫的同時,也能兼顧小農、小型商販的飯碗。

雞飛城市

13日下午一點左右,來自台灣各地的鄉親陸續抵達。不知道是誰的創意,鄉親人手一支造勢晚會用的氣笛,沿路對空鳴笛。我不久前在路上被一位建國中學的老師搭訕,他希望我們「待會兒抗議不要太大聲,講話聽得見就好」,結果不一會兒鄉親抵達,現場立刻爆發生動有活力的氣笛聲,連舞台擴大機放出來的聲音都聽不見。除了滿地的檳榔渣、氣笛瓶罐與臨時充作耳塞的衛生紙屑,現場還凝聚著一股焦躁的氣氛。由於鄉親比預定時間還提早一個多小時來到,主持的量議只好不斷穿插著短講、呼口號及唱歌來鼓舞士氣。

兩點半左右開始舉行記者會。地點就在農委會前的舞台車上,各黨地方型民代都上台致詞,甚至國民黨的顏寬恆、鄭汝芬也有說話。不過當天恰逢會計法修法覆議,黨團發出甲級動員令,因此立委們大多是講完一番話就離去,並沒有留下太多具體承諾。

記者會的過程很漫長,這次雞農們都是很草根的鄉親,有半身刺青的江湖青年,也有年紀很大的阿嬤和小孫子,也有嚼著檳榔怒視農委會的阿伯,因此對於漫長的演說有些不耐。眾人佝僂提攜大老遠坐車北上,體力消耗很快,路邊坐滿了休息的人群。我們發給大家的厚紙板標語,鄉親也不太願意拿在手上,如果不是拿來遮陽擋雨,就是直接丟進垃圾桶。

三點半左右,記者會結束,饒舌樂團拷秋勤上台演唱。他們平常到各個社運場合演唱〈官逼民反〉,台下的熱血群眾們也會跟著握拳高唱「政府刁難人民起肚爛」。但這次跟著唱的聽眾不多,倒是有人真正地「起肚爛」,砸雞蛋。

有些員警看到鄉親拿出雞蛋,上前作勢要沒收,導致「衝組」和警察發生肢體衝突。青年糾察隊的伙伴,有人還在維護秩序的過程中受傷。事實上,警察早就知道這次行動一定會有人丟雞蛋,因為他們已經早已架攔雞蛋的網子,兩邊如果相互退一步其實可以相安無事。但警察們仍然和群眾發生爭奪雞蛋衝突,其實都是沒必要的,因為大多數的鄉親並沒有打算丟雞蛋。

四點半,雞農派十位代表和農委會官員協商。但協商破裂,代表說:「感覺就是進去聽官員講話的。」此時鄉親在外面早已等得不耐煩。鄉親的焦慮感可想而知。來到台北抗爭,這一仗打不出結果,回去也沒飯碗可以吃了。

疲倦的人群

五點左右的時候,有位阿伯宣布清空一塊場地,要記者退後,他盤算著要帶他的小弟們直接衝進農委會。青年糾察隊員前去和阿伯溝通。他說:「現在幾點了?五點了!大家都搭車從南部上來,都很累了!你要我們等,我們還要等多久?」

在砸雞蛋的衝突中,有一位東部來的原住民先生,很生氣地和警察發生推擠。事後那位先生眼眶泛淚,對我們說:「我們真的沒工作了,沒有雞可以賣了。」我們一時也不知如何回應。

大家都累了,都疲倦了。但農委會還是依然堅持一貫的說法:政策是正確的,配套也很完整。官僚或許不是沒有聽見百姓的聲音,而是根本失去了同理心,用辦公桌上的報告去衡量一切事物。

五點半,談判破裂後,眾人決定遊行至凱道陳情。在遊行的過程之中,我看見一位彎腰的老阿嬤由家人陪同(約有八十多歲),蹣跚艱難地走著。家人不斷勸阿嬤坐在宣傳車上就好,阿嬤卻始終不願意坐車。她堅持一定要走到完。

禁宰活禽引起雞農相關產業北上抗議群情激憤。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台北雖然是個有氣質的城市,但上下班的時段卻難免失去耐性。我在當糾察的時候,看到有些機車騎士,因為忍受不了遊行隊伍過馬路的拖遝,直接加速穿過遊行隊伍,有一台機車還撞上鄉親,但神奇的是鄉親們並沒有憤怒也沒有回應,或許大家都累了,也或許他們很能體諒下班的台北人的暴躁性格,又或許,我們還學不會生氣。

希望我們「台北人」能跳脫抽象思考,在具體的行動,理解台灣各地基層勞動者的心情與想法。或許雞農及雞販們很草根,不懂得如何擺出準備抗爭的姿勢,也不懂得在媒體前扮演「理性」的公民運動者。但事實上這種演出在其他社運場合已經夠多,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第一線勞動者的對話。

在學生和鄉親合作的過程中,不能不說是有些挫折的。學生不懂鄉親動作及語言背後的義涵,鄉親也不懂學生在拒馬前的姿態所為何來?一次反禁宰行動,出乎意料的不只是官僚的無比冷酷傲慢,更是學生和鄉親們對於彼此認識論差異而訝異。希望我們可互相學習彼此的堅強之處。希望下次重返農委會我們更能認識對方。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