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念法學博士，覺得台灣政治人物普遍缺乏政策分析與策略性思考的能力，但也不知道該怎麼改變這個事實。
美國媒體9月發生了一件台灣鮮少注意的事。喜劇中心頻道（Comedy Central, 台灣譯為爆笑頻道）廣受年輕人歡迎，以針砭時事、嘲諷美國保守派為訴求的脫口秀柯伯報告（Colbert Report），其主持人史蒂芬．柯伯（Stephen Colbert）於9月轉戰主流無線電視台哥倫比亞廣播系統（CBS,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擔任深夜時段脫口秀節目史蒂芬．柯伯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Stephen Colbert）的主持人。
雖然節目基調從高度政治性走向通俗娛樂，但史蒂芬．柯伯深夜秀延續了柯伯報告對政治公眾事務的關注。除了持續以兩黨總統初選為搞笑題材外，在節目開播幾週內，柯伯已經專訪了四位總統初選參選人[1]，一位民主黨總統明日之星[2]，以及美國現任副總統。此外，該節目訪談對象還包括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3]、美國聯邦政府能源部長[4]、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巴基斯坦民權人士馬拉拉、以及Apple、Uber、和Tesla三家公司總裁。
史蒂芬．柯伯深夜秀的政治性或公共性基調，一方面反映美國由喜劇表演者（comedian）進行政治嘲諷（satire）的悠久傳統，另方面也反映美國近年來政治娛樂化的趨勢。此一趨勢尤其反映在美國自由派選民的收視習慣上。在過去十年間，美國自由派媒體的主力，逐漸從傳統的新聞頻道（尤其是微軟暨國家廣播公司MSNBC），轉向各類喜劇性的政治嘲諷節目。事實上，就連MSNBC目前黃金時段的主秀瑞秋．麥道秀（Rachel Maddow Show），也以帶有喜劇方式的政治戲謔作為節目風格。
此類型的政治脫口秀，整體來說反映自由派的意識形態，以點出政治人物以及主流媒體言行的矛盾不合理之處作為訴求，在年輕族群中較受歡迎。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正是喜劇中心頻道的招牌史都華每日秀（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5]。該節目每日吸引超過百萬收視群眾，絕大多數為年輕人。許多研究均指出該節目已超越傳統新聞頻道，成為美國今日年輕人獲取新聞知識的主要媒介。許多評論者甚至直接點名主持人強．史都華為自由派意識型態的代言人，勸進其參選公職之聲亦從不間斷。
相較於美國長期存在將政治事務以喜劇方式呈現之表演形式，台灣除了較偏藍營意識形態的全民大悶鍋外，並沒有明確的政治嘲諷傳統。這一定程度也反映台灣整體社會不重視幽默感的文化背景。然而，缺乏政治性喜劇表演並不表示台灣不存在政治娛樂化的現象。相反的，筆者認為台灣社會（尤其是本土陣營的年輕世代）隨著近年的公眾參與，已逐漸發展出一種具本土特色的政治娛樂化現象。
筆者將此一現象稱為政治社交化的趨勢。所謂政治社交化，指的是年輕人透過PPT、臉書或其他社交媒體，彼此分享公共議題資訊，並直接將對公共議題的分享和討論作為社交活動的核心內容。透過友人間對公共議題的討論，進一步也強化自身對公共議題的關注，而形成一正向的循環。
政治社交化現象的出現，背後存在幾個因素的推波助瀾：
首先，公共事務的本質其實具有高度的娛樂性。政治人物的發言常常荒謬到極限而顯得不可思議的滑稽，或是令人感動到極點而忍不住按讚或分享。此外，許多公共議題如同志、環保、土地正義，常對升斗小民的具體生命產生翻天覆地的影響，分享這些人的故事，往往翻攪閱聽者的情緒與良知。然而在網路時代興起前，政治社交化的條件並不存在。在過往，除了少數得以登上主流媒體版面的公共事務以外，多數的公共議題因為民眾資訊取得的困難，常常只能獲得特定群體的注意。資訊散佈的緩慢與零散，使得很多重要議題僅能獲得少數人的共鳴，而無法成為吸引一般民眾廣泛討論的社交題材。
網路科技的便利性改變了此一結構，降低了人民取得、分享、討論公共議題的技術門檻，創造了政治社交化的物質條件。例如，臉書往往會根據使用者的使用習慣篩選其所看到的訊息，久而久之，具有類似觀點的使用者之間，往往會形成資訊分享的社群，也使得個別使用者得以高頻率的分享彼此感興趣之議題資訊。另外在選舉期間，選民透過ＭｏＰＰＴ連結八卦版獲取選戰最新訊息，形同對許多大大小小公共議題的即時大型民調。對低頭族來說，這種政治參與方式，其實也具有社交娛樂的性質。
在公共事務的娛樂性和網路科技的便利性以外，台灣社會過去一二十年經濟發展的整體停滯，以及過去幾年政府施政的諸多爭議，進一步創造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社會條件。這些不同因素彼此結合，在過去幾年間爆發出一場場透過網路串連的大型社會運動。而隱藏在這些活動背後的一項社會變遷，正是年輕世代對公共事務的態度轉變。對所謂的太陽花世代來說，公私領域的劃分逐漸失去意義。對他們來說，公共事務既然與人民的私生活息息相關，又何嘗不能是日常朋友的社交內容？而台灣地小人稠，人與人的連結相對緊密，又進一步讓政治社交化的趨勢得以蓬勃發展。
總體來說，政治社交化一定程度可被理解為台灣民主內涵的深化，從過去強調少數政治人物透過駕馭權力機關進行政治競爭，進而納入國民整體對公共議題的討論思辯。這樣的發展，一定程度會挑戰我們對民主究責（accountability）概念的理解。政府向人民負責，是現代國家民主正當性的核心內涵。而傳統的究責方式，主要包括選舉與媒體監督。這些傳統方式的缺點，是人民在非選舉期間常無法有效監督政府，而媒體本身，又常因營運模式和意識形態而有意無意遺漏或誤導對許多議題的報導。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社交化可能為台灣社會帶來一種新的民主究責機制，亦即跳脫選舉和主流媒體的框架，而在任何時間點，透過人民real time的溝通互動，在極短的時間內形成輿論，對有問題的政府施政（不論藍綠）形成政治壓力。當然，這種即時互動方式有其風險，政府決策並非總是可以即時為之，而常常需要花時間進行各種利益或觀點的考量或折衝。然而，若能正面理解並善用政治社交化之現象，不僅有助於台灣社會的民主鞏固，更將有助我國公共決策品質的提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