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宇程學習背景包括自然科學、商管、政策，最後決定深入研究教育。教育決定了個人生活的樣貌，也決定了國家、社會、產業的整體樣貌。但什麼該決定教育的樣貌？在這個變動的世界中，教育該面向未來，該面向個人生涯，該面向科技、產業、社會變遷。教育不必是關在四面牆中為了學歷填塞，教育該是一場學與業的壯遊。
台灣高中升大學的機制，主要分兩種路數，這兩種路數各有缺點。
第一種是聯考聯招，每個人參加一樣的考試，之後統一分發。這樣做的好處是成本低廉，一個分數，可能用來選任何的學校與科系，但壞處是評量方式僵化，沒有在升學考試中的科目就不受重視，無法在紙筆測驗中呈現的能力也被輕忽。
第二種是甄試申請，也就是每個學生送申請文書到特定學校及科系，並且參加面試。這個方式的好處是，各學校科系可以依其領域特質，設置不同的申請要求，條件就會彈性而多元。但代價就是，對學生和科系來說都比較昂貴。
多年來，這兩種方式各有支持者，也各有反對者。難道，沒有第三個方式，可以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嗎？英國高中升大學的方式，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借鑑參考。
線上資訊平台，升學就像找工作
要了解英國升大學的體系，最好要將它想像成在 LinkedIn 上，各公司與求職者的溝通過程；和台灣式的機械式、人人一致、一翻兩瞪眼的過程大異其趣。
在英國，要讀大學的學生，在 17 歲到 18 歲需要就讀於兩年制的大學預科[1]。 預科的第一年結束時，會進行升學考的第一階段[2]，這次考完，學生就要到升學資訊平台上傳自己的各種備審資料 （自傳、履歷、學習計畫等）[3]。，學校會上傳考試成績，然後學生會鉤選五個志願。
在這個階段，大學會先看學生的資料，明顯沒機會的就直接拒絕，有些會收到面試邀請。在這個階段，大學就會對大部分學生提供條件式錄取─如果第二年考到某個成績以上，就可以入學。
學生第二年將參加第二階段升學考，成績出來後，許多學生會從錄取的學校中挑一個入學。有些學生在第二階段考得比預想的更好，他不必扼腕，他可以在網站上和更好的、有餘額的學校溝通。當學校看了他在網站上的資料，認為他可以錄取，他再去退掉已錄取的學校，申請更好的學校 ─這樣，顯然避免了高分低就現像。最後一波確認是在升大學的那年八月底。
學校選擇學生，雙方不斷「溝通協調」
英國大學一般的招生模式的原則，是大量的「溝通協調」，而不是硬性的流程規則。在學校的層次，通常會先做一次篩選 （pool selection），挑出符合門檻的學生。接下來，才會是依照學生申請的意願和規劃進行媒合。
以劍橋為例，被錄取的學生，會收到 3─5 個主修與學院的組合[4]，然後在複雜的溝通說明過程之後，學生得以進入一個學院以及主修。這之間的過程並沒有硬性而明確的門檻、排序規則，是透過當面和書信上的討論和爭取，教員也依據學術與教育良知進行獨立判斷。他們認為人都是整體而複雜的，不可能用幾個數字來取代，這樣並非真實的公平。其實這不是特例，歐美最好的大學，多數是採取類似這樣的模式選取學生。
劍橋學生選擇學院和主修是有關的，在某些學院，會住有某些主修領域的教授，如果要修這個領域的主修，也就最好住在這些學院之中，如此之後找教授指導大三的論文研究才比較方便，平常也可以就近聯繫──英國大學不只是上課聽講而已，有類似師徒制的傳統，所以選擇學院是相當重要的。
但是這個選擇與安排也非僵固，在大三真正選擇題目和指導教授的時候，如果要選擇不同學院的教授，在合適而適當溝通的情況下，當然也是可以的。劍橋的學生自主性很強，不是依教授的指示做研究，教授是協助指導的角色。若教授願意，指導學生做的題目，也可能和教授原本研究專長關係較遠。
用資訊科技協助溝通，讓甄試錄取更合理
說到底，升學的本質上是個供給和需求適配的問題。一邊需要學生，需要合適的學生。一邊需要就學資格，合適的學校與科系的就學資格。
在一般的市場上，供需之間的媒介是靠金錢價格的供需支付來。但是在教育上，我們並不樂見純粹用（家長的）金錢支付能力作為媒合供需的方法，這時候，我們就需要溝通和判斷。無論是「聯考聯招模式」（例如指考），或是「申請甄試模式」（例如繁星和個人申請），其實都是一種溝通判斷的規則與流程。而在這個時代，溝通和判斷的技術，其實正在發生大躍進──資訊革命。
資訊傳遞成本極低，讓大量的人可以在短時間內交換大量複雜的資訊（文、圖、影片），如果我們善用資訊革命的結果，我們應該能有效地溝通，做出更好的決策。
可惜，號稱資訊島的台灣，在升學課題上，我們並沒有擅用資訊革命帶來的便利。我們還在用老式的科技，在成本與彈性之間做取捨──增加彈性就犧牲成本，追求低成本就犧牲彈性，殊不知只要擅用資訊科技，在降低成本的情況下，也可以做到高彈性。
許多人以為升學選拔是教育問題，是制度問題──找這兩類專家來討論，其實討論一百年也不會有進步。當我們認知道到，所有溝通和決策都是資訊問題，當我們找資訊專家來解決，也許真的能有所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