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宇程學習背景包括自然科學、商管、政策，最後決定深入研究教育。教育決定了個人生活的樣貌，也決定了國家、社會、產業的整體樣貌。但什麼該決定教育的樣貌？在這個變動的世界中，教育該面向未來，該面向個人生涯，該面向科技、產業、社會變遷。教育不必是關在四面牆中為了學歷填塞，教育該是一場學與業的壯遊。
曾經參加一個關於大學改革的研討會，其中有一個大學主管舉手發問：請問您覺得，什麼叫做一個「國際化大學」？
我身旁的講者，以學術研究的眼界高度為切入點回答了這個問題。雖然這個問題一開始不是問我，但我還是接過話頭，從教學面切入：
「我有一個想像，國際化的大學可不可能是這個樣子：當我到某個教室上課的時候，是一個瑞士老師透過網路影音即時授課，同時，有墨西哥、英國、俄羅斯、香港等各地的學生在聽課，甚至也有中國、美國的一些學者、專家線上列席旁聽。一邊聽課，我可以隨時與講者、與世界各地線上參與的聽眾交流想法。下課之後，我有一個專案，是和澳洲、奈及利亞的學生一起合作⋯⋯」。
以現在的科技，上述的授課情境完全可以做到。請問，在此時此境，什麼叫做「一間大學」？我們愈來愈重視跨領域、國際經驗、異文化溝通合作，愈能夠拆解學校門牆，為知識、經驗、個人打通能自由穿縮的「蟲洞」，順利而快速地串連流動，這樣的大學，可能最有價值。
打通蟲洞，從身旁開始？
台灣近年來為了節約行政資源，學術專長互補，幾間大學已經合併，也有不少大學成立跨校系統，讓學生跨校修課，以及進行圖書館的資源合作。這是正確的方向，而且其實可以化整為零做更多，例如，以課程為單位進行跨校合作。
瑞士有兩間著名學校：聖加侖大學、蘇黎士理工，這兩所專長與特色截然不同的學校，地理上相距80公里，雖然沒有官方的合併、合作約定，但卻讓學生時常在學習研究、創業專案上合作。
聖加侖大學是德語國家之中著名綜合性大學，它的商學院在策略和國際管理上更是有全球獨步的地位。蘇黎士理工則是在科學與工程領域的頂尖學術機構，產生21名諾貝爾獎得主，包括愛因斯坦。
聖加侖的學生專長在商業，蘇黎士理工的學生則擅長科學、工程，兩校的老師常安排學生攜手研發商品與技術，並且同時進行商業計畫。最後則由專業創投擔任評審考核。
在我的經驗中，同樣背景的大學生一起上課和做專案，成果都很差。學商業的沒有工程製造的知識，工程思維缺乏商業思維互補，不但專案都是虛談、沒有可行性的瞎扯，也讓各專長的人愈來愈無法跨領域背景地溝通。
聖加侖大學與蘇黎士理工之間的合作模式，大可以在同大學的不同學院之間、不同大學的不同課堂之間、一般生和在職生之間進行。不必兩所學校正式簽約，只需要兩個、數個教師之間有合作的共識，共同教學，讓學生打散組隊，就可以達成。
大學不妨也與企業、非營利機構（例如政府部門、工研院等）也達成相似的合作關係，開放員工每學期修若干學分的課程，換取大學部或學生前往實習，甚至在上課時也能從業界前輩身上學習。
締結「姊妹校」，有好好利用嗎？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這本書中，作業提到科技帶給教育的機會：在數年前，美國紐約的高中，就和瑞士的科技中學連線上課，互相提問對彼此社會的看法，交流對伊拉克戰爭的意見──國際觀不必身處外國才能開啟，現在，一線相連就勝於遠渡重洋。 值得我們警惕的是，這件事發生在數年前，而且是美國與瑞士的「高中」。
瑞士和澳洲的大學，也已經使用網路科技，常態性地進行跨洲的智識交流合作。在他們的課堂上，就常常利用 Skype即時和外國教授、專業人士對話。
其實在台灣也發生過，2013年9月，臉書營運長桑德伯格透過視訊通話和北一女中學生演講與對話。顯然，時至今日，沒有理由在大學不能更普遍用這種方式為學生開拓視野和體驗。
一直以來，台灣的大學素有與國外大學建姊妹校的傳統。但姊妹校的關係，鮮少是教學上的合作，通常是交換學生、雙聯學位、交換教授。部分幸運學生可以到外國大學短期交換，但大部分學生，無論是限於經濟能力，或是名額有限，無法交換，就無緣和國外更多接軌。在這個思維下，「姊妹校」的關係值得多多利用在教學上。
甚至，這樣的合作關係，不拘於姊妹校，只要有合作意願，教授就可以主導、牽線。
任何教授，都可以主動聯繫他國教授、博士生、研究人員、業界專家，在上課的時候連線對話，讓學生提問，請對方提供另一個國家學術界的見解。
也可以在雙方都上課的時候，讓學生互相連線對話，彼此交流對特定議題的看法。尤其適合關於歷史、語文、藝術、政治、文化、市場學⋯⋯等方面的課程。
如果教授之間、學校之間建立起管道，兩校學生可以在課餘自發地聯繫，進行語言交換、研究合作、經驗交流、專案協助等等事務。
現在，我們常常執著於要找外國的專家來「演講」。但飛機票貴、住宿和飲食都是成本，甚至接待也非常麻煩。如果透過線上的聯繫，化整為零的溝通、經驗與知識分享，只要演講（座談）費，其他庶務成本都省掉。學生之間主動發展出來的交流，更是只有價值，幾乎沒有成本。
國際化的大學，還需要等到未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