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想想】距離就是一種美的波蘭師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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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是一個很適合旅遊的國家,不只風景優美,而且物美價廉。但對於想要去歐洲國家留學的台灣學生來說,波蘭常常都不會被列在首選名單內。

關於波蘭的大學,比較廣為人知的有下列這幾個特色:

一、波蘭國立大學的不同系館常座落於城市的各角。如果你/妳去克拉科夫(Kraków)旅遊,經過的某個古老建築物,有可能就是亞捷隆大學(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的某個系館,也有可能是波蘭知名天文學家哥白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絲卡,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學生時期曾經駐足過的地方;

二、波蘭籍學生上國立大學免學費,但私立大學跟某些全英語授課的課程還是要付費。雖然對非波蘭籍的學生來說,不管是國立大學或私立大學都不是免費的,但和其它歐洲國家相比,生活和學習成本仍較為低廉;

三、波蘭的碩士班課程沒有台灣的那樣重,但要修的課卻常常是台灣的倍數,而且幾乎都是必修課,很多也都跟學生的研究方向無關(之前曾聽說是為了讓某些老教授仍有書可教,所以才規劃了那麼多課);

四、波蘭的學生比較樂於表達個人想法,但仍不敢直接跟老師公然「辯論」,畢竟很多波蘭的老教授其實不太接受他人的想法,沒有學生敢拿自己的前途開玩笑。

目前任教於卡基米日維爾基大學(Uniwersytet Kazimierza Wielkiego)東方語言學系的蘇爾(Anna Sroka)解釋道:「在波蘭的大學校園文化中,老師在學生的名字前加上『pan(先生)』、『pani(小姐)』是視學生為成年人的一種尊重,即老師跟學生是處於平等地位的兩個個體,因為學生在上大學前都是被當成小孩對待,老師也只會稱呼他/她們的名字。」

蘇爾進一步補充道:「然而,這只是一種受到文化影響的語言習慣,學生是不是真的從老師身上獲得平等的尊重則不一定了。另外,少部分西化的波蘭老師會允許學生不用工作職稱或頭銜來稱呼他/她們,這確實可以減少師生間的距離感,但此作法常常受到老一輩教授的批評,因為如果是比較年輕的女老師這樣做,很容易會讓學生跨越了師生間的那條界線,讓老師在評量學生時遇到一些麻煩問題。」

除了上述這些,其實波蘭大學的師生關係比較鮮為人知,而且和台灣的情況非常不同。在波蘭的大學,老師跟學生之間存在著一種距離感,這可從師生間的稱呼方式略知一二。例如,學生會根據教師的工作職稱或頭銜來稱呼他/她,如「panie profesorze/pani profesor(教授先生/教授女士)」、「panie doktorze/pani doktor(博士先生/博士女士)」或「panie magistrze/pani magister(碩士先生/碩士女士)」,而老師則會避免直呼學生名字,選擇稱呼他/她們「pan(先生)」或「pani(小姐)」。

而該校心理學院的易柏偉(Paweł Izdebski)屬於比較西化的老教授,即使他已經是好幾個孫子的爺爺了,仍希望我直呼他的名字,把他當朋友對待。但對於學生,他則選擇保持距離:「我知道有一些年輕老師希望跟學生拉近關係,把學生當成朋友一樣相處,但我還是習慣跟學生保持一定的距離,否則學生很容易會越了界。」

相比之下,多數台灣的大學老師是不希望學生稱呼他/她們為「xx教授」。目前任教於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的陳淑芬表示,她不希望學生稱呼她為「教授」,這樣感覺師生關係比較生疏。任教於該校英語教學系的黃漢君則覺得「xx教授」聽起來太過於嚴肅;他認為「教授」是頭銜,只適用於非常正式且非學術性的場合。即使在學術會議上,他還是比較偏好被稱作「老師」,而非「教授」。元智大學應用外語學系的吳翠華主任也有相同的看法,並進一步解釋道:「我覺得這是因為台灣的老師和學生亦師亦友,像師徒關係一樣。」

由此可見,中文的「老師」一詞雖含有上對下的權力不對稱關係,即學生的成績操縱在教師手中,但這種不對稱關係卻又帶著一種責任性,即老師有「照顧」學生的職責。如社會語言學家黛博拉・坦南(Deborah Tannen)所言,語言可以是一詞多義,即同時存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power)及具有親密性的同邊關係(solidarity)。(註一)

對於兩國文化的師生關係差異,曾在文藻外語大學攻讀華語教學碩士,目前已回到波蘭實習的波蘭籍學生柯寶嫣(Paulina Łakoma)感受特別深刻:「我認識的台灣老師,他/她們都跟學生的關係比較親近。例如,在波蘭的台灣老師常常會為我們舉辦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而在台灣的台灣老師則待我們如家人般,不只會時時刻刻關心我們的生活,也常常會請我們吃飯、喝茶,或陪我們聊天。波蘭老師絕對不可能會這樣照顧學生,因為我們沒有這種文化。但也因此,台灣成了我第二個家。」

曾任教於波蘭大學語言系和漢學系的台灣籍華語教師陳旻祺也觀察到,可能因為台灣老師和學生的關係比較沒距離感,所以學生偏好找她解決問題:「波蘭老師似乎在學生心目中地位比較『崇高』,對學生來說有一種距離感。比方說,學生如果遇到問題時會來找我,知道我一定會幫他/她們,但他/她們同時也知道絕對不能去麻煩其他波蘭籍教師。」

但在台灣,由於老師對學生像朋友一樣,有些學生會不小心跨越了師生間的那條界線,進而直呼老師的名字。一位國立大學教師指出:「我其實不介意學生直呼我的英文名字,畢竟我在美國求學時,良好的師生關係也是彼此直呼名字。但在台灣中文的語境下,其實是很不一樣的,因為如果學生當著我的面直呼我的中文名字,我還是會覺得不太舒服,畢竟那是我爸媽或朋友專屬。」該教師進一步補充道:「我覺得老師跟學生間其實可以是朋友關係,但如果我們目前還是師生關係的話,還是要有一條界線在那裡才行,對雙方彼此都好。」

如果學生跟老師關係太親密,在指導學生上也會發生一些問題。元智大學應用外語學系的吳翠華主任觀察到:「台灣的老師雖然會一步步地帶著學生,學生在學習上也比較容易有方向,但缺點是學生比較無法獨立思考,很多都是照著老師的指導去做,或猜測老師的想法去寫論文。另一方面,台灣老師也不太容易接受學生的不同看法,讓學生難有創見。」

在波蘭,師生間的距離感也可能和教師研究室的安排有關。波蘭的大學老師幾乎都是共用一間辦公室,辦公室也很少擺放私人物品。與其說是辦公室,不如說是教師的臨時休息室;因為很多老師一下課就趕著回家,除了辦公室時間(office hour)外,很少會在學校逗留,公領域和私領域分得非常清楚。

任教於卡基米日維爾基大學物理系的卡洛・巴托謝維奇(Karol Bartosiewicz)是系上的年輕老師,和該系的博士生共用一間辦公室。卡洛・巴托謝維奇說道:「其實有學生會趁著上課前和下課後的十到十五分鐘來找我聊天,但都僅限於教室內,至今還從未有任何學生來我的辦公室找我問問題,可能也怕打擾到其他人。」

但在台灣,幾乎每位大學專任教師都有自己的研究室,所以下課後常常會留在校內繼續研究的工作,因此學生也很容易找到老師。任教於中原大學應用外國語文學系的許婷婷將研究室佈置得非常溫馨,也有很多學生會去她的研究室找她聊心事或對生活的迷惘。

「除非有跟課業相關的問題,否則學生在課堂中間來找我談話的比較少。可能我課堂中間只講英文,也對學生的課業跟語言要求非常嚴格,所以學生們知道那不是一個很好聊天的場域。」許婷婷進一步說明:「然而學生們也知道,只要來我的研究室,我們就可以輕鬆地聊聊各種事情,像他/她們的未來、生活上的各種喜悅跟煩惱,還有什麼都不是地純粹談天說地。我很享受這些跟學生們一起度過的時光。」

曾在台灣的一間私立大學交換一學年的波蘭籍學生薇琳(匿名)則比較了波蘭學生和台灣學生的差異:「其實我有點意外,因為我發現我的一些台灣同學像小孩一樣,上課常常遲到半個小時以上,卻不會跟老師道歉。我還曾注意到有一個男生,他上課的時候用手機看日本動畫,完全不尊重老師。我們在波蘭的教育是免費的,但我們也不會這樣浪費學習的機會。而且我聽說台灣的私校學費非常昂貴,如果學生對學習不感興趣,為何要浪費父母的錢上大學?」

薇琳(匿名)接著說道:「我覺得台灣的老師對學生太寬容了!有一位台灣老師跟我說,這是因為每個學期學生都可以透過問卷給老師打分數,如果分數不高,老師就會被校長約談,可能因此失去工作。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

北部一位不願具名的老師指出,台灣的大學老師常常為了升等,得額外充當導師賺取服務點數:「身為一名導師,我得幫學生寫推薦信或處理他/她們的各式問題,這些我都很願意去做。但有一些學生會覺得我拿的導師費是他/她們的錢,會想方設法地把錢連本帶利地討要回去。

例如,有學生在導生聚會時會點非常貴的餐點,或即使不出席導生聚會,也會叫出席的同學多點一份回本。但他/她們不知道,其實學校給導師的一學期導師費只夠付老師一小時的鐘點費,其它系所甚至更少,但我們卻得一天24小時隨時待機處理學生突如其來的問題。」該老師繼續說道:「我還聽說另一間知名的國立大學,有學生家長曾打電話給導師,要求導師每天打電話叫他/她的小孩起床。可見,我還不是最慘的。」

任教於卡基米日維爾基大學東方語言學系的林滄海(Eryk Hajndrych),目前是該系俄中文組一年級新生的導師。林滄海認為大學導師的工作是「幫助」學生,而不是「照顧」學生:「在波蘭,只有一年級新生才需要導師,因為他/她們剛進入一個新的環境,什麼都不懂,這時得有一個經驗比較豐富的人從旁協助。但大學生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得學著處理自己的問題,所以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告知學生學校的相關規定,或替學生跟學校或科任老師轉達他/她們的問題,協助學生自行解決問題。」

林滄海也曾在台灣求學過,他提出了兩國校園文化的差異:「我無法理解為什麼台灣的大學會要求導師得照顧學生的大小事,他/她們已經是成年人了,得學著照顧自己或主動尋求幫助。視學生為成年人也是對他/她們的一種尊重,這就像我無法理解為何台灣的大學會把學生的學習成績單寄給父母一樣,畢竟學習成績是學生的私事,這對學生似乎不太尊重。」

在老師對學生付出的同時,其實學生也是會懂得對老師表達感謝,這對老師的付出是一種肯定。任教於高雄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的唐綺霞分享道:「我有一些導生知道我一個人在高雄工作,家人、朋友都不在身旁,所以會在聖誕節或生日時跟我一起慶祝這些特別的節日,讓我很感動。還有一些進修部的學生,知道我需要更換家裡的燈具,會開車帶著我找適合的材料,幫我改造居家環境。」不過唐綺霞也認為導師制非必要,畢竟大學生都是成年人了,學生應該學習怎麼解決自身的問題。

看看波蘭,想想台灣。我們是否一直間接地阻擋我們的孩子長大成人,將他/她們保護得太好了?雖然距離就是一種美的波蘭師生關係不一定適用於台灣的大學體制,但大學導師的工作是否該包含照顧學生的大小事?而前陣子台灣大學校園接連傳出輕生案,這是否全是導師的責任?這都值得我們進一步去省思。

 


Tannen, Deborah. (1993). The relativity of linguistic strategies: Rethinking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gender and dominance. In: Deborah Tannen (ed.) Gender and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pp. 165-188.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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