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之外的可能性

根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的數據，民國百年，台灣的高中高職畢業生升學率，已經分別來到94.67%與81.91%之譜。十年前（民國九一年），高職畢業生會選擇升學的還不到一半（46.58%），現在，高職畢業生有五分之四會選擇繼續升學。

這個數字告訴我們，台灣已經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升學社會。

根據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第二波的資料，除了54.2%的家長表示隨子女的興趣，4.6%表示還沒想過外，剩下41.2%的家長中，約有19.8%的家長期待子女成為律師、醫師等專業工作者，若加上期待子女進入教育部門工作的7.8%，大約有27.6%的家長（超過41.2%的一半）期待子女透過教育晉身為白領階級。而針對高中職及五專三年級學生所做的第四波調查中，則有高達45.5%的學生期待自己成為專業人員（專業工作者與技術專業人員）。

因此，我們的高中職升學率會這麼高的因素，還有台灣人這麼「熱愛教育」的因素，非常有可能，都是來自於整體社會對於「專家」的追求──台灣人膜拜文憑。但是，當台灣社會越來越膜拜文憑，將會造成一些不利的社會後果。

第一，專家擁有的技能會隨著社會的進步而貶值，且技術的升級意味著需要的新中產階級勞動者銳減，這不只意味著在勞動市場上，新中產階級的競爭將越來越激烈，也意味著，在學校教育體制中，升學競爭將越演越烈。因為文憑是專家所需具備的必要條件。

第二，為了培養子女成為專家，家庭承擔了比過去更重的教育職責，在家庭生活裡畫分出一段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實施學校要求的教學行為。事實上，這些教育要求系統性地針對媽媽。為了教養子女在學校競爭中出線，父母需要投注大量的心力，參與子女的學習，於是性別分工的都市白領核心家庭在教育體制中特別有利。因為他們有辦法由高收入的一方（通常是父親）來支撐家庭經濟，而讓另一方（通常是母親）能全心全力教養小孩，配合學校的要求。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忘記，家庭的配合其實有階級基礎的。

首先，它是昂貴的。從民國百年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看來，每家戶平均教育支出是37,193元，這還包括單身(851元)、兩口之家(4,395元)的數字。三口之家的家戶年平均教育支出是26,958元，四口之家便跳到64,923元。

其次，當家庭引進官方教學脈落時，也引進一套中產階級式的家庭關係想像，以及說話方式。我們開始接受，當子女的行為出現偏差時，我們應該和他們講道理，不論處在什麼樣的狀態下，父母都應該節制自己的情緒，而「體罰」，逐漸成為一種標籤化的「惡行」。而這些要求，很詭異地，卻常常背離中下階層的父母以前受教育時被對待的方式，而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這些「不太會講道理」的父母的管教權。

第三，也最重要的是，當社會上有越來越多的學子與家長追求文憑，會使得「讀書升學」成為最安全的路，並使得「拒絕文憑」的風險提高。

進一步說，如果勞工階級兒童在機會平等的口號下被預期有能力與其他人競爭，又在功績主義的話語中，因挫敗而承受不良的標籤，在這個過程中，忽略勞工階級的意識形式、處世之道及語言符碼較難以在學校實現，將使得工人階級父母接受關於教育和菁英主義的主流價值，而積極地培養他們的小孩時，一旦子女的學業表現不理想，他們就更容易因此感到羞愧。如此一來，教育體系不止能實現資本的代間流動，並賦予其資源積累的正當性，更再製了階級做為區分形式及社會範疇的優先性。

最終，「讀書之外」的可能性似乎越來越少，在十二年國教啟動的當代，這些社會後果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