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2012總統大選與台灣(上):美國亞洲戰略的路線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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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大選向來為世界各國密切關注,不僅是因為美國具備形塑全球局勢的能力,因此一定要了解其領導者的政策作為,同時也因為各國多會預期美國的作為而有所反應,因此了解美國的政策也有助於推測其他國家的可能對應。把兩者結合,我們才可能初步掌握一國外在環境的可能變化。

但也有人說美國總統選舉主要是拼內政,外交多不是關注焦點,更有人認為一國的國家利益不會隨內部領導者的更替而出現變化,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所謂美國對台政策有一致性,例如「一中政策」從未因共和黨或民主黨執政而被改變。但問題是國家利益的設定及執行策略往往因人而異,以美國對台政策為例,從過去承認蔣介石政權代表中國,然後傾向支持兩個中國,到後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之後面對台灣民主化,美方改為要求中國不對台用武、同時台灣不挑戰一個中國框架的「雙重嚇阻」策略,顯見即便是美國的對台政策,過去七十年的紀錄顯示出改變是常態,不變才是意外。

美國總統大選與亞洲戰略路線

雖然是美中的貿易戰,不是外交戰,才是此次美國總統大選的焦點,但是美國亞太政策卻可能因總統選舉結果而出現變化。這與美國亞太戰略社區從80年代就存在兩種戰略思維,也在民主黨與共和黨各有擁護者的情形有關。歐巴馬如獲連任,在預期國務卿希拉蕊會離職的情形下,美國亞太政策及對台作為可能出現與現在不太一樣的發展。而如果共和黨羅姆尼獲勝,由於政務官員會大幅換血,因此改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一般多以對中國的態度來區分美國亞洲政策的藍隊與紅隊,認為藍隊對中國比較強硬,紅隊對中國比較溫和,並以此理解美國90年代以後對中政策「圍堵 vs. 交往」、「調適 vs. 避險」等態度上的差別。但是藍隊與紅隊的最大差異不是在於對中是否強硬,而是在其亞太戰略圖像中,是要以中國為主(Sino-Centric),意即只要美中關係好,美國在亞洲的經營就不會有問題;還是要由美國的亞洲同盟為出發點,並把中國作為亞太的一部分來管理。前者途徑主要以美國亞洲社區的中國通為主要支持者,後者的支持者主要是美國政府有實際經營過亞洲同盟關係的官員與學者,因此外界多稱其為「中國通 vs. 泛亞派」的觀點對立。

在歐巴馬政府中同時有中國通與泛亞派的支持者,對其亞太政策的演變進行分析,也可發現歐巴馬政府亞太政策的變化,與其中國通與泛亞派在外交決策權力的更迭有關。在歐巴馬政府剛上台時,中國通主導亞洲政策,不僅擴大既有的「經濟戰略對話」為「戰略暨經濟對話」,還包括在美中峰會聲明承認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確認中國對南亞事務的發言權等。前者連傾中的馬政府都被嚇出一身冷汗,後者則惹毛了印度。

但隨著中國通漸次離職(當然與中國作為導致中國通主張受挫有關),在歐巴馬政府的影響力被國務院與國防部的泛亞派取代後,美國的亞太作為就不再有明顯「美中關係是亞太政策上位關係」的色彩。也因此當人們看到歐巴馬如果連任,並發現這些泛亞派官員準備要離開,反而是在一旁納涼的中國通可能要班師回朝後,當然會懷疑美國的亞太政策是否會重回歐巴馬剛上任時的傾向。

至於羅姆尼陣中,有傳統的共和黨現實主義者如季辛吉、史考克羅、佐立克等,認為美中關係還是亞洲政策的首要。但這些人不是中國通,中國中心傾向有限,較屬於漢米爾頓派(Hamiltonian)的商業現實主義者(Commercial Realism)。而先前被大家罵臭的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被認為對羅姆尼的外交政策有舉足輕重影響力。

新保守主義者認為對中國需強硬,不僅美國的亞洲政策要以美國的同盟關係為先導,還想要進一步整合這些雙邊同盟關係,建立亞洲版的北約來鞏固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其亞洲政策主要執筆者,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弗立德堡(Aaron Friedberg),在1992年就曾提出冷戰的和平紅利在亞洲不存在,亞洲更可能進入多極爭霸的局面(Ripe for Rivalry)。

顯見如羅姆尼當選,美國的亞洲作為與現在的歐巴馬政府即便在內容上差異有限,但態度肯定有區別。由於外交慣性多是求穩高於一切,態度出現差異就可能引起戰略的蝴蝶效應。自然就會變成台灣的首要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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