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智庫執行委員,念物理卻誤打誤撞進入國際政治領域,希望協助打造一個有公義、自信、尊嚴、獨立與繁榮的台灣,讓下一代可以專心實現自己的夢想。
隨著美國與伊朗達成核子協議,以及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與「亞投行AIIB」,美中在印度洋─太平洋的戰略競爭格局日益明顯。整體聯繫起來看,呈現美國「東進西退」,以及中國「西進東守」的趨勢。
美國:東進西撤,加速重返亞洲
伊朗協議的結果會使伊朗為首的伊斯蘭什葉派勢力在中東坐大,「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的中東兩河流域什葉派新月形聯盟會逐漸成形。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遜尼派力量對伊朗核武協議的反彈也在此,也影響了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這個協議對以色列也有負面衝擊。但美國會不惜得罪以色列,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等傳統與英美友好的遜尼派盟友,據信與美國想要從伊拉克與阿富汗完成撤兵的考慮相聯繫。一旦美國勢力撤出,會需要伊朗勢力牽制伊斯蘭國、基地組織等遜尼派恐怖主義,有助於美國撤出伊拉克與阿富汗過程時的平緩。此外,工業革命與頁岩油氣技術的發展,也使美國不再那麼倚賴中東石油,要持續在中東耗費戰略資源的動機更低。加上世界戰略的中心點已經移向東亞,從中東撤出更可以讓美國有餘裕進行其「面向亞洲」的戰略佈局。
美國從伊拉克與阿富汗撤出資源後,意味其「重返亞洲/再平衡」的力道會加大,其與中國的戰略矛盾會加深,美中從太平洋到印度洋在「印太海洋弧線」的競爭會更為劇烈。
其實從這兩年美國在東亞的佈局可以看出端倪。華府除了與日本完成新的「美日同盟防衛指針」外,也與菲律賓、越南、印度、澳洲等強化安全合作,並以「美日同盟」為主要的支撐點,開始把美國在亞洲的雙邊同盟關係,從原先的「hub and spoke/軸心─軸承」安保體系,改為以「美日同盟」為中心點,與韓國、澳洲、越南、菲律賓、印度等國家建構多個「美日同盟加一」的三邊安全合作體系。更因為中國在東海、南海、印度洋、與中印邊境等的強勢作為,導致這些位於「印太海洋弧線」的國家也更願與「美日同盟」強化合作。
中國:呈現「西進東守」
另一方面,中國在習近平上台後,改變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政策,轉而尋求「大國夢、強軍夢」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在領土議題表現十分強勢,同時也對外有積極作為。但出現這個強勢作為的根本起點,是2008年台灣政黨輪替,傾中的馬英九總統上台後才展開的。
中國首先在2008年利用馬英九上台而將台灣「中立化」,台灣不再是美國在西太平洋關鍵的戰略盟友,造成美國西太平洋戰略的破口,中國也認為2008金融海嘯帶來「美衰中起」的戰略機遇,在2010年就對美宣示中東海與南海為中國的核心利益,並開始在東海對日本,在南海對越南與菲律賓,採取日益強勢的「維權」作為,這個改變引起美國警覺,也讓國務卿希拉蕊重新取得亞洲政策主導權,美國在2011年宣誓重返亞洲。美中在西太平洋戰略競爭態勢日益明顯。
這個趨勢在習近平上台後更是劇烈,但美國開始強化與日本、菲律賓、越南、印度合作關係,以及華府建構「美日同盟加一」的系列作為,讓中國在東海與南海的衝突沒有具體利得。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發展力道下滑,國家進入中度,甚至可能是低度的「成長新常態」,為了紓解過剩的產能,並強化中國對西亞與中東的關係,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的歐亞經發策略,並聚資創立包括「金磚五國銀行」、「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等為其金融支撐。
看到「一帶一路」規模浩大,加上俄羅斯因烏克蘭問題與美國及歐盟交惡,也開始強化與中國合作,因此有人認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代表中國西向戰略擴張,想透過鞏固中國在西亞的戰略後院,以準備與美國在東亞進行對峙。但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2010-2014中國在東海與南海與美對峙,結果並未如中國所願的使美國承認東海、台海與南海是北京的核心利益區。在東進遇到重大阻力後,中國開始注意力內轉而西向,利用其西邊鄰國多數積弱不振,而且也多不是民主國家的事實,強化與西邊的關係,深化中國對歐亞內陸的影響力,把這些國家變成中國的戰略盟友。在東方則開始採相對守勢。
伊朗核武談判、敘利亞內戰與「一帶一路」的後續發展,強化了這個整體趨勢。加上歐盟因為希臘債務問題引爆了「歐盟德意志化」的疑慮/批評,在短期內還面臨內部需要整頓,歐盟還是無法成為國際事務的重要行為者。因此美中兩強在歐亞的戰略博弈:東部「美進中守」、西部「美撤中進」的趨勢,會是未來幾年影響亞太戰略格局的主要觀察點。
台灣安全形勢相對有利,勿消極被動喪失戰略契機
美國重返亞洲力道加大,而日本、菲律賓、越南、澳洲、印度等國對美國重返亞洲的作為也更願意配合,美國也開始更重視台灣的戰略價值,曾經盛極一時的「棄台論」於華府不再吃香,這個發展也讓其他國家更願意接近台灣,特別是直接身受中國壓力的日本、菲律賓等第一島鏈國家。此時作為不能太保守,否則會失去難得的戰略契機。
過去台灣外交界普遍有種說法,認為兩岸關係一好,與其他國家關係就會沒問題,因為其他國家不用擔心與台灣的交流會引發中國抗議。馬政府因此引出「兩岸高於外交」的主張,導致承認中國對台灣的對外作為有否決權。馬政府也把「不挑釁中國」等同於「外交不可與中國不同調」,因此出現了「外交休兵」。
即便在綠營內部,也有人認為既然民進黨已被中國視為反中政黨,因此在東海、南海、日本、二戰歷史等中國十分敏感的議題,就不要出現與中國相反的言行,以免被中國坐實其「逢中必反」的指控,讓原本已經困難的民共關係變得更複雜。
以上思考如果持續,極可能會失去鞏固台灣在東亞地位的戰略機遇。一旦台灣失去這個機會,等到習近平在2017年處理完十九大後習時代權力接班,重新對台施壓以期待可在2020殲滅反統勢力,確保在2021建黨一百年與2022年習近平下台時,可在兩岸統一上有重大成果。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沒有掌握這個機會積極鞏固台灣的位置,2017後台灣面對的會是比過去八年壞上數十倍的處境。
面臨相對有利情勢,我們固然無須躁進而有挑釁作為,但絕不能消極以對。「以不變應萬變」只會讓台灣痛失良機,上天是不會給消極的懶蟲第二次機會的。現在是台灣強化與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以及美、印度、澳洲、東協等國合作的重要契機。對於這些國家的內部變化,如果認為對台灣國益有影響,我們就需要於適當時機有所表示,以促使這些變化會對台灣有利。
面對美中競爭激烈化,有人在此時主張台灣應採戰略中立,認為中立可以讓台灣不陷入美中競爭的漩渦。但在台灣的地緣位置動見觀瞻,但本身又無力單獨支撐來自美國或中國的壓力,而且也缺乏強大的域外第三者作為合作對象來平衡美中時,這種狀況下的戰略中立,很可能會讓台灣持續被鄰近國家質疑其戰略意圖,在無法取得其他國家的基本信任下,反陷入更孤立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