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民為邊界的再政治化:1985聯盟的觀察分析 (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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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脫離事件化與社運的理解責任

在1985聯盟的「十月十日天下為公」行動中,濟南路大會的人數大約是四千至五千人,最多絕對不會超過六千。

我一向有在運動現場用自己的方式計算「實際人數」的習慣,但是用這樣的描述方式作為開頭,當然有其原因。720與803的白衫軍行動雖然人數極多,但我們基本上還是可以把其看做是「事件化的運動」,這類運動的模式大致上便是起因於政府/當權者的顢頇,於是人民憤怒並起而討回公道。如果用蘇煥智(註一)的框架來說,這還是一種「受害者運動」的層次。

但是到了天下為公行動時,訴求可說是非常的硬派,直接朝著公投法、罷免門檻、不分區門檻等制度改革下手。幾乎沒有「受害者運動」的味道在內了,這種作法之大膽,就算是在社運團體中也是罕見的(畢竟幾乎沒有可操作二元對立的點,既無老阿嬤的眼淚,也缺乏中國的邪惡笑容 )(註二)。

所以,如果我們看媒體報導的六到八萬乃至於十萬人,根本就到了天方夜譚的「神話」境界而難以討論。但當人數的估計脫離神話,回到我們可以理解的範疇時,這種「一個演講廳可能都塞不滿的訴求」竟然可以有幾千名群眾的現象,就更赤裸的在我們面前招搖,等待著被面對。

僅僅憑藉著這點,社運界就應該對此進行嚴肅的思考。當然,要去說1985聯盟只是靠著把議題說得簡單溫和來騙取人數也是可以,但是這種分析除了失於粗糙外,對於自身也顯然沒有什麼幫助;而試圖探究1985的運作也並非意味著要求社運團體讓自己朝1985看齊,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基本理解的意圖與行動,就很難有所尊重,更難擺放彼此的位置,甚至會在該團結接納時彼此齟齬,該批判時互相鄉願。

我希望上述這段話成為本文的主旨,畢竟下面的分析再好再壞,也不過只是我個人有限的思索而已。而我也同意對我說這段話的「說話位置」的批評,畢竟若把我擺放在前兩年仍全力搞運動的位置上,我的情緒可能也會對我造成強烈的影響(註三)。

1985的邊界問題:「邊界裡面不需要再有邊界」

1985聯盟號稱為不分藍綠、族群的公民運動。而只要關心公共事務的人民都稱為公民 (註四),所以很多人便把1985聯盟理解為一個「沒有邊界」的運動。而既然沒有邊界,那就不會形成一個組織地帶,所針對的群眾就非常難進行確定,於是訴求便只能取「最大公約數」,這樣作出來的訴求就會非常的弱化、溫和,乃至於所有個別的群眾雖然都基本上認可,但也不想為此走出來,最後運動因此崩潰。對照於1985聯盟讓社運界感到強烈不滿的「溫和路線」,彷彿還真的有其類似之處。

但我認為(無論1985聯盟自己是否清晰意識到)他們絕非沒有邊界,這個邊界清楚地畫在「市民」這個區塊中。甚至我會說1985聯盟是近年台灣進行以市民為範圍的動員對象中做的最成功的一個。

在濟南路的大會上,主辦單位反覆呼籲在場群眾的只有兩件事:網路宣傳與垃圾清潔。其中要前往自由廣場前,主辦單位的一句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請在臉書上打卡並告訴自己的朋友們我們要前往自由廣場了!如果你不會操作,請你問一下旁邊的人,你旁邊一定有人會操作。」也就是說,這個運動預設了一群擁有智慧型手機、會打卡(或至少三步內必定有懂得打卡的人)的群眾進行參與。

而這當然有其限制,包括自六零、七零年代起,台灣現代化進程中對於「公共道德」的想像,一直都帶有自我克制、清潔、標準化的意象在內。1985當然不只自滿於完成這種想像的渴求,但他們根據自己的生命經驗來判斷,便十分明白滿足這種渴求是動員的基礎。

另外,像是同時拒絕/歡迎藍綠、「暴民」想像的恐慌、對於「不受傷」的堅持,也是上述想像的一脈相承。當然,因素並非單純如此,如阿林斯基所言,「對手段的要求程度與自己的利益攸關程度成反比」,這群市民其實大多沒有真正把自己看做是一個利害相關的集體。

「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滿簡單的吧?而且跟『沒邊界』好像差不多。」抱持著這種想法的人,請回憶一下1985聯盟在720時因為說出「現場三萬人,更是遠遠超過我們的預估,導致原本的遊行必須取消,因為現場有很多女性以及長輩在酷暑下吃不消了。」這種違反社運圈政治正確的話被電得半死的情景。當你面對一個特定群體時,所謂的「自以為很像」是不夠的,只要犯了一個你一無所知的基本錯誤,幾乎就是出局。

除此之外,在網路上的文宣、感言、宣傳片,這些看似簡單的東西,都是「組織技藝」的一部分——憑什麼這年頭大家的文宣都放在網路上,這邊沒人看,那邊可以動出那麼多人?又該如何面對這種散落性極大的集體並應對進退?在下午的公共論壇中,根據主辦單位的當場調查,在場的三百餘人大約有八九成是因為網路看到訊息而參與,而有六七成是自己前來,其中有人自承全家都是「9.2%」,有人則鐵桿深綠。

因此,1985聯盟不是沒有邊界,只是至少在當前「沒有必要在邊界中塑造邊界 (註五)」。而這種組織模式,也註定了很難對政府造成壓力,更沒有其宣稱的那麼具有開放性(在市民心目中對異類的排除氛圍,也複製在1985的現場,對於所謂的「邊緣人」來說,搞不好社運團體反而還更友善)

或許可以這麼說1985:這個運動孵化於大都市台北,它聰明地利用了自己所出生的條件與環境,創造了他所在位置中最好的動員方式,但是它在利用這些時,也不可避免地同時受到自己蛋殼的限制。

所以我們用其他運動的方式去檢驗1985,幾乎不可避免的會嚴重失準,畢竟它有的蛋殼你沒有,你當然不覺得它的問題可以成為問題。但也正因為它有著這些限制,它才做得到其他運動做不到的事情,彷彿鳥魚之相異。

因此,1985聯盟有其「威猛」的一面,如「制度改革訴求」竟然突破了幾千人(註六) ;但這種威猛的另一面就是在短時間之內,1985很難放棄叫大家「把垃圾撿乾淨」這種社運界看來無法理解且小雞肚腸的要求,至於衝撞或是包圍政府什麼的,就更不可能了。

是「去政治化」還是「再政治化」?

上述的段落應該已經對社運圈的另一個不滿:「1985為什麼如此去政治化?」給出了可能的答案。但我覺得透過這次的運動,我們同時也能對「去政治化」這個概念進行檢討,而這邊的段落應該用妖西在當天早上的臉書發言(註七)做為開端。

妖西認為「社運圈真的該好好檢討一直以來的調性、與群眾對話的心態」,而社運圈之所以無法動出那麼多人,他認為一個主要原因是「學者在社運圈的角色太重、太核心,而台灣的人文法政、社會科學學術圈在國民黨統治下被束之高閣,看似地位崇隆但其實被軟禁的情況下,自然遠離一般民眾。運動訴求、調性以此為來源,自然充滿不親民的語言、概念,以及高不可攀的理想性。」另外,「公民1985的支持者性質是相對清楚的,就那群被媒體洗腦,觀念嚴重去政治化的素樸民眾。」。

「去政治化」這個詞彙預設了我們應該要「政治化」。而在實際使用時,由於國民黨的壓迫在歷史與當前結構上如此的具體,我們當然要以打倒國民黨作為第一要件,而國民黨這種客觀的壓迫結構在這段時期毫無改變,所以「政治化等於把打倒國民黨作為第一要務」,當然就無庸置疑。

但政治化是否只應該擺在認識「客觀的壓迫結構」(註八)上 ?這不免讓我想到《野百合通訊》的封底金句:「壓迫正在進行中」,這或許是我們分析客觀的壓迫結構時確實的結論,但當時的市民真的有感受到「壓迫正在進行中」嗎?至少我現在回頭隨意與經歷過解嚴與野百合學運的人們談及那段歷史,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的生活並未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再政治化」不該本質地想像為「就是應該要打倒國民黨」、「就是應該要看到階級」,而是必須時時重新連結與建構。每次的政治化過程雖都受到歷史與結構的引導,但終究要叩問的是「政治/公共事務究竟與我何干」這個問題,也就是從正視「主觀壓迫感」,並且進一步把這個問題放在結構的視角下去理解,,就算推到最後的解答還是「打倒國民黨」,以賦權(empowerment)的觀點來看也完全不同

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1985聯盟在做的,並不是「去政治化」,反而正是對市民的再政治化。反倒是對所有並非馬上「反國民黨」、「看到階級」的運動都抱持輕蔑態度甚至打為反動派的作法,我才不知道這是在「政治化」個什麼東西。(待續)

 

註一: 蘇煥智將公民運動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受害者的抗爭運動,第二層次是政策(含建設)訴求的公民運動,第三層次是參與決策丶督導執行的公民參與。http://www.ade0720.tw/2013/09/blog-post_18.html

註二:這句描述在現場時並非全然的事實,如在下午公共論壇時幾乎把「人權、憲法、服貿」三位一體的談,「台灣要被中國拉下/併吞」的恐懼仍是一大重點,而早上大會時也沒有太著重於政策的討論。但我認為考量到現實狀況,這尚稱正常。

註三:為什麼當前社運會對1985產生強烈的情緒,將於後面再做交待。

註四:1985聯盟803演講稿http://pttcitizen1985.blogspot.tw/2013/08/803.html節錄:「我們就是一群公民,我們不是專職的社運分子,我們要說世界上沒有什麼人叫做社運分子,唯一有區別的只有關心社會與不關心社會的人兩種」

註五:除了沒有必要之外,設立邊界中的邊界,也會破壞上述想像進而影響動員。

註六:至於那是「誰的客觀壓迫結構」,在這邊就不列入討論了。

註七https://www.facebook.com/yoshi.liu.9/posts/10200624604926732,另外,妖西的發言我頂多能同意四分之一。因為學者在社運圈的角色的確很重(我不確定這是否有歷史因素?畢竟早年在威權體制下,稍稍能夠保留自由或進步意涵的場域就只有學術圈,而文化路徑上知識分子對公共議題發聲的正當性也高)但是,重要因素真的只有這個嗎?我也可以隨便再舉出一些聽起來也合理的可能性:包括如李丁讚在《群學爭鳴》提到的「台灣的社會力不加反思地快速投入政治力」,社會力的極速萎縮難道對乘載這些價值的語言與概念無法深入民間沒有影響嗎?又或者是說,台灣的媒體在脫離黨政控制後,並沒有隨之進入一個公共化的進程,反倒是投入資本懷抱,而媒體在破壞既有統治正當性過程中的缺席,又能說沒有影響嗎?

註八:太沒根據的臆測就不放入正文了:或許是因為台灣的法律語彙與公眾生活長期脫節,但其卻又是我們討論公共事務的「官方語言」,而相對習於接觸這些語彙的,便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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