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有一個體制曾經帶動了經濟的成長，曾經轟動一時，如今卻黯然失光彩。有一群人，整天看到政府官員、企業家甚至是一般民眾，高喊著要大刀闊斧的改革、改善他們不對等的現況，卻未見政府積極、有效的作為。他們隸屬於技職體系，名叫高職生或技職生。

以考大學為例，高職的大學考試全名為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又被稱之為統測。分了電機、資電、家政、商管、餐旅……等共二十大群。這樣的制度乍看之下替學生做了最適的分流，學生可以擇其所好去報考對應的群，並從對應的群中順利的進入自己理想的校系。實際上，卻是悲劇的序言。

教育一直以為被當成階級流動的工具，給了弱勢家庭子女階級流動的機會。陳前總統出身三級貧戶而能就讀台大法律系進而成為總統，更是為人所稱道。然而今天在台灣，弱勢家庭子弟真能透過高等教育翻身嗎？

由於缺乏實證的研究，很難指出有多少比例的弱勢家庭子女真的因高等教育得以進階翻身，但家庭背景影響接受高等教育明星學校的機會卻早從各項研究獲得證實。

2002年駱明慶的一篇〈誰是台大學生？〉的研究指出，1982到2000年間，57.6%的台大學生來自雙北地區，而苗栗、嘉義、花蓮、新竹、台東五個縣的比率卻不到1%。另外台大學生父親是中高白領階級、公務員的比例高達77.5%，遠遠高於工農的8.5％。

駱明慶研究的是台大學生的家庭背景，同樣看看中低所得家庭子女實際就讀各大學的學生人數比例，結果更是怵目驚心。

前文回顧：
【政策想想】 台灣經濟轉型來自創新，創新來自教育大革命 ──專訪王震華（上）

（台灣要有什麼樣的產業政策，才能使「悶經濟」再度復甦？國家又需要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想想論壇近日專訪前廣達電腦總經理，現任美商杰納絲科技董事長、新境界文教基金會董事王震華，以下為專訪摘要。）

屬於台灣的30年IT榮景已過，台灣經濟急需轉型，卻苦於投資外移、內需不振，已經是每一個人都知道的事實，如今需要的是對策。王震華表示，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另一種IT──吸引優質台商回流、外資進駐的「投資台灣」（Invest Taiwan）大戰略，打造「以台灣為中心」（Taiwan-centric）的經濟形態。

近日，隨著高中歷史與公民課綱「微調」的白熱化，也開始陸續有人注意到高中國文課綱的問題。（比較詳細的討論，可見拙作〈除了歷史和公民，你知道國文課綱也被調了嗎？〉，此處不贅。）事實上，國文科一直有著非常嚴重的問題，就算解決了這次的課綱爭議，這個科目都還是應該進行一番徹底的改革。目前我們所爭議的文白比例問題、意識形態問題，其實都沒有深入此一科目真正的沈痾。對於現行的高中國文科，各種批判的意見已有許多，我在此想要從另外一個方向討論這個問題：到底高中國文科應該怎麼改？可以怎麼教？

關於「以監視器抓違規停車」這件事情，柯文哲市長主張「法令沒有說不行的事情為何不能做」，引起軒然大波。反對者如錢建榮法官雖投書媒體，依法理、援法令說明為何期期以為不可，仍有許多民眾認為「以監視器取締非法究竟錯在哪裡」。柯文哲市長人氣之高，敢攖其鋒者漠不淪為全民公敵。筆者不知死活、不揣淺陋，試圖用更白話的方式說明整件事情的癥結點究竟在何處──答案是「隱私權」與「法治精神」。

問：隱私權的內容是什麼？

隱私權的內容極廣，幾乎可以說只要和「個人」相關的資訊都包含在內。從你的醫療記錄、車牌號碼到你每天的私人行程，都算是隱私的一部分。

（台灣經濟如何振衰起弊？年輕人如何創造未來？國家又需要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想想論壇近日專訪前廣達電腦總經理，現任美商傑納絲科技董事長、新境界文教基金會董事王震華，以下為專訪摘要。）

台灣經濟面臨全球化挑戰，勢必要揮別勞力密集、代工的舊模式，推動「三創」創意、創新和創業，創造新經濟模式，才能打破「悶經濟」，但是在鼓勵與促成創業的同時，人們必須了解「所有的創業者，都不是政府培養出來的」。政府可以作的，是為創業者打造好的環境；在台灣，領導者更要勇於作出大破大立的教育革新，建立新社會價值，前廣達電腦總經理王震華這麼說。

想透過政策讓年輕人突然之間就有創意創新，是不太可能的事，最重要的是從教育解放思想，同時建立不以金錢和致富至上的社會價值觀。舉例而言，現代多數人希望有穩定工作與固定收入，這就是主流價值觀之故；但教育必須讓年輕人認知，各領域都可以有傑出成就，人的成就並不見得要以金錢來衡量。而金錢至上的另一面，也造成了「仇富」心態，因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致富。

舊價值與結構應該被揚棄

出生於1954年的王震華，對傳統教育體系下所形成的社會結構，有獨到的看法。他以二、三十年前高中的分班舉例，在全年級二十幾班之中，自然（理工）組佔絕大多數，社會組大約不到五班，其中又以商科居多，文法最少。

近來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掀起舉世注目與討論，尤其是台灣是否應該參與「亞投行」也帶來諸多的辯論。事實上，作為世界前三十大經濟體的台灣，若非國際政治因素我國理應能夠客觀思考是否需要參與其中，發揮應有的角色而不致淪落至連國家稱謂都飄忽不定的尷尬處境。

朱立倫代表國民黨率團前往中國上海參與「第十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這項國共的年度盛會，在兩岸政治場域起著何種作用？而又如何影響台灣的國內政治？要回答這些問題前必須要把時間點拉長，回到國共論壇的起點來觀之。

系列前文：

人類生活在往自由方向衝刺，教育呢？

除了上課用電腦，科技會將教育如何改頭換面？

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未來教育可能不再有畢業與入學，不再有班級和年級，甚至老師和學生的身分，也將隨時轉換和切換。

是否你會懷疑：這些究竟是幻想還是空想？

柯文哲市長日前語出驚人，表示要用監視器抓違規停車，引起相當大的反彈，法界人士表示此舉根本沒有法源，有違法之虞。針對法界人士的批評，柯文哲強調「法律是服務人，而不是人去服務法律」，並指出被法律限制的人是「腦袋裝大便」。

對柯文哲想法的批評，不外乎是（一）監視器侵犯了民眾的隱私權，又稱資訊自決權；（二）即使國家要侵犯隱私權，也必須有法律的授權方可執行（例如監聽），用監視器抓違停並沒有法律授權；（三）即使法律有授權，也必須符合比例原則；而用監視器這種侵害極強的手段去抓雞毛蒜皮的違停，有違比例原則。

我想，柯文哲應該沒有反對監視器會侵犯隱私權一事，而是針對沒有法律授權一事，希望直接能有法律授權，然則這並沒有解決比例原則的問題，因此學者及實務界人士馬上撰文指出，為了保障事前聽審權（除了特定狀況，不能在駕駛人不在場的時候逕行舉發），即使硬訂了法律，法律也不合憲法的指導原則。而這種硬要法律去符合政府利益一事，也已經類似獨裁，違反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