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從政治正確邁向生活正義

友善列印版本

島嶼天光再度放晴,遠眺海的彼端,卻仍有未知的迷霧埋伏。

2016年總統暨立法委員選舉順利落幕了,民進黨的再興與時代力量的崛起,代表了「台灣主體」意識獲得共同的完全勝利。此次的政權轉移,其意義並不是所謂的第「三」次政黨輪替(輪替的價值在於進步,因此舊殖民政權的復辟並不能算在內),而是第三波的台灣民主化里程碑。繼美麗島世代訴求的終結黨禁和戒嚴、野百合世代解散「萬年國會」的努力之後,這一次的大選結果在相當程度上,是前年(2014)太陽花運動的世代能量爆發所累積的民主化政治成果。這第三波民主化的訴求不再只是侷限在政治層面上,而是植基於土地認同之上的完整生活正義。「中國威脅」與其說是刺激的原因,毋寧說是彼岸社會受到台灣主體運動刺激而產生恐慌的結果。

勝選背後的太陽花新浪潮

就民主世代交替的意義來看,此次的政權轉移其實是接續陳水扁時代而來(非馬英九,而野百合與太陽花較大的世代間隔,便是因為陳水扁執政的民主基調對社運的緩化作用)。從選舉的數據結果論,最大的贏家自然是蔡英文所領導的民進黨,然而筆者以為,真正造就這場台灣主體認同勝利的,卻是來自公民覺醒而跨越黨派、族群甚至是國家意識的新民主浪潮。其中,太陽花世代以及作為其政治實踐的時代力量,可能才是這第三波浪潮的能量源頭。在一片綠油油的執政版圖背後,無論是成為總統的蔡英文及其競選團隊,或是黃國昌、林昶佐、洪慈庸等人組成的問政陣容,都已不再是傳統政治定義的「泛綠」政黨或派系,而是自成一條從美麗島、野百合承繼而來,卻在太陽花運動中脫胎分流的「存在式」民主勢力。他們不再囿限於硬性的國家崇拜(無論它叫中華民國或台灣)與陽剛的政治權力鬥爭,卻更多元地著力於追求土地認同、環境價值、文化/歷史認知和社會公義。這一點,可以從各候選人背景的多樣性看出。

雖然此次負責民進黨選戰操盤的洪耀福、林錦昌、劉建忻、陳俊麟、姚人多等人,都是出身自野百合學運,然而蔡英文本身既非野百合世代,也沒有派系色彩,卻與太陽花運動和時代力量存在著更緊密的聯繫。她非但在學運期間表達力挺學生立場(這立場一直延續至反課綱運動),更透過小英基金會和《想想論壇》網站,與學生和公民團體建立網絡連結;同時,在太陽花核心成員組成時代力量參選期間,蔡英文亦親自公開為他們站台。我們無法分辨蔡英文與太陽花/時代力量之間,究竟是何者在拉抬何者聲勢,但顯然兩者間的相互加分和緊密結合,是共同勝選的最大關鍵。就問政理念的角度看(強調社會公義、主體性而淡化意識形態),筆者甚至可以說,蔡英文不是作為民進黨的候選人而成為總統,而是身負太陽花世代與318新公民運動之後的人民期待而被推舉執政的(這也是未來四年蔡英文必須意識到的權力合法性來源)。野百合出身的社民黨召集人范雲對蔡英文「進步大聯盟」提案的婉拒,表面看來是對「政治並非短期投機與選票結盟」的堅持,但從台灣民主發展史的角度看來,卻也代表了野百合世代與太陽花世代在公民運動與民主理念上的分道揚鑣──顯然地,蔡英文選擇了後者的路線。

顛覆政黨政治的新領袖世代

筆者曾於2014年4月發表的〈太陽花落時:寶島之春正開始〉一文中提到,太陽花學運是台灣首度具有全球同步格局的街頭運動,它不僅揭示了未來公民運動進入網路微型遊擊戰時代,也宣告了跨越藍、綠及其投資媒體之外,真正具監督力量的第三政治勢力的形成,這股勢力是由知識份子領導、由人民直接參與。如果說,野百合學運代表了90年代以來中產階級要求政治及論述權力重新分配的多數權益,則太陽花學運追求的是生存環境層面上貫穿階級差異的普遍正義。而今,新勢力的確遍地開花,在新一批的時代領袖(無關年齡)身上,我們嗅到民主新浪潮的氣息。不只蔡英文的女性知識菁英氣質建立了跳脫綠營的政治非典型及其與新世代公民的融合能力,黃國昌介於學者、街頭運動者與政治人物的三棲特質,也為自己塑造了獨有的親和魅力,更不消說洪慈庸作為不公制度受害者/控訴者的去政治/政黨身份,以及林昶佐「用黑色音樂向政治搖滾」的叛逆創作者形象。

如果,我們再將2014年底當選台北市長的柯文哲──他那醫界菁英、半路出家的背景,以及堅持無黨籍的獨立知識分子色彩──加入這批領袖群像中去找出共同性,便能清楚看出「後太陽花時代」的權力流向,是如何透過民意反映出去政治化、去父權主義的特質(與同志族群的社會認同運動有所交集並非偶然),以及對生活正義、土地關懷、存在自由和文化認同的更多期待。這波新民主運動的實踐,將會遭遇許多執行技術與社會協調上的種種困難,但暫時撇開這部份不談,非政黨屬性的知識份子(包括具批判力的文化人)與新公民透過網路、街頭、公民講座等互動介面的合作,已然是未來台灣民主化的主要認可趨勢。

存在的認同與正義

在此次選舉期間,雖然擁中陣營和中國政權不斷相互配合,企圖操作兩岸衝突和統獨爭議來引發台灣民眾的恐慌焦慮,然而對於經歷過前年3月那場「福爾摩沙之春」的台灣人而言,國家框架和政權意識形態早已是不受關注的、被解構的、過時的「核心/邊緣」論調。台灣的獨立是當下存在的生活現實(無論國號),其主體不是國家而是土地、是人民,而我們真正最大的焦慮不是中國政權的戰爭恐嚇或經濟包圍,而正是它背後所代表的任何對台灣人生存尊嚴、生活自由和身份認同的環境與精神威脅。周子瑜事件之引發台灣眾怒,不是因為那面「中華民國」國旗(這也是為何擁中陣營以之揮舞造勢卻無效),也不是因為「中國統一 vs. 台灣獨立」的二元對立意識,而是純然發自成熟的(超性別的)台灣主體內在對存在境遇之一切外來壓迫的怒吼,一句兼具國台語雙聲和原住民氣勢的歷史性訐譙:「幹恁娘爸咧關你屁事!」

媒體畫面中那位受脅迫的小女孩,不是一位藝人而是每位土生土長的台灣囝仔,手舉著象徵父權政治陽具情結的國旗,卻渾然不知地(carelessly)把玩耍弄。在似是宣告國家主權的表面下,被解構的正是國家概念與「中國國號」的矛盾荒謬性(這恐怕才是讓中國官民齊跳腳的崩潰點)。她/他是台灣人,也是反伊底帕斯的(Anti-Oedipal)。

後太陽花時代的新民主浪潮不再熱衷國家認同的政治正確,它真正關懷的是台灣土地上的生活正義──這才是以女總統蔡英文為中心的新台灣政權上台後,將被嚴格檢視的真正評價標準。過去不斷被政黨(尤其是藍營)高掛賣弄的安定進步、經濟繁榮、區域整合等架構在中國(或西方)市場概念下的「發展論」,將在環境(ecology)高於經濟(economy)的未來世界基調中被證明為落伍的。

如今,希望永續發展的台灣新公民更關切的是關於社會剝削、制度暴力、貧富差距、資源分配、環境衝擊、生活安全、弱勢照護、產業轉型、休閒多元、文化教育和人文紮根等問題/議題,該如何在官方、產業、知識分子(而非只是學者)與公民的共同參與下,獲得多贏且「有感」的解決成果。新民主要的不是口號、意識形態、官僚作秀、制度賣弄、漂亮數據、學者背書和主流勝利;新民主要的是全民都直接有感的自由、自尊、價值和幸福。

用正義奠基生活;用文化對抗政治

前年4月,筆者為文預言的「年輕化領袖時代」,如今以更快的速度在形成台灣政壇的新現實。這股正在發生的浪潮,全世界都在注目。未來的挑戰,將不只是關係到綠營、新政權或知識菁英的事,而是每位台灣人的事:是如何在全民的互動參與中,一一去監督處理那些先前發生而引發社會重大創傷的官商弊案、公安/食安犯罪、不當黨產、併吞式外資入侵、居住正義等具體事件和課題。筆者期望進入總統府和國會的新力量,莫要再重覆過去的官僚式作風,用口號、作秀、新制度和發展論來掩蓋這些有待優先解決的生活正義指標事項。人民已不再如此容易被繁榮或小確幸所催眠,他們要看到的是這些令人無法接受的、生活的可恥事實,真的被徹底改變了。正義,從來就不是理想的高調,而是有尊嚴的自由生活基礎。

中國或香港,統一或獨立,都不過將被證明是國家政權賣弄的假議題。彭明敏曾言:「文化認同不等於政治認同;民族認同不等於國家認同。」在這些假議題背後存在的,是人類與人類之間相互影響流動的「文化對抗政治」的自由精神。中國威脅的內裡,其實是大陸社會對此岸自由的備感威脅。存在於彼端迷霧之後的,究竟會是霸權的擴張或瓦解,端視我們自己是否能「活得很好」(being well)。當存在的民主成為人民普遍的認同價值與現實時,統一或獨立,便不過是用以定義文化或主體自由所使用的不同修飾語罷了。唯當舊時代的政治父權都一一垮台之後,交流,才可能成為真實發生的價值事件。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