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不能做的事!】你不能稱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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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在是完全自由開放的社會,只要不違法,大家可以隨心所欲做想做的事。不過在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很多現在看來理所當然的事,當時統統都不准做。例如現在多數人慣用中性的「日治時期」,稱呼日本在1895年到1945年的統治;但過去曾有段期間,只能使用帶有強烈貶意的「日據時期」。而這個名詞之爭,還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淪為國族認同的標誌,再度浮上檯面。

日本在1894年的日清戰爭擊敗清帝國,並根據兩國於1895年簽署的「下關條約」,合法取得台灣的統治權。而在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黨軍隊按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所頒布的「一般命令第1號」,接受在台日軍的投降,實質統治台灣。

順利接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把如何驅除台灣人的「日本毒素」,列為重要施政目標。所以立即全面禁絕日文之使用,不過對於過去那段時期的稱呼,倒是沒有硬性規定。在政府的公文書上,「日治時期」、「日據時期」、「日本時代」等稱呼,都曾出現過。

直到1951年11月,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行文給台灣省新聞處指稱,台灣當年遭受日本「侵略佔據」50年,世俗稱此時期為「日治時期」,習焉不察,「殊堪憂懼」;如稱此時期為「日治時期」,是昧於日本過去的侵略行為,泯滅台省同胞「固有之國家民族意識」。要求未來應改稱為「日據時期」。

台灣省新聞處也立即將這分來自國民黨的指示,抄送給全台灣的報社、通訊社、雜誌社,並刊登於省政府公報。

對照於當年「聯合報」的「日治」使用數量,剛好能看到這道禁令的影響。「聯合報」在1951全年使用超過80次的「日治」,1952年就遽降至十餘次,1953年、1954年各用廿餘次;不過在1955年以後,就僅剩零星的個位數,一直持續到1993年;其中1966、1968、1980、1983至1987年等10年,完全看不到「日治」兩字。

師大歷史系名譽教授吳文星回憶,他1976年發表文章時,就曾被提醒,那段期間屬於「竊據」,只能稱為「時期」而非「時代」;所以當時還只能用「日據時期」,連「日據時代」都不能用。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也指稱,自她「受教」以來,都是用「日據」,似乎沒有別的用法。故其於1981年完成的碩士論文,也是用「日據」。

直到1987年解嚴後,才陸續有學者回歸歷史本質,慢慢改用「日治」。不過也不時傳出,保守派學者會在口試時,因年輕學者使用「日治」而抨擊對方是否支持台獨。

李登輝政府在1997年推出國中版「認識台灣」教科書,首度將台灣歷史、地理獨立成冊,不再是中國史地的附屬品;也沒繼續使用「日據」,而是將學界已慣用的「日治」擴充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緩解傳統中國史學界、統派團體的反彈。

學術界的使用趨勢可從國家圖書館「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來觀察。若檢索論文標題,從解嚴的1987年到1999年間,共有107件論文使用「日據」,略多於「日治」的91件;但2000到2007年間,僅51件論文使用「日據」,遠少於「日治」的337件;2008到2015年間,更只有17件論文使用「日據」,「日治」卻多達511件。

進一步比對2000年之後仍使用「日據」的系所,幾無歷史系所,多為非本科的中文所、社會所、日本所等。顯示在學術界,使用「日治」已是普遍共識,且堅持使用「日據」的已愈來愈少。

回到之前提及的「聯合報」,其使用「日治」的次數,也在1994年重返兩位數;此後逐年攀升,在1999年首度破百次,2007年更是跨越兩百次。

不過由統派學者張亞中於2012年籌組的史記、克毅、北一等出版社,欲使用「日據」編寫歷史教科書,而遭教科書審定委員會退回,遂直接找上馬英九總統申訴。在馬英九於2013年7月18日親自裁示,不得硬性規定「日治」或「日據」後;教育部馬上急轉彎,同意教科書並陳「日治」與「日據」。

學界出身、個人也慣用「日治」的行政院長江宜樺,更在2013年7月22日突襲下令,為維護「國家主權及民族尊嚴」的立場,今後公文書將統一使用「日據」,而非「日治」。大走62年前的回頭路,引發台灣社會譁然。

諷刺的是,當時教育部、法務部、文化部、交通部所發出的新聞稿,均已普遍使用「日治」,行政院網頁在轉錄時也未刻意將「日治」改為「日據」;就連江宜樺任內編列的2015年度行政院預算書,也同時混用「日治」與「日據」。

也因此,蔡英文政府2016年執政後,行政院就公開宣示,江宜樺任內的這份公文沒有法律依據,對行政機關不具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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