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喜歡騎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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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於十二月十日來台訪問的哈佛法學院教授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註1)是一個對人類行為充滿興趣的法學家。他在倡議審議民主的同時,也質疑「審議」(deliberation)在真實世界裡面是否如想像的美好。透過實驗,他發現人群有「團體極端化」(group polarization)的傾向。如果沒有正確的資訊,審議討論只會造成藍的越藍,綠的越綠;相信ISIS教條的更加無法忍受西方國家,認為九一一是美國政府自導自演的,益加懷疑所有政策背後都是軍工複合體的陰謀。這種狀況下的「審議」,反而會變成仇恨的溫床,陰謀論會取代審慎思考的意見表達。

他以《聯邦黨人論集》(Federalist Papers)裡面關於政府體制的討論為圭臬,奉行麥迪遜的民主理念(Madisonian democracy),認為民主如果不講理性,就會變成多數暴力,比獨裁更需要擔心。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討論「團體迷思」(groupthink)時,認為「統計上的集體智慧」會比「審議的集體智慧」(deliberating groups)更精確。只要接受調查的多數成員對事實更瞭解,全體成員的選擇加總後的平均數,就將趨近於正確的結果。因此,就事實判斷而言,大數法則或多數決,會是好的決策方法。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條件的主張,如果無法去除掉「團體迷思」經常出現的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三個臭皮匠不一定勝過一個諸葛亮,團體決策只會放大個人決策的缺點。這當中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沒有人提出正確的資訊。

這種「鋸齒狀」的思考進路,同樣可以在他的法律論證中找到。他認為美國政府應該盡力實現小羅斯福總統的「第二權利清單」,讓社會經濟權利成為實質上美國憲法的一部分。但是他同時又主張,權利的保障和執行都是有成本的,彼此之間會出現取代關係,因此重大的政策都必須經過成本效益分析。唯有「效益可以超過成本」的政策才能付諸實行,不是每種權利所推導出來的政策都可以「做好做滿」。

此外,他主張司法者應該避免做出革命性的判決,以「窄而淺」的方式務實地解決眼下的爭議即可,讓重大問題留待未來的政治互動來解決。但是他又支持「活的憲法」,認為法官在解釋憲法時應掌握憲法條文背後的實質目的,作出符合時代脈絡的判決。因此,當聯邦最高法院尚未針對同性婚姻是否合憲作出判決前,他主張大法官最好採取司法最小主義,將婚姻視為和選舉一樣的制度,只要該州政府提供了這項制度,就應該不分性別地提供人民使用的機會。不過,今年六月聯邦最高法院作成Obergefell v. Hodges之後,桑思汀認為這件判決是符合美國憲法解釋長久以來所樹立的價值,多數意見並非「憑空創造」一項權利,而是從社會演進的過程中,反映美國多數人民逐漸形成的道德承諾。

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桑思汀?大多數時候,兩者都是。

桑思汀在〈執兩用中〉(Trimming)這篇文章中,提到所謂的「權衡者」(trimmer)。他認為在對立的狀態中,有兩種權衡者:一種是妥協者,一種是保存者。妥協者擅長和稀泥、沒有原則的退讓;保存者則是聆聽彼此的差異,嘗試保留彼此的優點。理論上,保存者的作法好像是比較值得採納的解決方案。但是,激烈的社會或政治衝突往往是以「零和遊戲」的方式呈現,你只能選擇一個答案,不可能兩邊都要。人們往往討厭騎牆派,覺得他們在道德上甚至比立場鮮明的敵人更卑劣。騎牆派試圖做好人,到最後兩邊都未必能討好,甚至衝突還是繼續存在。

他所提出的最小主義也有類似困境,將衝突留諸未決,但如果一直無法解決爭議,是不是就永遠處於爭議中?長此以往,社會所蒙受的損失恐怕比「引刀稱一快」還來得更大。桑思汀認為,在必須要有一個決定的時候,可以採取「執兩用中」的方式,無論是妥協折衷或保存優點,至少有一個規則可循。但如果情況沒有那麼嚴重,不是「非要」作出一個結論不可,也就不需要勉強「生」出一個整全性的答案,或許慢慢就會想出方法解決。

這種漸進式的、鋸齒狀的改革路線,源自他對於人類認知行為的觀察。在極端的情形中,人們往往產生迅速、直接的反應,在所謂「快思」的第一系統下作出決定。這種決策經常會受到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的影響,發生錯誤。例如只看到自己周邊的狀況(「既有資訊」的思考捷徑),或只注意到近期發生重大事件(如大地震後,特別重視順向坡或逆向坡)。這些認知偏誤會妨礙我們接觸到更完整的資訊,導致個人決策或團體決策出狀況。

第二系統的「慢想」提供決策者更多機會進行周延的思考,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就是一種「慢想」,它要求決策者一定要考慮到正反兩邊意見,檢查是不是會有過度樂觀或過度悲觀的情形。在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時,人們會接觸到不同立場的資訊,漸漸瞭解反對者的意見,重新評估原先的立場。這些資訊的累積,一方面可以加強對於事實的正確預估,二方面可以避免思考的極端化。

政府官員在設計政策時,最要注意的是如何去除人們思考的「認知偏誤」,促進資訊的充分流通,讓民主可以同時發揮大數法則的統計正確性,又兼具促進公共審議(deliberation)的目的。所以,對桑斯汀來說,最好的權衡者並不是和稀泥,而是在交談的過程中瞭解對方認知的侷限,提供另外一個角度讓他思考。同時,也把這一邊提出的好方案,傳達給另外一方去思考。讓彼此的資訊能夠充分交流。騎牆派如果能夠「傳達資訊」到原先封閉的圈圈裡面,未嘗不是促進審議。但是,如果連聽都聽不進去,勢同水火,此時也不用騎牆了,就直接採取最小主義,解決能解決的就好,其他的以後再說。

這些建議看似尋常,其實奠基於長久以來人類在各種社會制度中包括法律、市場、政府決策、甚至個人生活選擇等場域累積的智慧。在此理解下,政府不要太過直接地介入人民生活,因為你不見得瞭解每個人的客製化需求。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避免人民受到太多「認知偏誤」的屏障,作出錯誤的選擇。法律也好,政策也罷,最重要的是在避免「認知偏誤」對社會整體產生的負面影響。所以,絕對不會像自由市場派人士所說,國家永遠不要進行管制。但也不至於像「保姆國家」(nanny state)一樣,事事都管,時時都管。政府要創造讓人民可以主動選擇的機制,而且這個機制可以避免在「認知偏誤」下做出選擇。

桑斯汀的想法本身也是在刺激讀者去進行思考。他無意於灌輸特定的思考結論,也不認為自己的說法就是最終的答案。人類一直都在思索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思考」的持續進行。騎牆派如果能夠讓敵對陣營獲得不同資訊,開始思考彼此的優點,人人都會喜愛他們。

 

註1:凱斯・桑斯汀教授將於12月10日至12日進行2015年雷震民主人權講座及中研院特別講座。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sunstein2015.iias.sinica.edu.tw/

推薦閱讀:

凱斯·・桑斯汀,《剪裁歧見:訂做民主社會的共識》,衛城出版。

凱斯・桑斯坦,《破解團體迷思》,三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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