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主義與敘利亞人道危機：我們這個時代的「戰爭責任」議題

敘利亞的「人道危機」，終於震驚了歐洲的社會良心。遲到的人道關懷，儘管是媒體的產物，依然彌足珍貴。但人們似乎尚未清楚意識到，是誰阻擋了國際社會抑制敘利亞殘酷的國內戰爭的努力？很弔詭的，造成戰禍日益擴大的「阻擋者」，正是今年才為「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年」舉辦大閱兵，展現它們作為世界舞台主角的存在感的兩個國家——俄羅斯與中國。

回到2012年8月3日，當時聯合國正在召開大會，針對要求敘利亞當局停止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追究相關責任的決議，開始進行表決。結果有133個國家贊成，12個國家反對，33個國家棄權。12個反對的國家中，除了敘利亞政府自己，最顯眼的就是俄羅斯與中國。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戰爭責任」議題上，這是兩個身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強權國家，該被釘上恥辱柱的一天。

中南海的聯合國代表在解釋中方的立場時，一如往常，再度操演著「不干涉內政」的修辭：「敘利亞的主權、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應得到尊重。敘利亞的前途命運應由敘利亞人民自主決定。」而且，針對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以安理會未就相關措施達成一致而「表示遺憾」，還特別強勢主張：聯合國安理會在審議敘利亞局勢上的權威（也就是，在安理會享有否決權的中國與俄羅斯的權威），「應得到維護」。

沒有人明白，敘利亞人民要如何在政府軍和親政府民兵的炮火下「自主決定」？就如同人們不明白，中國的人大與中國人民的「自主決定」，有什麼確實的關係？但顯然中南海相信，在政府的暴力脅迫下，人民才能做出「自主決定」。而也不難理解，沒有一個威權或者專政政權，會喜歡一個可以依據國際人權規範而進行「人道干預」的聯合國。僅僅是中俄兩國都愛好威權統治，鎮壓對自由與民主的追求，就足以讓這兩個帝國強權彼此建立起所謂的「負面的夥伴關係」。尤其是對尋求重建帝國榮耀的俄羅斯而言，作為晚發的東方帝國的中國，不論是就俄羅斯權力集團的國內利益或國際利益來說，都相較於西方國家是更適合攜手共進的「天然盟友」。

直言之，「敘利亞人道危機」遲遲無法獲得抑制，相當程度乃是由於俄羅斯與中國藉由聯合國安理會而部署帝國地政學策略所致。中國的外交與軍事幕僚沾沾自喜地說，中國與俄羅斯在處理敘利亞問題上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堅決、自始至終協同的立場」，攜手制衡了美國。天朝國師們津津樂道，「敘利亞危機創建了一個有利於俄羅斯的新世界秩序」；俄羅斯新發現的「遏制美國策略」，也是中國的「勝利」，讓中國學習到利用國際危機展示強權肌肉的「帝國經綸術」，讓中國對在中東與其他的世界舞台上扮演帝國角色有了更大的「制度自信」。

於是，為著保護和擴張兩個帝國自身的「帝國利益」，這兩個帝國強權就有諸多「帝國的理由」，來成為血腥屠殺政權「反和平」、「反人道」罪行在國際上的庇護者。而我們這個時代，似乎竟然沉淪到了無法指認再確實不過的「帝國主義」行徑的地步。或者，我們乃至該說——「不敢指認」？

有不少天朝主義評論家一直宣說，中南海繼承了華夏天下帝國自古以來的「王道帝國原理」，使得中國可以於國際政治上投射出正義的世界秩序，就此形成「超克（西方）現代性」、「超克資本主義式民族國家」的美麗新世界。如今我們看到的，卻只是一個國際社會上的「戰爭罪」的嫌疑共犯。而天朝主義學者沿街叫賣的「新天下主義」世界哲學，在實際意義上，既不會比日本京都學派在二戰期間為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構作的「皇道帝國形上學」更多，也不會更少；只是淪為帝國霸權遮羞布的姿態，更為粗鄙罷了。

正如一些台灣學者已經指出的：中國「不干預他國內政」的「頑固低音」，乃是對國際社會晚近發展出來的「保護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概念的否定。「保護責任」（R2P），無疑地用某種方式體現著德國學者哈伯瑪斯承接康德的「世界共和國」思維而建立的「全球憲政主義」理念，以國家政權是否善盡保障人權的義務為判準，來衡量政府統治的正當性；認為在特定國家政權破壞「國家保護人權的義務」的時候，國際社會就需要「揭穿主權國家的面紗」，基於普世性的人道主義立場而介入，並追究該國政權涉及「戰爭罪」的刑事罪行。

這種具有「世界主義」形式的「全球憲政」原理，強化著聯合國跨越國界來遏制國家暴力的「國際警察」角色，同時也強調任何國家政府，都不得以國際戰爭或國內戰爭來懸置保護人權的義務。在沒有受到帝國動機染著和強權帝國扭曲的前提下，我們可以說：這是以「世界主義的和平主義」（而非如同日本「和平憲法」和日本和平運動的「一國和平主義」）為立足點，來尋求一種同時保護普世人權與主權平等的國際秩序架構。然而，正是這種在發生侵害普世人權的緊急狀態時，賦予聯合國展開「國際干預」權力的「世界主義」立場，在敘利亞的「人道危機」上，卻持續受到中國與俄羅斯聯手以各自的「帝國的理由」而加以否決。

特別以中國反對「保護責任」的「帝國的理由」而言，在天朝主義的自我理解中，這種反對不但被認為是與美利堅帝國爭奪「普世價值」話語權的必要策略作為，同時，也是要防止國際社會基於普世人權的道德立場而「干預」中南海在「新疆」和「西藏」推行的「慢性種族滅絕」；此外，還是就中南海對台灣的武力脅迫和軍事侵略，營造符合帝國利益的「國際法理基礎」。

在這種「帝國的理由」的背後，當然是有著正義就在中國人手中，是「中華民族」可以佔有壟斷的「專屬財產」的天朝主義想像。從而，一個事實就因此隱晦了：關聯著國際戰爭法來說，在現行的聯合國體制下，中南海對外與對內使用武力，都不可能被安理會認定是侵略行為，或者涉及「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是此，以國際法的技術性語言來說，中南海的確可以宣稱中國不可能是「軍國主義國家」。甚至於，中南海的國際盟友，承認中南海宗主權的國家，或接受中南海的「政治庇護」的國家，例如敘利亞，也基於同樣的邏輯，而都不可能是「軍國主義國家」。

總結地說，對國際社會而言，一個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國體的「非常狀態國家」（exceptional state），居然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那麼，只要它還在這個位置上，國際社會就難逃「禮樂崩壞」的命運。

天朝主義者經常將當代的世界類比為「戰國時代」，需要「新天下主義」來進行普世拯救。但他們卻忽略了：先秦的知識份子在面對戰國情勢時，有籌謀以「大一統的世界帝國」來建構「帝國的和平」的法家與儒家，同時也有以「寡民小國」為本體而要求「無暴力的國際秩序」的老莊學派，和針對國際強權採取激烈反戰抗爭的墨家學派。彷彿屈原一般，我們必須學會傳述和思考一種追問：兩千多年以前的黃土平原上，為何「戰國時代」最終無法形成共和共在的「列國秩序」，而在「帝國和平」的誘惑下，在「無法照明未來，於黑暗中徬徨」的絕望下，淪為「帝國想像」的犧牲、俘虜和奴隸？

棲居帝國的邊緣，要想真誠款待已經在這個追問中跋涉了兩千年的往昔英靈，除了挪用本雅明的《歷史哲學論綱》來接引他們，可能沒有更好的辦法：「沒有一座文明的豐碑不同時也是野蠻暴力的實錄」；唯有一種反帝國的普世和平主義，才具有「一種追溯性的力量，能不斷地把統治者的每一場勝利——不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置之於疑問中」！